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尹立青

编辑 | 吴擎

“我们存在于此，无论何时何地，皆为众生。众生之行，引发觉悟之链，觉悟的终点，皆是新生的起点。”

这是电影《默杀》中的一段话。在这部集校园霸凌、家庭暴力、性侵儿童、偷窥偷拍、残障歧视等种种社会问题于一身的电影里，这段话只闪现过几次，却是划开影片层层惨剧，窥见其下因果的关键。

电影通过血腥、‌暴力和惊悚元素调动观众情绪，再安排因果罪罚，‌至此，电影的主题的逐渐浮现——“集体的沉默是可以杀人的”。

导演柯汶利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他上大学时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个妈妈下班后见女儿一直没回家，楼栋的监控却显示孩子已经回到自家大楼里了，妈妈挨家挨户去问邻居，最后在一个男人的床底发现了死去的女儿。

这件事发生后引起轰动。记者去采访时得知，杀人时，楼里的邻居都有听到动静，却因为觉得是别人的家务事而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那位妈妈。

这样的沉默，贯穿整部影片，织成因果。对于集体性沉默的展现和剖析，直指社会的痼疾——人们因何沉默？沉默酿成何果？

不会说话的小彤长期遭受校园欺凌，又一次触目惊心的侮辱之后，四名霸凌者却在几天内接连死于重锤之下。

恰在此时，小彤失踪，母亲李涵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牵扯出一系列案件。

难以脱罪的众人逐一浮出水面，宗宗藏污纳垢的旧事‌被揭起，另一个校园霸凌受害者惠君的坠亡真相也随之揭开。

在《默杀》的众多元素中，校园霸凌是着墨最多、展开最全的，也是贯穿整部影片的线索。

一场完整的欺凌由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组成。对校园欺凌的剖析，也往往从这三类人群出发。周冬雨和易烊千玺主演的《少年的你》,就以施害者的家庭背景及其形成过程为主要展现对象。

相比之下，《默杀》对于施害者的描绘很少，几个施害者的家庭、性格、故事均未展开，她们似乎只是面目模糊地代表“恶”。电影真正的着眼点在于旁观者的沉默，通过旁观者与受害者的身份转变，在观众心里敲响对于沉默的警钟。

电影开场五分钟，就出现了令人发指的欺凌情节，以及旁观者的第一次沉默。

受害者小彤被霸凌者用胶水贴在墙上，双臂张开，头发平铺、粘在两侧，形成一种诡异的感觉，如耶稣受难。听见响动的同学循声找来，保安也随后出现，可是面对校长女儿安琪的威胁恐吓，他们都选择了沉默离开。

电影主视角此刻随着小彤的眼睛游移，看着众人来了又走，宛如希望亮了又灭。

电影的第一重沉默，指向权力的压迫。这是一种由“不敢”发声而产生的沉默，是校长利用权力包庇女儿、压制弱者所致。

这与电影后半部分的一个情节异曲同工：

另一个被霸凌的女孩惠君死后，她的爸爸林在福为申冤而奔走呼号，却在大门紧锁的警察局局长办公室门外，看见校长坐在里面，那是权力的交媾，天然形成一道铁幕，将凡人隔绝在外。

来自上位者压迫的被动沉默，仅凭个体力量难以更改，需要来自制度透明、法律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管的系统性抗衡。因此电影并不对各人的恐惧进行苛责，而是更多地展现沉默中“不想”的成分，即电影的第二重沉默——人性的冷漠。

除了害怕以外，人们不愿施以援手的原因还有一项：事不关己。各人自扫门前雪，集体的冷漠积少成多，形成的沉默笼盖四野，到最后人与人之间形同孤岛，每个人遭遇不幸时，便会共享同一种绝望。

如果暴行发生时，一味沉默退缩，当时或许不会有任何后果，就像李涵拽着女儿小彤离开天台，阻止她去救被霸凌的朋友惠君。

只是，那一刻，惠君眼里的光黯淡下去。

这样的眼神变化，在后来小彤被粘在墙上，看着同学们离开的背影时，同样出现在小彤的眼睛里。

施害者、受害者、旁观者、局中人的身份不断转换，每个人都面临着各自的罪与罚。

“沉默”是“众生之行”，等到痛苦降临在自己身上的那一刻，方“引发觉悟之链”。

个体的沉默堆叠成集体的沉默，旁观者的不反抗加深受害者的绝望。集体沉默的后果就是泛滥的恶和普遍的受罚。受罚以后，才开始“觉悟”。

众人沉默之际，只觉得自己是合理自保，受害者的苦痛与己无关，可是事实就如王传君饰演的角色林在福说的那句话：“我们都是罪人。”

面对铺天盖地的沉默，公理、正义荡然无存，法制形同虚设，就在弱者无边的恐惧与绝望催生出汹涌的恨意之际，电影给出的答案是：以暴制暴。

电影让王传君饰演的父亲在两个雨夜提着一柄榔头先后敲死四名霸凌的女学生，让被养父侵害的小女孩一把剪刀戳死罪人。

以暴制暴自然不能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在电影里，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愤怒情绪的外显。

若暂且搁置关于本片暴力元素使用的争议，那么电影真正的的答案，其实是“反抗”。

小彤本身就代表着愤怒与反抗。

幼年时一剪刀戳死施虐的继父，惠君受欺凌时第一时间抄起剪刀准备上前反抗，在惠君死后和林在福、吴望联手，为朋友复仇，不会说话的小彤，一直在打破沉默。

林在福也代表坚决的反抗立场。

影片有一处细节，体现了两种观念的碰撞：慈善会有一个坏掉的冰柜，方老师说还能修，林在福说“坏了就是坏了”。 

与方老师的宽恕、救赎观念相比，林在福坚信恶人应有恶报，不应原谅，必须反抗。这解释了他击杀四名女学生的动机和逻辑，而他也为自己的杀戮付出代价，被逮捕后，在楼顶天台上，他向后仰倒，一群白鸽扑棱棱飞起。这时，镜头换为仰拍视角，实则落在地上的男人在画面里背部朝下落入了水中，同样以双臂张开的姿态，像耶稣赎了人类的罪。

《默杀》自上映以来，评论渐趋两极分化，肯定的声音称赞其对沉默的剖析发人深省，反感的观众则主要责备电影元素过满，涉及的社会议题太多；并且，血腥暴力的镜头引起生理不适，对罪恶的表现倾向于猎奇化。

的确，与柯汶利导演的另一部更为成熟的电影《误杀》相比，《默杀》对罪恶与反抗的处理相当稚嫩。《误杀》中肖央饰演的父亲是弱者与强权相抗；《默杀》却是挥起锤子向少女。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原型案件中，被害人的母亲在即将宣判时阻止，并说：“他死了，然后呢？”

在一起精神病无差别杀人案件中，他死了，然后呢？这样的事为何发生？我们生活的地方，哪里出了问题？判死一个就结束了吗？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如何预防？怎样避免？

《默杀》用一把锤子将霸凌的女学生统统敲死，似乎实现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但事实上，四个霸凌者只是表面，她们的背后，恶的形成机制到底如何？

在人们的生活中，暴力行为怎样滋生，集体沉默又怎样促使它怎样蔓延？

1964年的一个凌晨，住在纽约皇后区邱园的酒馆女经理基蒂·吉诺维斯下班后，快要走到家门口时，遭到了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基蒂大喊救命。但在案发的35分钟内，有38个邻居听到了被害者的呼救声，却没有一个人前去救援，也没有人及时打电话报警。最后终于有一人报警时，基蒂已经死于非命。

案件当时震动全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邻居的反应叫作“旁观者效应”，即现场旁观者的数量增加时，个体就会更加小心地评估自己的行为，从他人的反应中寻找自己行为的线索和依据，最终出于从众心理和责任扩散效应，浑浑噩噩，为虎作伥。

值得注意的是，在袭击行为持续过程中，曾有一个邻居在窗口后大声警告歹徒“放开这个女孩”，并且起到了震慑效果——歹徒转身逃跑。

但不久后他又折返，补上了致命一刀。在警察审问的过程中，凶手表示，他当时预感没有人会出来干预。

社会的集体沉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见义勇为反惹祸上身，严重时波及生命的例子一次次消解着朴素的善意，让我们生活的社会变成冷酷的丛林。

学校也是一个个丛林。

尚未成熟的心智，最能催化出直截了当的恶意。旁观者广泛又懵懂的胆怯和从众更是暴力最好的温床。青少年处于三观尚未形成的阶段，在这种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微小的坏事都是对世界包容尺度的试探。

对于三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来说，恶意的萌芽不被发现和制止，就会生长成参天大树。言语谩骂不被制止，就可能进展为扇耳光；扇耳光不被制止，就可能进展为揪头发；揪头发不被制止，就可能进展为殴打和其他更严重的行为……

一切恶行都没有带来什么后果的时候，甚至可能导向杀人。就如今年3月河北邯郸的那一抔土，三个不满14岁的凶手，惨死的少年。

暴力行为发生时，出于恐惧，人们往往会把施暴者设想得过于强大，但其实很多时候，施暴者也只是拥有血肉之躯的普通人。尤其在校园霸凌中，施暴者很多都是同龄或稍大几岁的孩子。就如《默杀》中林在福杀死安琪那场戏，观众通过安琪的主视角可以感受到，她其实也是一个会害怕的小女孩。

施害者原本与受害者无异，都是普通的孩子。却由于有问题的家庭，或是学生中的鄙视链，聚集起众人，成为年幼的暴君。

其他的同龄人沉默着，唯恐成为下一个。家长和老师等，或未发现，或未重视，也以另一种形式沉默着。

个体的沉默组合成集体的沉默，又因为集体沉默，少数个体的声音也被淹没。沉默既是因，亦是果。细密的沉默飘散在人们生活中，就如《默杀》里总也下不完的淅淅沥沥的雨。

暴雨平等地落在每个人身上。

既然听见了，停止沉默吧。

负责建构制度的人，推动制度的改善。负责教育的人，指引迷途者知返。

而每一个普通的你我，保持心底最真实的同情和愤怒，就如惠君站在天台上，绝望的眼睛无助地望过来，小彤抄起红色剪刀时那样愤怒。

尽己所能，救下那只受伤的鸽子，让她不再被关在在笼子里抛来抛去，满心恐惧。

在远行的货车顶，阳光温暖明媚，原野一望无际。把痊愈的鸽子往空中一掷，让她振翅飞走。

所有在黑暗的角落遭欺凌者，愿其终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