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寇大庸

编辑 | 吴擎

时隔五年，《庆余年2》在万众期待下开播。在17万人打出的7.2分中，结束了第二季的叙事。

相比第一季的超百万人认可的7.9分，第二季的质量和口碑均出现滑坡，这离不开“人物崩塌”“剧情注水”“广告过多、吃相难看”等争议。

作为承上启下的第二季，主角范闲的身份发生转变，从一个庆国的闯入者、旁观者，变成了局中人和利益方，整个故事的主旨和基调发生明显变化。

这是“穿越”故事必然会发生的重心偏移，但是《庆余年2》没能很好地处理范闲身份和立场上的微妙变化，开始显现出一些结构性矛盾。

编剧王倦曾在采访中表示，第一季范闲是棋子，第二季是棋手，第三季将要掀翻棋盘，整个故事将从“爽剧”渐渐走向悲剧。

但是整个第二季看下来，与其说《庆余年2》完成了由爽到悲的转向，不如说反映了转向的迷茫。主角范闲在“爽剧大男主”和“悲哀的理想主义者”中来回撕扯，整部剧仍然试图营造“爽剧”的观感，却让人感到异样和不快。

《庆余年2》试图在现实引力的牵引下讲好一个“爽文大男主”的故事，却最终陷入了“爽剧”逻辑和“悲剧”逻辑的结构性冲突之中，叙事上的难以自洽为故事的后续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

《庆余年2》的开篇堪称糟糕。

为了承接上一季结尾范闲被刺的悬念，用了近五集的篇幅刻画了一场范闲“假死欺君”的风波。

尽管剧中所有人都在强调范闲假死是欺君重罪，试图营造一种主角身处危机之中的紧张氛围。

但是，假死欺君的严重性停留在众人在语言上的反复堆叠，却缺少了对“假死为什么等于欺君”的逻辑链条的构建，再加上范闲返回都城之后在街上大摇大摆地闲逛，与旁人口中所谓的生死危局反差过大，消解了“假死欺君”的可信度和严肃性，使得这场危机显得儿戏且虚浮。

主线之外，剧情节奏也变得拖沓冗长，不仅王夫人等与主线剧情无关的配角戏份吃重，中间还穿插着大量不合时宜的插科打诨和广告硬植，尴尬且破坏节奏，这是外界对第二季诟病最大之处，“五步一广告，十步一堆广告”的植入，打破了观看节奏和叙事氛围。好剧始终敌不过资本的介入。这样有失水准的开篇，自然很难让期待了5年的观众感到满意。

而回到剧情上，在人物塑造方面，《庆余年2》的人物塑造掺杂了太多杂质，让这部卡司深厚、以权谋著称的大剧在最终的观感呈现上显得风格混乱、不伦不类。

现实中观众等这部剧等了5年，剧里的时间不过了数月，然而，核心角色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性格变化——谨小慎微的太子变得油腻圆滑、凌厉凶狠的二皇子变得呆萌搞笑，老辣沉稳的庆帝（陈道明 饰）和陈萍萍（吴刚 饰）在“范闲之死”上表现出的惊慌失措和智商下线。再加上一些角色更换演员等因素，令《庆余年2》里的角色塑造变得割裂、混乱且唐突。

剧情之外，人物气质的转变，也令观众摸不着头脑。似乎所有人在一夜之间都“范闲化”了，开始不遗余力地玩梗，用夸张至极的表演吸引眼球。

虽然玩梗是《庆余年》从第一季就有的特色，但是第二季的频率和比重明显增加了不少，更是出现了“你说你马呢”这种毫无必要的谐音脏话，拉低了整部剧的格调。

用力过猛、不分场合的玩梗同样破坏了叙事节奏，例如在范闲身世揭晓的关键时刻，穿插了养父范建“戴绿帽”的梗，让本应是主角塑造的关键时刻的感染力急转直下。

此外，如果说《庆余年》的角色服务于剧情，该退场的退场，绝不含糊。那么《庆余年2》则是反转过来，剧情为角色服务，一些不重要的角色反复出场，穿插在主线之间，不仅吃掉了大量戏份，还影响了主线叙事的节奏和空间。

其次是对权谋剧情的刻画。

权谋和政斗是《庆余年》系列最大的看点，但《庆余年2》在权术刻画上的精细度却难以令人满意。“朝堂对峙”“春闱舞弊”是本季各方博弈的舞台，但是《庆余年2》中大量的权力斗争和“老谋深算”靠的是强行设定和机械降神，缺乏细节的展现。

例如，林若甫策动太子门生在朝堂对峙中煽风点火；范闲在考场遇到“纸条危机”，侍卫恰好出现替他挡枪。但林若甫怎么策动太子的门生？又是怎么预知考场上会生出变故？

倒不是说角色不能做到这些事情，只是这一切都是通过“人物设定”来告诉观众他们就是可以做到，缺乏细节的铺陈刻画，最终的结果就是缺少逻辑性和说服力。

此外，剧情的推动很大程度上依靠偶然性，例如，范闲每到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都能得到陈萍萍的情报支援。各路人马也总是在关键时刻“恰好出现”。尽管这些情节都有相应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本身建立在角色偶然的思绪闪现之上，而非事件推导的结果。

以至于，《庆余年2》的权斗看似跌宕起伏、草蛇灰线，但最终在剧情逻辑和人物成长上，有不少蛛丝马迹经不起推敲。

《庆余年》本身是一部以“爽”著称的男频剧，这些剧情上的粗糙其实也是服务于“爽”的主旨，目的是观众看得过瘾。

随着剧情发展到第二季，《庆余年2》的“爽”开始遭遇叙事上的危机，并对“爽”本身进行反噬。

首先是主角范闲。

“老金之死”引爆了本剧的第一个小高潮，并顺带点出了本季的主题——范闲“匡扶正义”的理想与行动，之后的“朝堂对峙”“春闱舞弊”等章节，都是对这一主旨进行的扩写和延续。

然而，剧情发展到这里，范闲这一角色的内在矛盾开始显现。

原著里的范闲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和朋友，作为庆国权贵，他的一切行动逻辑都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这也是《庆余年》作为男频小说“爽”的本质——所有人都围着主角转，所有事件都朝着有利于主角的方向发展，怼天怼地、为所欲为。

电视剧在保证“爽”的同时，还为范闲增添了一份“济世为民”的情怀，试图强化他的人物弧光。

第一季里的范闲还只是庆国社会的旁观者，与当地的联系还不紧密，他以现代思维与这个封建王朝碰撞出火花，可以让观众领略到范闲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

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范闲的身世与庆帝的关系逐渐露出线索，而他的人物故事也与庆国社稷民生已经深度结合，在“爽剧”的逻辑下，他已经成为庆国社会不可忽视的一方势力。

主角范闲从一个庆国的闯入者、旁观者变成了局中人和利益方，其牵涉的身份和立场，已经不再超脱。此时，范闲再高喊公平正义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处理自己的理想情怀和自己的现实利益的矛盾。

范闲越是试图匡扶正义，他表现出的矛盾性就越发突出。

他为老金父女的枉死感到愤怒，却对参与其中的弟弟范思辙轻轻放过；他对朝廷贪腐的现象深恶痛绝，却因权斗促成了谏官赖名成的死亡。

最终结果是，范闲虽然不断高喊公平正义，但在行动上则是偏袒自己人，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尽管编剧通过让范闲承认自己“有人罩着”展现出他的反思意识，但是这种既要理想又要利益的割裂感贯穿了整季。

如果他真的要贯彻自己的道德理想，那么整部剧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深重，很难“爽”起来；但如果他要继续高歌猛进，最终，他的善良和道德理想将伪善和难以服众。

以至于，通过《庆余年2》的塑造，主角范闲已经成为剧情推进的最大阻碍，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留待第三季来完成。

比起范闲这个人物身上展现出的矛盾，对整个故事影响更深远的则是《庆余年2》里权力运作的“爽剧”逻辑。

《庆余年2》里存在两种“爽”，明面上是主角范闲“打怪升级”的爽，暗地里则是权力拥有者“为所欲为”的爽。

《庆余年》里的权力施予没有造成任何的后果，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太子李承乾为了不泄露与范闲的谈话内容，把当日值班的侍卫全部处死；他为了在走私案上栽赃二皇子李承泽，把史家镇的人屠戮殆尽；长公主李云睿安排一众会计算账，把那些累昏过去的会计杀了当肥料......

诸如此类的情节设置显然是为了展现掌权者的冷酷和权力的肆无忌惮。但是，这些情节都缺少一个“然后呢？”

整个镇的民众一夜之间被杀死，这理应对权斗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自己的手下说抛弃就抛弃、说杀死就杀死，到头来只会让人心寒。

而当所有人在谈论这些事件的时，仿佛只是在谈论一个权力斗争的代价和牺牲品，事件本身被排斥在了权力斗争之外。

但无法忽视的是，权力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然有权力的施予者，就会有权力的承受者，承受者同样会对进程产生影响。

相较之下，一些更为严肃的历史剧的处理则严谨细致得多。以《大明王朝1566》为例，这部剧虽然视角上突出的也是政治精英间的权力斗争，但是各方每一次使用权力都会带来相应后果，并最终反作用到自己身上，改变政治斗争的进程和结果。

故事里围绕“改稻为桑”政策进行的斗争是《大明王朝1566》的重头戏。“改稻为桑”是“严党”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提出的一项政策，旨在将民众的稻田改种桑树，增加纺织品原材料促进出口贸易。

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很快扭曲为一刀切式的蛮干，官僚为了完成一年内“改稻为桑”的目标，想出了“踩踏稻田”“决堤淹田”等恶政，一项惠民工程就这样变成了民众的苦难。

重要的是，权力的肆意妄为很快反作用于“严党”自身，由“改稻为桑”延伸出来的社会危机最终促成了“严党”的垮台，权力的作用与反作用过程表达得非常清晰。

权力的每一次使用，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展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权力的运作才是真实可感的，对权力的批判和改造才有据可循。

相反，为了让观众感觉到“爽”，《庆余年2》沉浸在描绘权谋的深不可测以及掌权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却忽视了权力的承受者在权力互动过程中的主体性。

掌权者“大笔一挥”就能让民众生灵涂炭而没有任何后果，看上去是在刻画权力的恐怖，实则是对权力不切实际的意淫。

当权力的承受者对事件进程不起任何影响，而只是沦为权力的展演形式的时候，道德理想和济世情怀的对象实际上隐身了，这种忽视实际上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完成了对以范闲为载体的理想主义的背叛，造成了人物动机与故事结构之间的冲突，使得范闲高喊公平正义的举动仿佛对着空气挥拳，也难以自洽。

爽剧逻辑与剧情立意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已经在《庆余年2》中埋下根子，如果不能在第三季妥善解决，《庆余年》系列的最终走向将变得危机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