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王晓云

黄：黄景仁

丨对于妻子，我觉得非常内疚

王：这个专栏叫“我和西瓜园”，作为广州日报人，西瓜园是您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充满了青春和回忆。您觉得，西瓜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西瓜园就是我的风水宝地！我在这里披星戴月耕耘过无数的夜晚与白天，在夜编室“蹲守”了大半个职业生涯。我在看似平凡无名的“夜猫子”岗位上，和我并肩工作的同仁们一起，“享受”先知天下事的“特权”，“享受”在无数的报纸方寸间见证我们国家和城市飞速发展的快乐，“享受”亲历广州日报振翅腾飞的荣光。我也是在“西瓜园”这个广州日报的大院里，成为一个真正的新闻战士。

26岁时的黄景仁，时为南方日报社编辑。

王：您1953年分配到南方日报时事部做编辑，1973年调到佛山报社做编辑，1975年来到广州日报做编辑……一直到您升任广州日报副总编辑，像您这样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一路在编辑岗位上成长起来的老报人是不是很少？连续40多年的昼伏夜出有没有影响到您的家庭生活和身体健康？

黄：我没有做精准的统计。和我一样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从事新闻行业的老报人确实不多。但长年累月在编辑岗位上一直坚持的也大有其人，像首届韬奋奖的10个获奖者，大多都是长期坚持战斗在编辑岗位的优秀新闻人，大部分是20多年的，我当时已工作了将近40年。

连续40多年的夜班，其实白天也是要开会和学习的，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少。和妻子菊芳有事商量，很多时候都要留纸条。儿女有病，也是妻子一人独自带小孩看病。这让我觉得非常内疚。菊芳当年也很好强，在医院是先进工作者，里里外外一人操持，忙忙碌碌。女儿后来跟我说，她打小的记忆里，就没有父亲辅导姐弟做功课的场景，也没有我带他们姐弟一起看电影、逛公园、下餐馆的印象。

我的身体很能熬，平时只顾着上班编稿，也没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发出的信号，小病小痛都不放在眼里。有几次是确实熬坏了，一次是阑尾炎、一次肾结石、一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病症初发作的时候我都没上心，都在坚持上班，都是病至最后关头被同事或家人发现送医院急救的。也许是我从心理上从来没有厌倦过这份工作吧，我的健康状况一直还算过得去。

情系西瓜园，黄景仁在《广州日报》创刊号前留影。

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

王：您曾经说过编辑是“无名英雄”，编辑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么做“无名英雄”的成就感在何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趣味性又在何处？

黄：当年为首届韬奋新闻奖揭晓而在《新闻出版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升起无名英雄的星座》，我觉得能很好地体现编辑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和成就感，在现在看来依然是这样的：

在新闻这台运转着的机器中，编辑又处于一种独特的、前沿的、举足轻重的位置，是新闻传媒的设计和枢纽，他在信息和知识的海洋中担负着判断、洞察、指挥乃至导航的重任。这就赋予编辑比别人多得多的辛劳，也赋予他们比别人多得多的责任与荣耀！我觉得这个概括就很有成就感和“趣味性”。

王：您的行业成就可算编辑业界的“天花板”，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有没有鉴别标准？

黄：要办好党报，千条万条，归总两条，一是牢记自己的“喉舌作用”，这是党报的基本属性，一是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这是办报人员的根本宗旨，两者不可缺一。

一个好的新闻人，要能够把握好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遵守宣传纪律、恪守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要敬业乐业、勤奋工作，积极投身新闻改革，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我认为这些都是基本的态度。而编辑工作是一门再创造的艺术,一个优秀的编辑不仅是“守门员”也是“创作员”，需要准确稳健、胆大心细、刚柔并济，对待稿件需要精雕细刻。

丨没做过记者，是我的遗憾

王：您是学文学出身，对于用自己的笔去写人间的故事应该是有向往的，没有做过记者有没有对您的新闻事业造成缺憾？

黄：有！43年一直都是做编辑工作，没做过记者，这是我从业生涯中最遗憾的事情。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最好有在基层做数年记者的经历，这样对基层更了解，视野更开阔，与记者沟通更到位，策划的报道专题和编辑的版面会更好看。

丨办好一版，两次国际新闻上头版头条

王：不同时代的党报头版各有特色。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新闻不上头版头条”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1987年12月9日和1988年8月21日的《广州日报》都用国际新闻做了头版头条，在业内评价很高。后来我们对比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就会发现您当时的判断十分准确。这需要胆识，需要魄力，更需要敏锐的新闻嗅觉和政治洞察力。

黄：其实“破例”是蓄谋已久的。之前有一年，我去沈阳，参加一版（头版）编辑工作研讨会，当时会上已有普遍反映，读者看的报纸四个版，往往由第四版看起，看第一版，则往往由下半栏看起。为何？值得深思。怎样把一版办成真正的要闻版？当时我是主管一版的编委，回来后就一直考虑怎样改变这种现状，冲破国际新闻不能上头版头条的惯例，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这就有一个问题要考量了。我们做新闻，既要讲新闻价值，又要讲宣传价值，要将两者统一起来。选好时机非常重要，当国际新闻有重大的新闻价值，又有一定的宣传价值时，才符合办党报的原则。把握这个原则，能杜绝“不良后果”。

1987年12月8日我值班，当晚的一版已经签印，半夜里传来了《苏美签署销毁中导条约》的消息，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重大新闻，而且我国政府也支持这一条约的签订——这两者，新闻价值和宣传责任是高度统一的！当晚的头版头条，改成了《苏美签署销毁中导条约》，成为打破国际新闻不上头版头条惯例的第一次尝试。

第二次把国际新闻放在一版头条（1988年8月20日晚），是两伊战争正式停火，这也是一件世界大事，我国政府也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工作。这又是有重大的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新闻事件。

不是说所有重大国际新闻都可以放一版头条的，对于一些虽有重大新闻价值但没有宣传价值，突出处理会引起负面效应的新闻，我们的处理则是十分慎重的。

1988年底，报社负责人谢烽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介绍了这两次做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后来人民日报社的内部刊物《编采业务》介绍了这两次做法，过了很久之后，其他地方报纸才慢慢开始这样做。

广州日报搬离西瓜园前最后一晚，邀请黄景仁等老报人来到夜编中心，怀抱西瓜者为黄景仁。

丨扩版扩容，编委会做好了集体辞职的准备

王：今天，由于信息承载和传播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的版数很多都在萎缩。然而，《广州日报》1987年的扩版在新闻史上仍旧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全国首家每天出八版的地方报纸，带动了全国报业的扩版潮。请您详细谈谈这次扩版。

黄：确实,说扩版不能不说1987年《广州日报》从四版改为八版的第一次扩版，难度最大风险也最大，可以说每一招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主持扩版工作的是当时的总编辑黄永湛，我作为一个主持编辑一线工作的副总编辑，协助黄永湛同志参与实施四版扩八版这个决策。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广州的机关干部上班看《广州日报》，下班回家看《羊城晚报》。要让《广州日报》进入读者的家庭，是我们要做的”功课”。在一次采编扩大会议上，一些同事就提出来了，如果将四版改成八版，扩充内容，是不是能争取到更多读者。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对的。当时逢周六周日我们已经出八版，这两天的报纸都特别好卖，所以黄永湛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是极力主张扩版的。

我和他说，扩版主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是，我们的编辑力量能否将八个版的内容搞好？我说我们的现有的采编队伍人员素质过硬，完全没问题；第二是，广告是否跟得上？这个请经理部去调查，因为当时报纸靠广告吃饭；第三考虑的是报纸扩版之后，需要提价一倍才可抵消用纸的成本（那时候《广州日报》还没有实力做到扩版不提价），提价会不会造成发行量大幅度下降？这三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黄永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要我设计报纸的采编内容总体布局方案，准备试版。我对于第三条的看法是，只要报纸内容充实了，发行量就能上去。黄永湛也决心很大，下定决心，允许初期发行量掉一掉，充实内容后，等它再升。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省市领导对我们的先行扩版意见不一，有的赞成，也有“室雅何需大”的声音。我们在争取领导同意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编委们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扩版失败，发行量长期上不去，编委会就集体辞职。

从1987年1月1日起，广州日报正式日出八版，是全国第一家每天八版的地方报纸。在改版后第一天的报纸上，总编辑黄永湛同志撰写的《致读者》中，鲜明的提出——广州日报要办成一张开放型、多功能的报纸！

结果证实，扩版后的《广州日报》实践着新的定位要求，不仅使报道具有指导性思想性，而且有社会性群众性服务性，《广州日报》走入市民家庭，反响很好。《广州日报》扩版提价后发行量先抑后扬逐步上升，到后来反超从前。而扩版这件事，当年也被广大市民评为1987年广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后来《广州日报》多次扩版，走出了一条报业发展的良性道路。

丨荣誉属于这个强大而富于创造的集体

王：1993年，您60岁的时候，获得首届“韬奋新闻奖”，这是新闻编辑所能获得的最高奖项。您觉得自己获奖的原因是什么？同批获奖者有没有什么共性？

黄：我何其有幸，在专心致志做“夜猫子”的第40个年头，能代表报社，赴京捧回首届韬奋新闻奖的奖杯！我从未想过，我这样一个长期值夜的普通编辑、一个在报纸上甚至连名字都不起眼的报人，有一天会成为西瓜园夜空里发亮的“明星”！

我觉得自己获奖的原因，除了长年累月一如既往练就的坚守、担当、创新、专业的报人精神，更多要归功于广州日报改革开放这些年取得的斐然成就！我从心眼里感谢报社同仁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派我代表报社去领取这一新闻界的最高荣誉。荣誉属于广州日报这个强大而富于创造的集体，如果不是全体同事的努力，使《广州日报》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在全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全国报业瞩目的“明星”，我不会得到这个奖项。

当年我赴京领奖，没有太大的举动，当天还是算好日期换好值班的人我才安心赴京的。

广州日报同事们欢送全国劳动模范黄景仁去京领奖。温植洪摄

首届韬奋新闻奖的评选非常认真严谨，历时半年多，来自全国六家中央新闻机构、四家地方新闻机构的十人获此殊荣。当年韬奋新闻奖的评委会主任、《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曾透露，在评委评选中有一条不成文原则，就是少评那些老总级的领导，多评一些一线的编辑和通联工作者。我自然是属于“少评”范围的。只是最后的评选结果，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仁票数相同并列第一，我是票数第二获此殊荣。“认识的评上不见得就不公正，但不认识的能评上就证明更公正。”李庄曾如此风趣地表态。

“夜间，有很多星星”。其实在首届韬奋奖的10名获奖者中，有不少人的经历和我是相似的。他们都在平凡而又高强度的编辑岗位上染白了双鬓，添满了皱纹，在无数日夜颠倒的日子里,度过了大好青春,牺牲了个人爱好；他们在岁月的风风雨雨中沿着前辈邹韬奋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成千上万个夜晚奉献给了新闻事业，并将枯燥的编辑工作变得更富创造力和活力。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共同故事。

黄景仁获韬奋奖。

丨竹有清风笔有深功

王：我们知道，一位优秀编辑的看家本领就是一眼能从稿件中看出新闻点，找出新闻事件的“神”和“骨”。您后来师从名师学国画，也是专攻画竹，会让人联想到这种编辑的精神。请谈谈您画竹的初衷和后来的收获。

黄：树木生长看年轮，竹子生长看竹节。我喜欢竹，也把自己从事了大半辈子的新闻事业缩影为竹子，给自己的第一部新闻作品集起名为《竹节年华》。我本来就喜欢书画，在书画界也有许多朋友，但由于工作忙，一直未有动笔。1994年春天，我去拜访黎雄才先生，他鼓励我：景仁画画梅兰竹菊吧，一来可以健身，二来可以怡情。我开始拿起画笔，师从画竹名家王立专功画竹。为什么我只画竹？是因为竹的形态美、品格高、傲雪凌霜、天天向上。此后的近30年，我专心画竹并略有成就，得到启功先生“竹有清风笔有深功”的评价，作品也曾在《人民日报》、《中华传统文化名家大典》等60多家报刊发表，也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访谈及电视片制作，获得过文化部设立的专业艺术最高奖“文华奖”。

画画陶冶性情就不用说了，也是我退休后一条联系人群、服务社会、愉悦身心的新路。我做广州日报关工委第二主任，经常和第一主任谢烽（广州日报原代总编辑）、副主任于小丹一起，组织参加扶贫、助学等书画义卖活动。10多年来，报社关工委组织了数次书画义卖活动，筹得善款200多万元，资助了从化、增城、白云区马洞小学等数千名贫困学生，资助增城墩头坳小学建教学楼、从化鞍山小学买电脑等。一支画笔，让我感觉自己还很有用。

丨一生专注于编报和画竹

王：您如今已是鲐背之年，回看过往，您觉得自己一生最宝贵的品质为何？

黄：是简单、真诚、坚持吧!

我的人生主要走了三步：第一步是20岁前，在战火的动荡辗转中完成学业；第二步是20岁参加工作，到63岁从编报岗位上退下来，无怨无悔专心致志做了43年编报纸的“夜猫子”；第三步63岁到现在逾20多年,专心画竹,颐养天年。后面两步因为分别专注做一件事情，步子迈得比较深比较远。

晚年专心画竹。

丨媒体总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

王：您对后辈有什么期待或忠告？

黄：现在媒体的呈现方式不断在变，但总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我期望我们的报人，依然讲真话，扬正气，伐邪恶，做善事。当然了，讲真话也需要掌握分寸。

耄耋之年，子孙承欢膝下。

王：您有没有什么养生秘诀？听说您现在每天也都还闲不下来，手头总有些事情在做，未来几年您有没有什么规划？

黄：我一向喜静，我坚持看报、看画、看微信、看电视、动笔写写感想、关注他人成就……这些让我每天过得很充实，不至于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乐观、简单、相信、不抱怨……这些也许就是我的养生秘诀和幸福缘由吧。最近我在很努力地编写一本我爱妻的画册专辑，以纪念上了天堂的她。未来，我很期待和子孙们共同举办的画展。
*个体叙事·个人记忆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晓云
黄颖怡（黄景仁之女）对文字整理做出很大贡献

图片提供/黄颖怡（除署名外）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