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赵靖含

编辑 | 吴擎

“像我这样的人，生在县城，以县城的题材去创作，未来大概率还是会死在县城。”摄影师蔡山海在一个深夜，平静地发出这句语音。

如果不是恰巧走到了繁峙县，拍摄了福清老人的满墙心事并在网络爆火，这个自诩“边缘人”的创作者，也许还会在孤寂中静默地走下去，去山西、贵州、广西、湖南、重庆，记录被遗忘的中国县城。直到有媒体联系采访，他的旅程里总算“有了可以说话的人”。

蔡山海的镜头里，装满了失落的中原、山区。但事实上，他来自富庶的长三角地区，江苏南部。在2013年6月，民政部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整个苏南区域彻底迈入“苏南无县”的历史纪元》。

撤县设区、撤县设市，一度成为地方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从1993年到2023年的三十年间，全国“消失”了300多个县城，转设为县级市和市辖区。

根据实际的发展需要，政策几经调控。最近的一次调整是在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严控撤县建市设区。

由小镇和农村构成的“县城”究竟代表什么，为何在撤与不撤之间频频徘徊？它是一种行政区划，还是一种发展状态？县城，就一定意味着落后吗？

当这个关键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交媒体的热榜之上，能够确定的是，它展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一个以县城为载体的新阶段。人们的视线开始重新挪回县城，这是一件好事。

同样以江苏举例，与苏南雄厚的经济实力相比，离上海相对较远的苏北，长期处在奋力争上游的尴尬境地。但在这几年间，事情起了变化。

假期爆发式的小城文旅热之外，细水长流的制造业依然在托起县城的底盘，当它与潮流叠加碰撞，就如同簪花老翁一般，吸引了关注度和网络流量的同时，又能够依靠合理、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延续发展之路。

譬如，当大城市的颜值经济蔓延到“灰扑扑”的县城，当地人便找到了致富的秘诀。

马面裙的爆火再次炒热了曹县，甚至盘活了烂尾多年的楼盘，年轻人对美甲的需求，也帮助苏北的水晶之城东海走向了一个新的起点。

1994年出生的李志富，入行穿戴甲不足三年，喜提400多万的宾利，同时为2000多名小镇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他说，买宾利不是必要的，但这是一种证明自己实力的路径。

和李志富一样，东海县长期处在“被看见”与“被肯定”的心理焦虑之中。如果再将视角往远处延伸，我们发现，这是大部分中国县城所面临的困顿。

产业发展需要依托平价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友好的营商环境，县城正好能提供所需，但如何被选中、被选中后如何承接和发展配套资源，却是县城亟需攻克的难题。

从东海出发，沿海岸线向南行进，在隔海相望的台湾省内，一个名为新竹的小城，正在依靠半导体产业拔节生长。

这座聚集了“顶尖脑袋”的科技重镇，拥有全球瞩目的台积电，和全国唯二的清华大学。但生活于此的工程师，却在混乱的交通、紧缺的月子中心和高额的房价之中，找不到心之归处。

不过，倘若只以经济论英雄，县城确实没有太多发言的空间，几大经济中心的虹吸效应仍然存在。

《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报告显示，54个百强县挤入了“GDP千亿俱乐部”，其中江苏、浙江两省遥遥领先，而蔡山海镜头里的主角山西省，无一县进入榜单。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聚回到山西，这个“充满落寞”的地方，人们又在做些什么？或者，换个问法，衡量县城的指标，是否只能有经济账？

运城新绛县，作为第一大产煤省份里，鲜少的、没有煤矿资源的城市，却是重点文物保护大县，有1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用绛州澄泥砚第二代传承人蔺涛的话说：“投资文化产业，是‘傻子’才干的事儿。”见效慢、效率低的文化产业，很难真正的“赋能”县域经济，那还要不要做？

一碗麻辣烫，火了天水。一方砚台，却没能冲入互联网的大门。东方甄选来山西选品，看中了蔺氏家族的澄泥砚，合作前提是准备2万件货品。对于大部分轻工业来说，这不是一个难以达到的数字。但手工烧制的澄泥砚，一年也只得两千件。

蔺氏爷孙三代在县城，就这样一方砚台一方砚台地做下去，“傻”吗？如若县城失去了文化之根，它又何以称之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故乡？

在火热的云南，风吹来了10.42亿人次游客，而在乌蒙山脉围绕的昭通小城之中，一个青年开始回溯故乡的精神内核。昭通是“中国文学之乡”，也曾是暴力案件多发的地带。

他如此写道：“我对昭通这种弥漫的‘文气’习以为常，就像对它的暴力和混乱一样。这种萦绕在这个山脉小城中的文气，滋养了我，保护了我。”

“回归县城”，像一句不思议的谶言，在20年代的开篇，向十几年前从县城考入大城市的人发起召唤。以“县城文学”为主题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超过4亿播放量。

但人们真正追求的，又是什么呢？回归县城的人的期望，与县城的现实发展路径，是否真正的嵌合？

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在2023年的文章中写道：“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工业园区冷冷清清，房地产冷冷清清，只有吃吃喝喝还是热热闹闹的。”

这不仅是现实，还是趋势。无数年轻人开始将目标从北上广的“大厂工牌”，转换为老家的“一个编制”。县城独生女叶欣，毕业后回家考公，她在尘埃落定之后，怅然地意识到，以后“人生大多数时间，就是在办公室了。”

回县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大隐隐于市”的选择。

县城逐渐优化的消费环境、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具有情感依托的亲缘关系，是人们从大城市“往回走”的重要吸引力，但对于县城而言，发展的重点还远远不止“把人召回”。

截至202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3267万人，比2022年增加1196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从数据上来看，这是几十年的飞跃式发展。

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也在研究中发现：“如果你去县城，你会发现他们个体已经实现了非农化，但是生活状态跟原先的乡土社会还存在延续。”

他提到，这几年的“网红县城”，让我们看见，县城人民的创造力，丝毫不亚于一线城市。但如何为人情社会构筑一道防火墙，建立起公私分明的现代规则，是建设理想县城无法绕过的话题。

为舒适而回县城的人们，想要真正推动县城的前进，恰恰是要打破舒适圈，直面真正的问题所在。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亦指出，县城是一个非典型的都市社会。如今的县城城镇化是一个未定型的城镇化，许多家庭能否真正扎根县城，还是一个未知数。

心系县城发展的思索，回到县城发展的想望，推动县城前行的实践，这是南风窗今年第11期杂志的内容，欢迎大家订阅，和我们一起，聆听《县城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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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赵靖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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