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施晶晶

编辑 | 谢奕秋

“康校长。”听到来人呼唤，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从巨大的电脑显示屏后面起身，走上前去。

卸任河北大学校长已半年有余，再次听人唤他“康校长”，康乐有种久违的亲切。

2017年，康乐接受邀请，去到祖籍所在地河北保定，成为河北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院士校长”。引进院士，对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算得上荣光，但对康乐来说，成为一所“双非”本科院校的校长，他有自己的关切。

担任河北大学校长的6年半间，他也在探究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解答那个萦绕他多年的困惑：孩子们小时候常把当科学家作为最高理想挂在嘴边，但上了大学，提升了学历，为什么以科学家为业的学生却越来越少？科学已经成为通识教育，但科学精神为何仍旧稀缺？

若你了解康乐的过往经历，更能理解他的困惑从何而来。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那个中国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转折点上，他完成了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三级跳，踏上了科学道路。在有限的科研条件下，他通过对飞蝗进行系统研究，逐渐开辟出生态基因组学的新研究领域，成为该领域的国际领衔科学家，在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后又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欧洲科学院、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等国际科学机构的外籍院士。

正由于这样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康乐对大学教育的观察和实践，既有跨年代的对照，也有跨文化的对比。他还是一面镜子，你会在他的故事里，找到教育成就一个人的线索。

时至今日，大学仍寄托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民族超越平庸的期待。即便时移势易，教育土壤各异，一些基础却重要的问题依旧留待今人回答：你为什么读大学？怎么把知识转化成能力和精神？激发人的兴趣和创造力，需要哪些力量？大学该为此做些什么？

47年前，踏入高考考场的康乐就在回答“大学为何而读”的命题；而后，作为一名立于科学高峰的老学长，他在人生的搏击中，证明终身学习的价值；如今，在担任大学校长的躬身实践中，他深知大学教育设计的用意，也从中指引一条他亲身验证过的路。

以下是康乐面向一代青年的讲述。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有570万考生，录取人数是27万，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

那年我18岁，当时考大学，只有不到2个月的复习时间，我也没想好要立志做什么，对选专业也没概念和太多考虑，有的更多是一种对自我命运的抉择和把握，第一次为自己做主，那是非常庄严的事情。

今天很多大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是迷茫的，缺乏对“我适合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的认知和定位。我是大二那年，就确定要当科学家，没想过干别的职业。当时我隐约意识到，好像只有从事科学，我才能够提出点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发现，我对昆虫生活史的观察与别人不同。当时人们主要注意的是食叶昆虫，我注意到的是，甜菜上面有种象鼻虫是蛀蚀叶柄的，它们把卵产在叶柄上，卵一孵化就钻到叶柄里去，甜菜叶子就枯萎了。

后来我当了助教指导学生做实验，实验动物是飞蝗，它有10个亚种，我想看看内蒙古的飞蝗属于哪个亚种。我用形态测量学的方法来测，却发现当地有2个亚种。根据地理亚种的概念，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存在2个亚种，我质疑国际上划分亚种的标准是有问题的。

当时我好奇的另一个问题是飞蝗两型的转变。为什么低密度的蝗虫是绿色的，高密度的蝗虫是黑色的，它们为什么可以相互转变？

通过观察象鼻虫、飞蝗，我意识到自然既复杂又有意思，发现自己的观察和别人有区别，研究发表出去之后有人看，发展目标就落下脚来。

今天我们上大学，仍然需要有意识地找到目标。学习课程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激发对未知事物的兴趣、探索精神、质疑精神更重要，这是科学精神。

今天的大学同样需要培养科学精神，它不是说从事科学的人才需要具备，而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

科学精神的核心，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崇尚理性，三是敢于质疑，这是思考的能力，更是判断力。当人们具备科学精神的时候，你会用逻辑、实证和规律来判断，社会才不会出现很荒谬的事情。

大学本科毕业后，父亲叮嘱我，要做新的东西。

硕士期间，我自学数值分类的方法用于研究，当时这就是分类和进化研究的前沿。

后来我同时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农大的教授管致和胸怀宽广，鼓励我去中科院：农大你已经上过就不要再上了，你换个单位认识新的人，去接触新的学科。

来到中国科学院，我的研究方向又变成了生态学。博士导师鼓励我去研究“新问题”：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为什么过度放牧的草场蝗灾严重，反而放牧强度弱的地方蝗灾轻？

1999年，中国加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我确信基因组学是新兴领域，是生命科学的火车头，它不囿于特定生物，因为所有生物都基于相似的基因表达和调控规律，是生命科学研究从“相关关系”过渡到“因果关系”的推进器，我就把研究重心转到研究昆虫的基因组如何适应和响应环境的变化上。

2004年，我们有了第一篇研究“群聚型和散居型蝗虫之间基因表达差异”的文章，就此在国际上奠定了“生态基因组学”这个新的研究方向。

20多年来，从飞蝗的型变所涉及的从行为、体色、飞行到免疫、繁殖、衰老、神经生物学，再到蝗虫群内部的信息识别和响应机制，我就走了这样一条科研道路，始终研究新的东西。

今天的大学也要创造新的东西，不做研究、不创造新知识的大学老师，是不合格的。

我刚到河北大学的时候，有的老师说，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主，把课讲好就完成本职工作了。我说：你错了，你把自己等同于一个高中老师了。有的老师不理解，说国外大学里也有老师就是只做教学。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纯教学的老师工资低、地位低、退休早。

相当一部分老师没有做学术研究的习惯，只是在复制既有知识，缺乏深化和更新，这是很大的缺失。这其实暴露出“发现问题”的能力短板，也就不会有挑战权威、独立创新的意识和机会。

大学老师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创造新知识。即便文科教师，也该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仅仅收集、整理、考证和注释是不够的。

但我意外的是，实际上很多理科老师没有实验室，文科老师没有工作室，在家里办公，这样怎么和学生相互交流呢，怎么激发他们对创新的兴趣呢？在学生的眼里，这样的大学老师就只是“教书匠”，其眼界、学识、谈吐甚至比不上一些优秀的高中老师。要知道河北是个考生大省，河北大学本科生的水平其实不低。

如果学生除了上课，就是自己组织社团活动，这是有问题的。学生只是听课，其实没有和老师有深的互动交流，而哪怕学生以后不做学术研究，他们也应该走进老师的实验室和工作室，知道这群大学教授在思考什么问题，做怎样的事。

这也是我为什么鼓励河大的老师申报研究课题，并为之配套经费和研究生名额。当然，在资源分配本身并不均衡、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申报科研课题、建大量实验室是有难度，但老师还是可以带着学生走出去做社会调研和实践，去利用社会资源。大学是开放的，封闭起来办不好。

在河北大学当校长，我想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改变它科研水平偏低的现象，创造新知识。我们引进了600名教师，要有功成名就的、有发展潜力的中坚力量、有新毕业的优秀博士三个梯队，改善师资队伍结构组成，这是学校的千秋大业。

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当年我的大学老师、中学老师来自天南海北，但现在的地方大学过于集中地招揽本地人，很容易形成狭隘的地域文化，不利于创新。

我是带着问题去当校长。你问小孩长大了以后做什么，他们会说“当科学家”，我想知道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使得最终当科学家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我发现，这里边有就业压力。教育本身也不是为当科学家专门设计的，科学这条路太难走，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科研。

过去我只接触少数研究生，但成为河北大学校长，学校有4万名学生，通过这个机会，我才算是了解了今天中国大学教育的完整过程和它存在的问题。

今天的大学生和当年的我们差别很大，当中有微妙的矛盾。这一代的大学生能更快地接受新鲜事物，能便捷迅速地接触更多元的信息，但缺乏对知识的渴望和探索的欲望。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对维护个人权益有强烈的主张，这是优点，但他们却又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对“我适合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缺乏自主的认知和定位。

我认为，当代大学生最大的问题出在学习习惯上。从高中到大学本科，再到研究生，学习方式是需要转变的。能迅速适应这种转变，往往成长得更快更顺利。

高中是掌握现有基础知识；到了大学本科，就不该是等别人出题来作答，拼谁的考分高。大学里4年40多门课，你有选课的机会，其实就是打开知识面，激发你的兴趣。它还需要你重组知识，你喜欢的就多选。大学提供了自学的条件，也帮助你评测学习能力，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研究生期间，课程学习让位于科研，需要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设计实验、创造新知识。尤其博士毕业以后，你要有能力独立开展研究。

但现在是，学生把高中的学习模式复制到本科生阶段，又把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复制到研究生期间，这就把整个知识的创新链给延迟和推后了。

第二个问题是，文科理科界限过于明显，其结果是文科和理科学生的知识背景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相差甚远。理科生缺乏人文情怀，不善处理社会和人际关系，文科生缺乏科学理论和常识，缺乏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中国的科幻电影少得可怜。

第三个问题，是就业驱动，把大学教育当成职业教育。就业是很重要，但当社会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阶段，就业就会明显地倾向于服从人的兴趣和创造力。我们没实现这个转变，一个公务员岗位依然排长队，大家追求的大多还是编制、职业稳定、工资固定、待遇提升。其实你停留的层次越低，竞争对手越多。

人生没有事业支撑，生活是很暗淡的。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不也需要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改进吗？如果我们不去想自己能给这个社会创造什么，那我们离创新型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今天的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普及化教育了，当年我们那届大学生录取率只有4.7%，今天的考生大学录取率已经超过80%甚至90%（注：2023年，高考大省山东的大学录取率为94%，本科录取率超过40%）。

这是社会在进步，但也要认识到，现在接受大学本科教育，实际上只接受了最普通的高等教育。大学不是教育的终点，是新的起点，大学习得的知识为你获取新的知识奠定了基础，不可能吃一辈子，人要继续学习、终身学习。

很多家长没有真正意识到情况的变化，还在用善意的谎言误导孩子。高中之前，就把繁重的学习任务放在他们身上，然后说上了大学你就放飞了，这是错误的，是“一考定终身”的科举思想作祟。

我们的教育要符合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从小学到中学，学习强度应一点点增加，但是要告诉大家，更大强度的训练在后边，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后边，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高考优胜的学生，研究生阶段未必优胜。即使大学毕业后立马上岗实践，所学也可能迅速过时，要有终身学习的紧迫感。

太多人只盯着眼前这点东西，考大学、就业、铁饭碗，把人生的搏击想得太简单了。

1979年我上大二，面对过一次重要抉择。一位教授开始招研究生，问我要不要直接跟他做研究。我回去和父亲商量，他不建议我走这个捷径。他说，你们这代人学习基础不够扎实，你刚上了2年大学，马上就上研究生，看起来你这步走快了，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因为你的基础不扎实反而会慢，你不要去抢跑。我和教授解释，他非常支持我的决定。

今天考研的人很多，并不都是真的想做科研。有的是暂时就业困难缓冲一下，这些都能理解。但你有你的想法，老师有老师的要求，导师不会因为你把这里当避风港、以后不搞科研就降低标准。

社会上也是这样看的，读到博士了没任何产出，即使不是研究单位，他们也不会优先选择你，因为你的工作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标准。社会上明眼人多的是，不要以为“反正你得给我个学位证”，那很愚蠢，人不可能永远投机取巧。

除了“一考定终身”，“名校情结”也非常短视。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分配资源，没有看到它在教育职能上的分工不同。今天国家非常缺高级技术工人，这就需要职业技术学院去培养。

社会是分工的，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在社会挑选下，不同的人有自己的生态位，但现在很多人不接受这个，觉得自己就是最优秀的，但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必须平静地接受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实际地位，这个地位与你的能力基本是匹配的。

要往上走，就得学习。现在的知识一日千里，新的知识不断产生，一个人不好好学习，三五年就落伍了。人生是长跑，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