近日，作家、学者黄灯来到广州方所，与学者滕威、林峥一起围绕黄灯《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几部非虚构作品，聊了聊关于如何开启非虚构写作、关于家乡、关于隐匿人群中外表沉默但内心呼啸的大多数，共同看见他们的困境与希望。

作品分享会现场

黄灯：“二本学生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其实更是一种位置，一种心态”

谈及新书创作的缘起，黄灯与现场读者分享了整个过程中的感想及心态的变化等等。

黄灯表示：《大地上的亲人》书里所写那些事情，缘起跟我丈夫谈恋爱的时候，他就非常明确地跟我说，我们家很穷。我说，穷还能穷到什么程度呢？但我后来才明白贫穷的意思，我是跟他结婚好多年以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黄灯告诉记者：前几年的作品发表后，被别人批判说我在消费底层，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都不知道当一个作家去写底层的时候，他的内心有多难受。你们可以去尝试写一下自己最伤心的东西，写一下你最不忍心看到的那群人，去体验一下。所以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不写，他如果写他的家事，那就是把他的伤口再撕开一遍。很多悲剧性的东西，我们用文学手法把它表达出来以后，它就被对象化了，就成了一个艺术品。它如果没有出名还好，就是作者借这个东西把它抒发了。它一旦传播开，就变为了一个公共产品，变为公共产品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带着任何心境来审视。

左：非虚构作家、学者 黄灯

右：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滕威

滕威：黄灯的非虚构“三部曲”，呈现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

滕威表示：“从黄灯开始写《图景》那篇长文，到《大地上的亲人》，她已经讲到她丈夫家里的孩子们，他们很无望的一点就是很难再考出村，成为一个大学生。我记得她说他们家一个孩子考完大学以后，十八年再没有考出过大学生了。那个所谓考出来的大学生也不过是个二本学生，这个二本学生就考到她的学校了。她想在广州周边一个地方找一个不错的工作都非常难，这个难不仅在于她自己的二本学历，同时也在于，黄灯很坦诚地说，她跟她丈夫没有能力帮她找工作。”

滕威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黄灯所描写的乡村也好，普通大学生也好，她没有把他们浪漫化。怎么去把握这样一个分寸？就是在共情和痛惜中有一些批判性的审视，但这个审视首先是朝向自身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于写作者来说，除了上述这些议题之外，《大地上的亲人》绝不是简单的传记性的，或是随笔性的一种写作，它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性写作，也是一份思想笔记。所以黄灯说把它当论文，那当然是论文，它是一种知识生产。这个议题的思想性体现在哪里？这里面无数次出现。她对于比如说农村的凋敝，比如说城乡二元结构到底如何破局，比如说传统社会的家族结构、家庭结构、情感结构如何重建，是否需要重建？比如说今天所有社会关系的商品化，或者金融化、数码化、数字化，用很多细节性的呈现来提出这些问题。她可能没有给答案，因为没有人能给答案。但是能够观察到这些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已经是这个时代非常杰出、优秀和敏锐的写作者和批评者。所以我在上述这些意义和层面上，我是非常推崇和敬重黄灯这‘三部曲’的写作的。”

文学创作对谈：“最老土的现实主义，就是非虚构”

林峥：刚才谈到，黄老师这三本书都不是文学虚构作品，您其实更多是以一种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书写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来谈一谈？比如说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书写方式？这和虚构的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样来呈现乡村或者说底层？

黄灯：我为什么就喜欢非虚构呢？我以前也不知道。我在这里的话就要讲远一点，因为我不像林峥和滕威她们本科就读北大的，她们两个都是智商高，又很有思考能力。我读的岳阳大学，这个大学都没有了。我为什么写《我的二本学生》？因为我知道中国90%的二本大学都是由以前的专科合并而来的，我对它们的前世今生太了解了，因为我的学校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我1999年考到武汉大学去读研究生以后，总觉得我占了大便宜，觉得我偷偷摸摸进到好的大学读书去了，但你本质上就是一个专科生。我其实内心始终有这种身份的。

所以我是有了那段经历以后，再到一个精英大学去学习，去写论文。我在中大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偷偷摸摸写了一些所谓的思想随笔。2003年暑假还写了一本书，现在看起来那就是非虚构作品，当年没有这个概念。为了证明它的真实性，我在前言里面发誓一般地说：“如果我以后还创作的话，请你们相信我，我在用最老土的现实主义表达我的生活。”现在我印出来的书上面还有这些话。现在回过头想，最老土的现实主义不就是非虚构吗？也就是说我在读书过程中，林峥说我反省自己，我一直在怀疑自己。包括后来你们说我成名了，我也在怀疑自己。我觉得这是假象，没有别人想象的那样，其实都是一些很偶然的事件，无非是因为我把它表达出来了，有些东西可能就聚焦到了我身上。

人文学者应不应该发声？应该怎样发声？

滕威：我跟黄灯的经历完全不同。我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天，除了短暂地到农村去民宿住一宿。我都没有什么家族，我们家人特别少，也没有什么乡愁，没有什么亲情。可我为什么仍然在她的书中获得很充裕的情感共鸣？人文学者应不应该发声？应该怎样发声？

黄灯：其实这个问题还没讲清楚，就是写这两本书的目的。后面的写作和《大地上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哪里呢？

我在《大地上的亲人》里写有“打工记”，有不同的阶段。我的叔叔、哥哥他们是第一代打工的人，他们的孩子是第二代打工的人，然后再到第三代，就“90后”那一波。其实我当时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在写《大地上的亲人》的时候，写了那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打工。说到底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内心最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怎么办？那些比我小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办？我丈夫跟我说家里情况的时候，我说，现在有可能你的侄子和侄女都过不上你哥哥那样的生活，因为你哥哥还有你们妈妈爸爸来帮他。他们那个时候电子产品没那么流行，他还能够过一点这样的生活。但等到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哥哥的孙子再长大的话，那个时候怎么办？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我和我丈夫毫无办法。我们能帮什么忙？什么忙都帮不上。如果他们真的很会读书，要读研究生了，我好歹还可能认识一些人，跟他们推荐一下。你说你找不到工作，我又不认识很多工厂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去具体办成这些事情。个人在整个家庭结构里面有时候也蛮尴尬的，你又不能借钱给他们，帮他们建个房子，又不能帮他们解决工作问题。但你又明明知道他们的生活会滑向哪里，那种煎熬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图书简介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作者：黄灯

译林出版社

本书是非虚构领军作家、学者黄灯的代表作之一。继《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全国范围内大讨论之后，作者黄灯历时一年，爬梳整理20年来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思考，聚焦3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追踪50位身边亲人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切近温度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完成《大地上的亲人》一书。书中的他们面目不再模糊，而是“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枝末节中推进人生”，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起起伏伏，充满活力又潜藏隐忧。

身为亲人的黄灯，以文字重建与他们的精神联系，带给读者启发与深思。在时空的错落中，黄灯关注到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村落命运。在时代的裂变中，大地上的亲人们承受着个体与整体共生的命运。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是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的群体在默默承受。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通讯员焦亚坤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通讯员焦亚坤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