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编辑 | 黄茗婷

一个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孩子会经历什么？4年后、10年后呢？

近两年，农村名校生在互联网上受到不少关注，此后，类似问题就被反复提及。可公众的讨论大多基于对这个群体的标签化特征和刻板印象，例如，更擅长答题但缺乏视野。

在这种偏见之外，“农村名校生”的身份在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历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体验和认识自身人生转折的意义？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又有哪些独特的人生收获？

为了找到以上答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谢爱磊，结合自身的经验和反思，专门做了一项长达十年的调查，深度追踪了上海、广州、武汉与南京四所“双一流”高校里近2000名学生，并将采访结果汇成了专著《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

这些受访学生中，有家庭年收入两三万、从农村考入一线城市精英学府、依然勤奋读书、笑称要保住“学霸”人设的孩子，也有父母务农、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几乎丧失学习兴趣的、感觉前途迷茫的孩子，还有感觉童年生活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孩子，他们时常在精英大学的环境里感到“失落”与“匮乏”……

类似的经历，谢爱磊自己也经历过。他是从安徽农村一步步考出来的名校生。小时候，他的学费来自家里的稻田和鱼苗，通过读书，他从农村一步步到县里、市里，再到上海，香港，剑桥，一路读到博士、博士后，最后成为教授。

一路辗转腾挪的过程中，谢爱磊和很多农村出生的高材生一样，多少都因为原生文化积累、价值审美与社交能力等不足，感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挫。原生环境与阶层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可轻易抹去的烙印，熟悉中产世界的价值观和文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往往在自我设限与掣肘中畏葸难前。

作为从这条路径里走出来的极少数幸运儿，如今已是教授的谢爱磊，在学术生涯中坚持最久的研究，就是关于农村籍学生的发展。十余年的调查和研究让他发现，教育是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重要路径，但这条路又越来越难。许多农村孩子不断复制父辈的命运，像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短暂的出逃后，总有人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中回到原点。

在谢爱磊看来，外界对于农村名校生擅长应试的偏见，包含一种特别的隐喻。这不仅指从中学到重点大学的适应过程中，固有的机械式的学术训练与新环境中的多元认知与固有思维之间的错配和冲突，而且指代一种社会流动中稍显沉重的生存心态和情感代价。

采访的两小时内，他无数次向南风窗记者强调，农村名校生只是依赖应试的思维，而非擅长。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一种极其容易被流行概念掩盖的结构性社会秩序。他自己不喜欢这部分孩子被贴上这种标签，希望通过这本书，重新审视“个体的社会流动体验”。

“我们今天的教育，太过强调筛选，而忽视了其中的社会化功能。”谢爱磊认为，如果大学的社会整合功能，势必会让一部分学生感到吃力，那么是否有可能，“在高中与大学之间，构建某种必要的联系，帮助刚刚脱离中学模式的孩子，适应大学里更多元的学习生活模式？”

可能性建立在变化之上，好在，谢爱磊已经开始看见并致力于切实的变化。

在社会学里，“反身性”指一种自指行为，指行动者识别社会化力量并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能力。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念里，反身性指“在社会学处理其目标时，将其自身视为分析的对象”。

谢爱磊的思考是从自己开始的。他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安徽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前，他从未去过城市。初中时，妈妈带他去镇上，难得买了一根五毛钱的冰棍。谢爱磊咬下一口，觉得味道很怪，以为变质了，于是将冰棍扔掉。后来，在外地上学的哥哥带回来一盒巧克力，谢爱磊尝了一块才恍然大悟：当时他吃的那根冰棍其实是巧克力味的。

高考那年，谢爱磊是当地省重点中学的文科第一名，按照他的成绩可以上全国最顶尖的大学。但在他当时的认知里，因为家境不富裕，认为自己应该去上有学费补贴的师范，于是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之所以不填北京师大，是因为当时觉得“华东的地理面积比北京的大，华东师大肯定要好过北京师大”。

当年还是按照估分填志愿的方式，小地方的学生普遍都比较保守，不敢赌，谢爱磊不知道“专业服从”的意思，也不知应该把最想上的专业放到第一位，于是理所当然地按照专业序号大小填表。最后，他阴差阳错被华东师大的英语专业录取。

上海对谢爱磊而言也是另一个世界。他惊讶于学校里每一寸路面都铺上了地砖，宿舍比自己家还漂亮。他第一次知道，打羽毛球是可以有球网的。

入学后，谢爱磊花了一段时间去确认“我是谁”。他发现，和他一样从小地方来的同学，脚上穿的是跟自己一样的布鞋，与此同时，一些大城市来的同学更习惯穿运动鞋。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

谢爱磊感觉，自己过去的认知正在被消解和陌生化。他所熟悉的课余休闲，诸如在稻田里抓泥鳅，在新的世界里无缘存在。他也目睹着与自己同一个学校的“别人家的孩子”会弹钢琴、跳舞，一起出去玩，而溜冰、KTV，谢爱磊都没接触过。在英语学院，国际音标、伦敦巴黎、莎士比亚和歌剧，这些东西都离他太远了。

后来在采访里，一个农村出生的学生向谢爱磊形容自己与大学生活的格格不入：“我来到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那里的天气经常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父母陪我在学校旁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们离开。毕业那天，同样下了一场暴雨，与我开学时一模一样，大学四年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感觉好像多住了几晚而已。”

“他在这所学校待了四年，但认为自己还没有跟这座城市产生实质的联系。”谢爱磊感慨万千。

对于这种现象，谢爱磊在书中援引布尔迪厄在《继承人》里提到的概念，化用一个中国成语“如鱼离水”来解释：“我们长期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离开这片文化水域之前，便如鱼儿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离开水，陌生感和窒息感就随之而来。”

农村和小镇背景或工人阶层的孩子，凭借着在学校里不停地刷题来考取更高分数，以此朝着广阔的环境和平台进阶，却在真正抵达那个世界后，发现自己似乎并不擅长游泳。在文化积累、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与见识等方面，他们都感受到难以忽视的割裂与陌生。

“一个人的童年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父母的认知、文化投资都是搭成这种建构的重要条件，譬如定期旅游、参加夏令营、博物馆、音乐会，但它们的效用，则要到进入大学后通过与其他城市同辈的对比才能体现出来。

谢爱磊采访的不少学生都向他反映，他们从农村到大学后，体会到了“失去坐标”感。课余空闲时间一下子多出了太多，找不到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新环境不再看重做题和应试技巧，旧的生存法则与心态忽然失效了。

一位名校历史专业的大二学生告诉谢爱磊，大学老师要求他们去“理解”，而非像高中那样要求“记”；一位来自陕西东南部某县的学生则迟迟不能习惯大学里的小组合作，感慨“凡事到最后还是得靠自己”；另一个来自广西小镇的学生则常在大学里做梦，梦见一次又一次参加高考，但总有题目解不出。

中学与大学之间出现了一层断截。成绩是他们进入学校的唯一入场券，他们本以为，像人生前十几年那样一步步积攒分数，就可以沿着既定的阶梯一步步往上走，哪怕流汗也踏实。

可紧握那张浸满汗水的入场券进去后，他们也许会发现，身边有不少同侪都手握不止一张入场券。在后者眼前铺展开来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旷野，而非用“一心只读圣贤书”构建的唯一轨道。

谢爱磊借由沃尔夫冈·莱曼的观点阐述：“社会流动、跨越社会阶层通常意味着建立新的自我认同，否定旧的自我，并会因此减少与过去的联系。”

不过，谢爱磊认为，这种对环境的敏锐觉知，会促使和他一样的农村孩子更多去意识自我，反躬思考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而这种适应过程是必要的，这是大学功能的一部分——帮助一个刚成年的孩子适应真实世界。

谢爱磊在不止一次采访里对记者纠正道，“农村孩子是‘依赖’考试进入大城市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更‘擅长’考试”。“事实恰恰是，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这部分学生其实更难通过纯粹的刷题改变命运。”

10年前，谢爱磊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对农村名校生的关注还没像今日这般热切。但在当时，在与不同学校的学生交流时，他发现“刷题”已经是他们最频繁提到的一个词语。如果把访谈语句用大数据整成关键词图，“刷题”两个字一定当之无愧地占据“C位”。

那时候，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形容为“做题机器人”，“机器人”这个词语强调的是被迫持续的存在状态。一种反问可以轻而易举地消解这一群体的“优势”：“别的孩子也是通过考试进来名牌大学的，他们怎么可能在答题上不如我们？”

“所谓的‘更擅长’也许只是一个机遇问题。”谢爱磊说，自己念小学时，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通过考试升学的，很多小伙伴因为只差一点分数便无法升学。“你能说第二名跟第三名第四名之间有本质区别吗？一分两分而已，但他们就无法再升学。所以我不觉得我比我的同辈更聪明，只是多了一点幸运。”

谢爱磊认为，精英家庭里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毫不费力”，背后有着无数看不见的铺就和助力。

他察觉到这些年的社会主流价值变动。比如，在他念书的那个年代，个人努力是被极大强调的。“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就是用功，只要你用功，哪怕你资质平庸，你也是值得赞颂的，你也可以被大家喜欢。”但如今，社会似乎更强调“松弛感”，精英获得精英的地位最好表面上是“毫不费力”的结果。谢爱磊觉得，这种对“毫不费力”的成就的崇尚，背后更多是一种天赋论，“但天分某种意义上也是被社会建构的”。

如今，谢爱磊不仅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个父亲。他从女儿念小学时就发现，现在的课程设置和要求，与上一代人的境遇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特别强调理解能力”，尤其是“对人的灵活性（的要求）”。

同一张卷子摆在城市和农村的两个孩子眼前，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农村孩子从小阅读量少，一天到晚接触的全是硬性课本，他或她也许没有读过这么多书，很多背景性的知识跟城市学生比起来是稍微欠缺的、无法掌握的。”

包括数学这类理科学科，谢爱磊听见过女儿的小学老师这样讲：“阅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其他科目。”而在谢爱磊自己念书的时候，数学题目大多还是可以按照公式去嵌套，但今天的教科书和题目，不少都开始参考国外的理念，把一个概念、公式的来龙去脉阐述给你。

任何学科都包含对现实生活的内化，即便不明显。谢爱磊还记得自己初中时，一次英语考试，一篇英语阅读理解是描述一个人去机场乘机晚点的经历。文本里有大量关于坐飞机流程的词汇，比如“取票”“安检”“托运”。谢爱磊想，如果有过坐飞机经历的孩子，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去猜它们的意思。而那个年代的乡镇的初中生，少有坐过飞机的。

多年后，谢爱磊在书中反思：“出题人应该没有意识到不同生活经历为不同成长背景的孩子提供了不同的文化图式，这些图式会成为他们接收新知识的重要脚手架。”而学习材料里的情景，会直接导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不同的理解程度。

谢爱磊将这一观察在一个讲座上分享出来，一位支教老师听罢，回去后就把英语教材里的对话改了，改成“在村镇上的小卖部买东西”。

过去的人生和成长经历，势必在一个人身上留下永久的痕迹，而教育并不是要抹去这些痕迹，更不是要用成功学的标准替代个人价值。真正的教育是，是否有可能在保存它们的同时，让他们建立起新的自我确认和价值感？

谢爱磊认为，真正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走进世界以后，让他反观自己的成长经历、反观自己所在的世界，能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肯定它”。过去的人生能给予一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养分，而非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枷锁，这是教育的终极使命之一。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陈升，是在一场讲座上认识谢爱磊的，后续看完谢爱磊的书后，陈升恍然大悟：“以前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比较笨，不勇敢，原来这不只是我的问题，只是它们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对于城市小孩子来说很平常的东西，对我很陌生。”

陈升来自河南省一个贫困县的村庄，他是当地高中最好的文科生，大学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又考入华南师范大学读研。在上大学之前，陈升从没坐过地铁和公交，也没喝过咖啡，人生的第一口咖啡，只让他感觉到苦涩，“不懂大家为什么会喝这个”。和同学去逛商场，他也会感到很焦虑，“因为看起来都很贵”。相比起商场，他更喜欢逛菜市场。

陈升感觉，自己的认知和生活习惯依旧停留在高中时期，“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参加社团面试，不知道如何与老师相处，不知道怎么交朋友，没有去旅游，不知道如何实习，只想着好好学习”。

改变不能仅从学生开始，教育者才是改变发生的重要掌舵者。

如今，谢爱磊既从事科研工作，也承担教学任务，他还是一个公费定向班的班主任。他发现，很多学生到了大学里仍然延续着中学的学习和生活模式。比如，“他们从来不会主动找老师”，也不认为老师有义务且能够关照学生的成长困惑。至少，这在以学习为中心的高中是不曾存在的。

“进入高校以后，对这部分学生来讲，人生的确定性在于学业领域，不确定性则在于非学业领域。但由于对确定性的依赖太多，他们往往不敢走出第一步，去追求那些‘不确定性’。”

比如参加社团。在谢爱磊接触的不少农村学生里，刚进入大学时，他们并不知道像“社团”等学生组织和相关的学生活动，对他们的必要性是什么，这个概念也并不存在于他们历来习惯的做题思维里。在谢爱磊看来，这也是他们缺乏“游戏感”的一种体现。“他一开始并不知道做这些事情到底对自己有没有帮助，在多大程度上有帮助。而且如果参加的话，他其实不太喜欢那种功利的成分。”

但他一再强调，在他的故事版本里，他也看到了改变，没有谁一成不变。例如，随着来自小镇和农村的孩子慢慢适应大学社会，其实他们也会逐渐地参加各种学生活动。他发现他们参加公益类团体活动的频率，要高于学校里的学生会这类组织，“他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有一些独特的思考”。曾有个学生向谢爱磊表达自己参加学生会前的犹豫：“我觉得如果把参加学生组织和自己将来的绩点挂钩，好像有点太功利了。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标准。”

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陈升也在不断察觉和反思自己的变化，比如从小伴随自己的一种过度“理想化”心态。“我总是期待自己能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总希望创造很美好的东西，但放在精英体系下，这些念头显得很不现实，实现路径也不清晰，常常碰壁。”

而他身边的一些来自精英家庭的孩子，也许更多会着手考虑“可实现性”。实现一件事，需要社会链条的多方结合，需要对复杂生存环境的深度感知，而这些是中学课本上不曾教的。

当不是面对那种百人左右的大班做教学时，谢爱磊会努力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一开始，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记下每个学生的名字，他会把花名册随身携带，坐地铁、赶路的时候默背。他始终认为，个体的、具体的人的困境，短期内很难倚赖制度，但可以倚赖另一个能提供具体关切的人。

在带自己的班级时，谢爱磊还开展了“师友计划”与“学长学姐话你知”等计划，其实就是逮住一切空间和机会，带学生积极找系里的老师和同学谈话，交流想法。他的研究生入学来办公室找他的第一天，他也一定努力尝试着把学生介绍给隔壁的每一位老师。他自己也争取每个学期都和自己班上的每个学生聊一次天，聊学习、生活、交友与恋爱，偶尔赠票给学生，鼓励他们去看看展，听听音乐会，熟悉这座城市。他把这个做法叫“文化增益”，认为这是一名老师所能做的最简单直接的事。

对今天不少小地方出来的学生而言，“如何读大学”依然是个难题。刚结束高考，放下习题，新的难题就扑面而至，而后者关于生活、人际关系、社会适应等更长远的议题，甚至持续终身。

我们是否可能尝试在“中学”与“大学”之间，建立一种过渡性的学习和培训？谢爱磊期待，是否可能出现一种模式，譬如中学与高校合作，教会学生如何读大学？如果有这样一种培训，“第一步应该是告诉学生，你需要一直思考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需要思考大学的学业、生活和这些目标是什么样的关系，再把大学的学业和生活最核心的安排告诉学生”。

“现在很多大学与中学对接，但出发点是名牌推广，目的是争抢好生源。”谢爱磊想知道，“但我们能否从公平角度去做一件事？”他感觉到，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效率”与“公平”的天平其实应该往后者偏斜。“我们或许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追求效率，但在今天，种种迹象表明，教育公平被放到了很靠前的位置。”

比如专门教人填志愿的张雪峰，谢爱磊知道这个人存在争议，“但我还挺佩服他的……至少他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干货给需要的孩子”。互联网时代，好歹提供了当年在信息不流通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所未触及的便捷与机会。

如今，谢爱磊在大学里开设了一门“教育社会学”的课，希望告诉那些未来可能成为教育者的年轻人，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的究极目的又是什么。

课堂上，他说：“你们将来可能成为社会的精英，但要警惕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陷阱。我今天所拥有的幸运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代价。如果说，在你们的认知地图里没有另外一个群体，那么当你们做决策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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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黄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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