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常喜

编辑 | 吴擎

上映43天，排片少，票房不足750万，《泳者之心》却有希望成为今年最好的进口片。

电影的英文原片名借用了海明威的小说原名“the Old Man and the Sea”，因此被网友建议应该翻译成“老娘与海”，它改编自小说《年轻女子与海：特鲁迪·埃德尔是如何征服英吉利海峡并影响世界的》，并取材自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特鲁迪·埃德尔的真实故事。

特鲁迪出生在纽约一个德国移民家庭，这个因荨麻疹后遗症而“耳朵不好使”的女孩，被所有人认为并不适合参与游泳运动，却在海水和泳道上展现出一个游泳运动员的惊人天赋。

1926年，她完成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壮举，人们为她组织盛大的游行，庆祝她在与大自然搏击、与一个歧视和压抑女性参与体育竞赛的社会的搏击上取得的成就。

作为一部商业传记片，《泳者之心》尽量处理了历史的毛边，每一个情节都丝滑无比地导向令人振奋的结局，而这一次我们接受它的“燃”和“爽”，因为“老娘”真的厉害，就像英雄片里曾出现过的任何一个主角一样。

这个故事的开头是一个与“活下去”有关的巧妙逆转。

一个移居美国的德裔屠户之家的小女儿生了荨麻疹，高烧不退。医生断言她活不过今天晚上，决定上楼陪她度过最后的时间，他跟楼下的家人约定，等他再下楼的时候，一切就都结束了。

在彻夜不眠的等待中，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不是医生，而是活下来的特鲁迪。医生在楼上睡着了，小姑娘抱怨自己饿得要命，只能自己下来找点吃的。

吃东西，活下去，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本能。并非巧合的是，特鲁迪让这种坚韧的求生意志支撑了她未来的事业，她决定学习游泳。生病的时候她看到一艘失火的船，很多妇女因为不会游泳被困在船上丧命。“大难不死”的开局与特鲁迪书写的运动传奇，同构地讲述了一个关于游泳的真谛：在成为一项竞技性的体育项目之前，它的本质是，让一个受困的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活下去”，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权利，不应该因性别而被剥夺或被赋予。

但是在特鲁迪生活的年代，一个女人要想游泳，需要搏击的不仅仅是海浪，还有整个社会对一个敢想敢做的女性的阻拦。

电影里，特鲁迪曾经穿越一片红色水母，她不能逃，也不能停，只能游过去，那是电影中最令人不忍的一个片段，特鲁迪一边游一边发出被蜇伤的惨叫。可是这个场景又让我们觉得很熟悉，因为任何一个女性想要在重重阻隔的社会前行，都像游过一群随时等待蜇伤她的水母。

游泳是一项体能要求极高的运动，而女性被认为不具备从事它的能力；这也是一项必然会在公共场合裸露部分身体的运动，1907年的波士顿海滩上，一位名叫安妮特·凯勒曼的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因为身穿单件泳衣露出了腿而被逮捕；它同时是人与自然、生与死的较量，而当时的女性并不需要涉足这种复杂艰难的问题，她们唯一需要满足的社会期待，是得体与优雅，所以我们在电影里会看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男教练沃尔夫为了让特鲁迪保持身材，只允许她在受训后吃少量的水果。

特鲁迪的冒险，早在她被父亲在腰上拴了一根绳子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游过海峡之前，她得先冲破社会的阻力。

我国女性参与游泳运动的近代历史有一个相似的开头。1936年，17岁的杨秀琼作为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赛事的女性游泳运动员征战柏林，因初赛成绩不佳，未能进入复赛。在她站上奥运赛场的15年前，1921年，苏州第一师范、第二女子师范与两附小的数名男女教职员，前往接待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的调查团来华访问，经过亚细亚公司附近的石桥时，汽车翻入水中，大部分人被救起，唯余其中一位毛杏秀女士仍然困于水中，岸上数人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毛杏秀溺水身亡，因他们无一人会游泳。

这一惨剧的刺激令从事教育的同行们开始反思当时国民教育之敝，当年，陶行知为纪念毛杏秀在南京发起了“中华杏秀游泳社”，他在文章中设想了毛杏秀不死的三种可能：“女士之死，由于车覆落水固然，但落水之后，假使十数同行中有一能泅水的人入水救助，则女士可以不死；假使船夫能泅水、也可入水救助，女士也可以不死；又女士自己如能泅水，则女士更可以不死。”

一个女性应当具备从困境中自我拯救的能力，成为女性参与游泳运动的历史隐喻。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历史是孤立的。

在主线之外，《泳者之心》里更为动人的部分反而是那些故事的“边角料”。

出生于1905年的特鲁迪，成名时期正好在20年代，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咆哮20年代”的女儿。

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这个年代充满了纸醉金迷，欣欣向荣的世界美好得像一个不切实际的许诺。汽车数量迅速增加，美国人对生活的想象里频繁出现它的身影，真实故事里，特鲁迪的父亲答应女儿如果横渡海峡成功就送给她一辆红色跑车（当然她最后赢得了这个奖品）；时兴的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故事媒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唤起不同的梦想，特鲁迪和姐姐在电影院里看到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记录，一些看似异想天开的念头在她的头脑里扎了根；收音机改变了人们的娱乐生活，也革新了对现场感有极高要求的体育报道，特鲁迪的母亲像女王一样径直走进美国广播公司的大门，是一个勇敢智慧的女性与时代相遇的风情画。

在诞生了种种新技术之外，20年代同样塑造了新女性。摩登女性穿上更轻便的裙子出入酒吧跳爵士舞，家庭主妇走出厨房进入办公室成为白领，最重要的是，1920年，田纳西州通过了宪法第19修正案，从此全美各州承认女性拥有投票权。

在这个结果之前，是漫长的妇女参政运动历史。我们不难想象，对抗丈夫坚持让女儿学习游泳的妈妈，在一支女子游泳队“真正管事”的女教练夏洛特，都曾经见证甚至亲历了那些游行和示威，绝食与静坐，整个时代的潮涌鼓励了她们，而她们又托起了特鲁迪。

在电影中，妈妈一直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对自己的处境、为女儿们的未来进行着委婉的抵抗。特鲁迪的父亲，一个精打细算的屠户，拒绝为女儿支付每周2美元的训练费用，特鲁迪的妈妈没能从丈夫那里要到钱，她没有一秒委屈和懊恼，转身就踏起了缝纫机，制作帽花为女儿攒起训练经费。

在陪同妹妹完成第二次横渡海峡挑战的时候，姐姐梅格同样表现出了女性宽广而强大的智慧。她深知妹妹要强的性格，“特鲁迪最讨厌输”，她跳下水去帮助妹妹度过最疲倦的一段路程；当特鲁迪的泳镜漏水，她聪明地用蜡油修好了泳镜；电影里，也正是她为特鲁迪改制了“惊世骇俗”的分体式泳衣。

特鲁迪和教练向沙利文寻求横渡海峡的赞助时，经过了沙利文手下的一个办公室，里面正在工作的都是女性职员——当时有很多女性开始在社会上担任秘书、文员、打字员等职务。沙利文表示自己一直投反对票阻止女性进入奥林匹克，教练毫不留情地回复他：“我知道你是个榆木脑袋。”整个屋子的女性同时发出了一阵清脆的笑声，这让沙利文一时有点下不来台。

这是特别有趣的一处闲笔：嘲讽也能表达一种立场。

如果我们注意去看，会发现丈夫每次发表他的老古板言论，特鲁迪的妈妈都会在一边狡黠不语，带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揶揄他。

有时候，这种微小的纠正也很有力量。在女性抗争的历史里，既有正面的呼喊和流血的牺牲，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斡旋，女性智慧和智识闪烁的微光。

第一次尝试横渡海峡失败的消息伴随无线电发回美国，守在收音机旁的妇女们，灯光被拧灭，声音被掐断，如同希望的跌落；当特鲁迪第二次跃入大海，那些窗口又渐次点亮，正像人们在多佛白崖上为特鲁迪点起的篝火。在大多数女性不被允许做主人的家庭里，主动选择聆听一次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广播，无声的支持也是话语权的夺回。家庭领域的自由和民主，与政治领域的投票权一样重要。

力量是可以传递的。特鲁迪对姐姐说：“你曾经就是我的英雄”；有一个小女孩跟她说，“因为你，我也可以学游泳了”；历史上，在特鲁迪之后成功游过英吉利海峡的四个人，都是女性。

根据当时参与报道的记者描述，特鲁德在多佛上岸的时候，就像一个刚刚走下拳台的拳击手，“浑身青肿，舌头也因为盐水的浸泡肿得厉害，几乎说不出话来”，远没有电影里的黛西·雷德利那么漂亮。

第二位成功横渡海峡的英国人比尔·伯吉斯为特鲁迪领航完成了这次冒险，特鲁迪用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赢得了同行的钦佩。这次特鲁迪不必再被居心不良的茶水困扰，可以畅快地在海上连吃三个鸡腿，她拥有与男性匹敌的能力，也应当得到一个运动员——无分男女——应有的对待。

女性在体育运动上争取平权的历史，正是对“第二性”的反写。体育运动自身包含的暴力冲动、征服欲望和主动性，往往被认为是男性在青春期发育时才会发展出的天性，与女性被教导形成的性别角色则相去甚远。波伏瓦在论述“少女”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少女的活动）从来不会像无序的战斗、出乎意料的攀登那样，提供世界和自身的大量信息……她们只能让自己的身体被动地忍受考验，放弃摆脱既定的圈子，放弃越出人类的其余部分确定自身，她们被禁止探索、敢作敢为、重新划定可能性的界限。”

发生在人类社会的情况是，少年处在发展社会性的阶段，年轻的女性会因传统和偏见的规训，无意识地“丢失”了体育运动，也丢失了探索世界、成为冒险家的可能。在电影里，女教练夏洛特却说，在自然界，从事捕猎的是母狮子，统治蜂群的是蜂后。

我们要把女性被压抑、待开发的身体能量找回来。

1900年，巴黎奥运会开始有了女性参赛者。海伦·波塔雷斯与其他队友一起摘得帆船1-2吨级冠军，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冠军的女性。夏洛特·库珀身穿长裙在网球项目中打败对手，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个人项目的女子冠军。然而要到24年之后，国际奥委会才正式通过了女性参加奥运会的决议，并且增设女子田径项目。特鲁迪·埃德尔就是在这届奥运会上摘得了一枚团体接力赛金牌，和1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的铜牌。在比赛中女子只能使用蛙泳姿势，男子项目则有三种泳姿的7个小项。横渡英吉利海峡不属于奥运赛事，特鲁迪才能自由地选择泳姿，通过这次挑战，她向世界证明了女性在游泳技巧和运动耐力上的天赋并不逊于男性。

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德国运动员与日本田径运动员之间出现激烈竞争，比赛结束后，很多运动员哭了——这吓怕了男性观众和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们认为流泪就意味着这些女性因无力承受如此高强度的体育赛事而身心崩溃。这届开始，因女子800米跑被认为对女性健康不利，这一小项被取消长达32年，女子赛跑最长只有200米。人们在“流泪”与“软弱”之间划下的等号，说明这个世界的叙事主体，与真正的女性世界存在着多么深厚的隔阂。

女子参加奥运的历史，也是原有男子主导的体育世界重新认识另一半人的历史。特鲁迪有力地证明，即便是体能，女性也有可能强于这项运动过去的主角，要知道，她比当时挑战成功的最高记录还快了两个小时。

2012年伦敦奥运会设置女子拳击项目，意味着全部大项对女性运动员解禁，此时距离现代奥运会诞生已经过去了116年。2024年巴黎奥运会，也正好是特鲁迪参加过的那届奥运会百年之后，我们将第一次见证男女运动员参赛人数1:1的盛况。

“他们赌你输，他们想让你向海水屈服。”特鲁迪的回答是：“无论发生什么，不要阻止我游完。”历史上的特鲁迪·埃德尔最终彻底失聪，余生投身于听障儿童游泳教育。

一百年前她游过的那片海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孩一跃而入。这部传记片对回忆与历史的询唤，有力地创造出现实未来的期待，并且这未来就在不远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