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贺一

编辑 | 苏米

当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时，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名字才开始真正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像人们戏称的那样，美国副总统的价值往往只有在总统无法履行职责时才会显现。

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哈里斯的形象是一块可以锦上添花的“招牌”。她是女性，是非裔、南亚裔美国人，她看上去充满活力。当潜在选民看向哈里斯时，即便他们不了解她，他们也会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拜登也清楚这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他在2019年民主党内初选时被哈里斯的提问搞得下不来台，仍在成功当选总统后选择了哈里斯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但在美国，没有哪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会以成为美国副总统为政治目标。况且对于哈里斯来说，做副总统这份工作也有些过于拘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都被拜登排除在关键议程之外。

但在成为副总统之前，她是雷厉风行的明星检察官，是参议院的进步斗士。以至于在哈里斯当了副总统后，很多熟悉她的人都在说，那个辩护人“卡马拉”去哪了？那个“愚蠢的反对者”卡马拉在哪里？

但在哈里斯眼中，那个“她”，一直没有变过。只是站在拜登身边时，她需要“自我收敛”。直到不能看上去真的在为竞选总统做准备的她，在最后关头挺身而出。

现已得到美国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支持的哈里斯，将要踏上一段新的征程。当她需要独当一面时，也许不少人会开始在心中犯嘀咕——美国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迎来一位有色人种女总统。当然，更让人好奇的是，她是否能成为那个可以真正向特朗普发起挑战的人。

在自家居住的公寓大楼前，13岁的哈里斯带领妹妹玛雅发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示威活动——要求取消禁止孩子在公寓大楼前草坪上玩耍的政策。

通过联合其他居民，她们最终成功改变了公寓管理层的决定。

这样勇于抗争的性格，也许来源于哈里斯父母的基因，但更可能受益于她母亲沙马拉·戈帕兰的良好教育。

哈里斯的父母都是移民。她的母亲沙马拉·戈帕兰是印度癌症研究员，也是一名民权斗士；

她的父亲则是来自牙买加的经济学家唐纳德·哈里斯，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学院担任荣誉教授。

两人的结合有着时代的影子。当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的高峰期，他们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在一次发生正在学校活动室的抗议活动上，正在激情澎湃发表演讲的唐纳德·哈里斯吸引了戈帕兰的注意。

这种激情，也启蒙了儿时的哈里斯。那时，他们经常带着她参与抗议游行，用哈里斯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她是“在婴儿车上观看民权运动”。

只是，哈里斯父母的这段婚姻持续得并不长久，他们在哈里斯七岁的时候决定离婚。在这之后，戈帕兰便开始独自一人养育哈里斯与玛雅姐妹两人。

但即便孩子的父亲不再陪伴在身边，戈帕兰也一直保证哈里斯和她的妹妹能够自豪地认同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作为一位印度裔女性，她接受了哈里斯出生地奥克兰的黑人文化，并确保两个孩子既去黑人浸信会教堂也去印度教寺庙。

 “我的母亲非常清楚她正在抚养两个黑人女儿......她知道她的第二故乡会将玛雅和我视为黑人女孩，她决心确保我们成长为自信、自豪的黑人女性”， 哈里斯曾在她的回忆录《我们所持有的真相：美国之旅》中这样写到。

在一个移民国家，与自己血脉根植的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连接，是重要的力量来源。也许这也是为何戈帕兰为哈里斯取名卡马拉（Kamala）——意为“莲花”，也是印度教女神拉克什米（Lakshmi）的另一个名字。“一个崇拜女神的文化会培养出坚强的女性”，这是戈帕兰赋予自己孩子的美好祝福。

在汹涌的社会思潮刚袭来时，一位单身黑人母亲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如此丰沛的精神庇护并不容易。要知道，哈里斯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她所在的学校千橡树小学才刚进入种族融合的第二年。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都要从主要是黑人、工薪阶层的社区乘车到位于富裕白人区的学校上学。

但这种根植于自己种族与文化中的成长经历，也让哈里斯更明白自己前进的方向——为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和被忽视的受害者发声。

在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成功获得法律学位后，哈里斯在阿拉米达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那里，她专注于起诉儿童性侵犯案件。

在美国做检察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的家人们在最开始也不太看好她的职业选择——在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往往遭受更严苛的对待。

但哈里斯有着自己的想法——系统性的改变必须要从内部开始。只是，当人顺着权力的阶梯往上走时，这段旅程的底色从来不仅仅是黑白两种颜色。

在哈里斯成为美国副总统之前，她当了28年的检察官，4年的参议员。从县级、市级检察官，到州级检察总长，再到参议院议员，关于她的争议与讨论，远比坐在拜登旁边的位置上的来得多。

一方面，是她不断打破的新纪录。2003年，她当选为旧金山市地方检察官成为旧金山市历史上首位女性和非裔美国地方检察官；2010年，哈里斯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位的非裔美国人和女性；2016年，她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当选参议员的非裔美国女性。

在相当程度上讲，她一直是一位开拓者。

另一方面，是她难以被定义的行事风格。在更多时候，哈里斯看上去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自由派和进步派，但她的检察官记录却夹杂了不少其他成分。

“与其说是检察官，其实更像一名警察”，对哈里斯检察官生涯持批评态度的人，往往会这样说。

说到警察的社会声誉，往往比检察官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当人们把“更像警察”作为一种批评时，他们更多地是讲这些人对权威的不容置喙，对权力边界的暧昧态度。

这一点，在哈里斯在旧金山担任检察官时尤为明显。在她担任地区检察官的前三年里，旧金山的定罪率从52%上升到67%。

她不光加大了对公共饮酒、乞讨和涂鸦等轻罪的打击力度，还在2010年公开支持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该法案规定如果父母的孩子一年内无正当理由缺课超过10%，父母将被定为轻罪，可被处以最高2000美元罚款，或最多一年监禁，或两者兼施。

不用多费心，人们便能猜到这些举措对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家庭造成了多么不成比例的影响。

更大的丑闻是，当一名技术员从检察官的犯罪实验室偷走了可卡因并处理不当证据时，哈里斯试图对此保密且未能通知辩护律师。在法庭，她没有承认实验室的腐败，而是回击并指责法官有偏见，这导致约一千个毒品相关案件被撤销。

这些举措确实和“进步”二字扯不上联系，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哈里斯在做这些事的同时也在努力践行她最初的承诺。

在担任旧金山市地方检察官期间，哈里斯重新定位了针对青少年卖淫的执法方式——将女孩视为受害者而非卖淫罪犯。她还主张通过提供康复和支持服务，帮助这些女孩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此外，她公开支持同性婚姻，并在2013年加州恢复同性婚姻合法化后，亲自主持了同性婚姻的仪式。在后来进入参议院后，推进LGBTQ+ 社区的权益也一直是她努力的方向。

在她担任总检察长期间，她创建了“开放司法” （Open Justice）在线平台，使刑事司法数据向公众开放。该数据库通过收集警方拘留期间的死亡和受伤人数信息，有效提高了警方的问责性。

可以说，哈里斯这二十多年的检察官生涯，难以用“左还是右”“好还是坏”来评判。当作为地方检察官的哈里斯身为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时，是更多的追求社会正义，还是在上级压力下专注于提高案子的定罪率，对她来说，永远是走一块跷跷板。

当然，当她希望成为这个系统最高层级的管理者时，这一难度系数更会直线上升，因为每位总检察长都要为国家权力和警察特权而战，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人们也许可以理解哈里斯的难处。但这种理解不是一种不讲究原则的谅解或是宽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当哈里斯有机会走到更高的位置上时，她将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如何向公众阐明自己个人价值观与日常工作之间的冲突。

在进入参议院，乃至后来参与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竞选，哈里斯一直试图让选民看到自己的“身不由己”，或是尽量降低过去具体工作经历的存在感，但这种避重就轻，尝试让所有人满意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失责。将要冲击总统之位的哈里斯，也许需要尽快找到那个阐释自己故事的新方式。

毕竟，做总统要面对的身不由己，比当检察官要多得多。

对于哈里斯来说，当副总统的经历也许是一次重要转折——这一职位让她卡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但它带来了看问题的新角度。

尽管哈里斯在多个政策领域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意愿，但她在任期内未能实现任何显著成果。这一表现让她备受批评，但就像佩洛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的那样，“人们总问为什么哈里斯不做这个，或不做那个，因为她是副总统，就像这个头衔表明的那样——不需要做这么多”。

虽然这让人感到无奈，但却是一种职责。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但这些声音让哈里斯有所改变。

“我看到的是一个厌倦了试图取悦所有人的黑人女性，她只是说，‘去他的，我不会让每个人都满意，我只需要做我自己’。当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拉蓬扎·巴特勒分享自己在老朋友哈里斯身上看到的新变化时，她这样说道。

什么是做自己，也许是在这个有些透明的位置上专心做热爱的事情。作为拜登的副手，哈里斯被安排负责与女性选民、有色人种选民、年轻选民以及关心枪支改革的选民进行充分接触，这是她的拿手好戏。

在这其中，哈里斯又最为擅长捍卫女性的生育权。这也让她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直接成为拜登政府在生殖公正问题上的首席大使。而拜登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不愿意提及“堕胎”这个词。

在这一案件判决草案泄露的第二天晚上，哈里斯在艾米丽名单组织的晚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们怎么敢这样做？” 哈里斯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望向在场的人，“他们怎么敢对一个女人的身体指手画脚？”

这一场景，也许会让一些人想到2018年哈里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确认听证会上的表现。“你是否认为有任何法律可以赋予政府权力决定一个男人做什么是合适的，关于他的身体”，在整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哈里斯将这一问题抛向了这个在诸多涉及个人自由和生殖权利的案件中持保守态度的法官。

而卡瓦诺对此问题含糊其辞的回答，也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他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所持立场的质疑。

可以说这样雷厉风行的检察官性格，成就了哈里斯的高光时刻。

与此同时，当哈里斯有机会走出华盛顿时，她也越来越感受到了一种自在。“我想和人们在一起，我想倾听他们的声音，我正在做更多这样的事情，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在2024年开启多布斯案周年纪念之旅后，哈里斯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真实性对选民来说非常重要，人们必须知道他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你”，美国智库“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主席帕特里克·加斯帕德这样说道。他一直是哈里斯坚定的支持者，两人在为奥巴马工作时结识。

在今天，真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成为总统，不需要讨好所有人，只需要给出明确的竞选理由与完整的竞选纲领。对于哈里斯来说，如果她能以更坦荡的态度面对自己做检察官时的经历，也许会成为她迎战特朗普的重要资产，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并不光彩的诸多记录。

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是一个残忍的敌人。自拜登在全国辩论表现不佳后，特朗普便一直在抨击哈里斯，还将哈里斯称为“大笑卡玛拉”（Laffin' Kamala）。

给竞争对手起外号，是他特有的一种羞辱方式，他也一直懂如何稳准狠地攻击一位女性的公众形象。

关于哈里斯的大笑，早在多年前就被剪辑进各类恶搞视频，并得到快速传播。在一定语境下，一个女人如果在公共场合笑的太“夸张”，代表着她不懂如何做好她的工作，而特朗普并不介意对这种偏见再推波助澜一把。

但很可能会让特朗普感到遗憾的是，哈里斯并不是他口中可以随意捏造的一个“神经质黑人女人”。她确实需要尽快敲定合适的竞选搭档来平衡自己的劣势，需要有更明确和一致的政策立场，但目前来看，她的势头不错。

根据7月24日路透社和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哈里斯还领先了特朗普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虽然其他机构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支持率上领先于哈里斯，但这种领先也在逐渐缩小。

这或许像很多专业分析说的那样，很可能只是一种短期效应，但人们无法否认，时代的风已转向哈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