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茗婷

编辑 | 董可馨

当地时间5月18日，北京时间今天（19日）早上6时，在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弗里茨·斯坦纳将属于林徽因的建筑学学士学位证书，递到林徽因外孙女于葵手中。

这一纸证书、这一场本属于林徽因的毕业典礼，迟到了100年。

一百年前，林徽因作为1924级生，计划入读宾大建筑系，但因女性的身份而被拒绝，她只好改道入读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毕业前所修的成绩，达到建筑学优秀学生的水平，但最后只被授予美术学士学位。

宾大在2022年举办的“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展览显示，1918年至1941年之间，共有23名中国学生入读宾大建筑学专业。而林徽因是这批学生中唯一的女性，也是这批学生中唯一一位完成学业但未被授予宾大建筑学位的学生。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错误”，而错误的起点，在于当时历史对于林徽因女性身份的偏见。如今，这场偏见，在林徽因诞辰120周年、入读宾大百年后，终于被破除。

回望历史，林徽因在告别宾大后的建筑生涯，并未因这场偏见而变得黯然。

归国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为守护中国古建筑而冒着战火与危险四处奔走，晚年被重疾缠身时坚持在床榻上完成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那短短51年的一生，大半献于中国建筑。

她是林徽因，共和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师，一名从不在时代与历史的偏见与曲折面前低头的女性，一名以卓越才情、高雅志趣和铮铮风骨而矗立于民族历史之中的建筑学大师。

1924年夏，宾大校园里，林徽因总穿浅色中式上衣、深色长裙，活跃在课堂和社交活动上。“她的慕求者之多有如过江之鲫”，但学业才是她心中最重的分量，她总能在作业评比中脱颖而出。

不过林徽因在宾大时，因其女性身份受到了入读建筑系的限制。

原因在今日看来无疑是无稽之谈——建筑系学生需要在夜间作图，“一个女生深夜待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

这种性别限制，在那时是常见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在1936年前往美国深造，却被密歇根大学“不许女性走学生会大门”的规定劝退，最后改道前往加州大学。

但当时林徽因一身孤胆。对她作出限制的，只是一所机构不合理的规定，而非建筑学的知识。虽然建筑是静止的，但一木一石、一梁一柱所呈现的知识是流动的，而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看待建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凭着对建筑的热爱，林徽因迂回地选择了入读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直到毕业，林徽因取得了建筑系的61个学分——在如今宾大韦茨曼设计学院副教授林中杰看来，“这足以证明，和建筑系最优秀的学生比，林徽因毫不逊色”。

2022年，“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在宾大举办。一众建筑学者在回顾这批中国近代建筑师海外求学之路时发现，“除了个别退学的学生，林徽因是这些人里唯一没拿到建筑学位的”。

但对于公众来说，长期以来，这位民国才女，她的外貌与性情，她那《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等诗篇以及文学家的身份，甚至是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民国大师真真假假的感情传闻，比她作为共和国首位女性建筑师、她对中国建筑学术的贡献，更被人熟知。

这种对外表的肤浅关注，为性格直爽的林徽因所反感。好友金岳霖曾记载过一则轶事，他夸赞林徽因为“林下美人”，但遭到了她的责骂：“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好像只配做摆设似的！”

女性要做的事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而对林徽因来说，文学只是爱好，建筑师的事业，才是她终身热爱、终身奉献的“一项神圣事业”。

林徽因对建筑的热爱与学问，始自一次与父亲林长民在欧洲的游历。

1920年，此时已辞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被派赴欧洲访问考察。在林长民外出公干时，林徽因总跟着作为建筑师的女房东外出写生。

建筑（architecture），不只是房子（home）或建筑物（building），而是“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林徽因对建筑的热情，归国后直接影响了“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的梁思成。

1924年6月初，两人漂洋过海来到了宾大留学。虽说当时的美利坚大陆上，有林徽因“所喜欢的民主精神”，但她心系的，始终是中国大地上长久伫立却正在摇摇欲坠的古建筑，还有那个撕裂破碎的家国山河。

在接受当地一家媒体访问时，林徽因谈及了当时国内建筑艺术研究冷清，但又迫切希望跟上世界的狂热。“我们悲伤地看到，我们土生土长的和特有的本色的艺术，正在被那种‘与世界同步’的粗暴狂热所剥夺。”她甚至直言，“荷兰的砖瓦匠与英国的管道工，正在损害着中国的城市。”

一种强烈的想保全守护中国古建筑的壮志，“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建筑理论”，在游子林徽因心中深深扎根，成为她奔走呼告、呕心沥血的事业。

2018年，“觉醒的现代性——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展览，面向公众开放。策展人、同济大学教授童明认为，“如何界定、如何发展中国建筑”是当时林徽因等人面临的使命。

在宾大求学的日子，并非两位年轻人避世享乐的时光。胡适留学美国时来造访，他发现，林徽因老成稳重了许多。究其原因，梁家与林家两个大家庭，正值内忧外患。宾大求学的头两年，梁家与林家噩耗接连来袭，惊恸了两个在外求学的年轻人。

林徽因与梁思成刚到宾大一个月有余，梁母李蕙仙因乳癌去世。第二年12月，林长民作为东北军第三军团副军团幕僚长，在抗击张作霖军阀一战中，被张学良的奉军伏击，中流弹身亡。

在梁母、林父接连去世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求学念头有过强烈的动摇。支撑着两位年轻人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向梁思成写道，“我和林叔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梁启超次女）一样看待”，并叮嘱梁思成鼓励林徽因：“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

宾大留学期间，梁启超向两位年轻人送来了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这本古著，后来在林、梁的建筑人生中，成为指南针般的存在。

此时的梁启超因丧妻及丧友等事务奔波，已是劳累过度；数月后，1926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但被误诊，在手术台上被误割了健康的右肾。此后身体每况愈下，3年后便撒手人寰。

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林长民，两位革命家对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建筑人生，都有重要的指导。两位年轻人在建筑事业中，传承了父辈的家国情怀与人文良知。而林家满门忠烈、梁家一门三院士的恢宏叙事，则是另一段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求知、求真、求和平而奋斗的家国历史。

1927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渥太华举办了婚礼，婚期是3月21日，这个日子，是为编写了《营造法式》的李诫立的碑刻上的日期。

林徽因不愿穿西方的白纱结婚，而渥太华又无处可寻一套东方的凤冠霞帔。她决定为自己设计一套中西结合的婚服，“头上环裹饰以嵌珠的头巾，左右垂下两条彩缎，也算有冠有帔了。领口袖口都配上宽条彩边，比素净洁白的西式婚纱来得喜庆”。

这一套中西合璧的婚纱，喻示了她日后“以今日西洋建筑学和美学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建筑”的视角。

二人婚礼过后，经欧陆辗转回国，先是在梁启超的铺垫下，到东北大学着手建筑系的建立。后因梁启超病故，梁家大宅处于风雨之中，作为长子长嫂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那个他们阔别5年的北平，扶起飘摇的家族，又在短暂的时间里，重操建筑学的事业。

1931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的6年时间，是林徽因一生里为数不多的不被顽疾缠绕、不被战火炙烤的平静而充实的日子。她做了许多流传至今的诗作、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

相较于与《新月》杂志社徐志摩等文人的交往，对于建筑师林徽因来说，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研究工作，才是她在北平生活的重心。

1931年，她与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分别任“校理”与“法式部”主任，成为中国首批对传统的中国建筑进行理论性诠释的学者。众人游历山河四省等地，尽览古都古建筑。林徽因与梁思成二人的建筑思想，在此发轫。

1932年2月，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一期上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一文，运用“实用、坚固、美观”的原则来分析中国建筑。

1934年，在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所作的绪论中，林徽因的建筑理论进一步体系化。她借助“同时代‘西洋建筑学和美学的眼光’”，提出“结构法”“平面布置”中国建筑木框架结构体系的基本特征，将中国建筑与以砖石建造及垒砌的西方古典建筑作出了明确区分。

这两篇文章都为后来梁思成一系列理论表述提供了创新点。梁从诫后来回忆父母的学术生涯，他记得父亲说过，“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而素来腼腆的梁思成也曾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林徽因的视野是开阔的，她对建筑的考察与理解，并不局限于建筑学的逻辑。除了西方建筑视角，作为文学家的她，还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与思考美学逻辑的大脑。她认为，相较西方严实的砖石建筑，中国木框架结构建筑“袒露所有结构部分，毫无畏缩遮掩的习惯”。

林徽因大胆地将文学领域的拟人手法，放入了建筑学的理论论述中。夏铸九评价：“林徽因的建筑史写作，文字动人，使得一种技术性的写作，也充满了热情，以带有深情之语句，肯定的口气，鼓舞读者之感情。”

这种论述，彰显了她作为“民国第一才女”博学融汇的才干，也代表了“她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从技术和工程的领域，进入到伦理学和哲学本体论的境地”。凭借林徽因这些不落条框的创新发现，“我们足以将林徽因定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者与先驱者”。

在撰写《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时，林徽因已有身孕，总因为妊娠反应而不适，“常常脸色苍白地离开写字台和绘图板”，同时还要照顾大家庭的众多人口和料理家务。这给林徽因本就因肺结核而羸弱的躯体带来重负。

林徽因曾写信向友人发泄杂务缠身的不满：“每当我做些家务活儿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

儿子梁从诫的眼中，他的妈妈“不爱做家务事”，“这些琐事使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价值的事情”。

但林徽因对于建筑学的热情，无法被一地鸡毛的家庭劳动消磨。1933年，身体有所好转的她，与梁思成一道踏上了长途跋涉的实地勘察古建筑之路。5年间，7个省份，林徽因与梁思成踏足北平、山西、陕西、河北、浙江等省市，丈量测绘了山西的云冈石窟、河北的正定隆兴寺等古刹楼阁，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非五台山佛光寺莫属。

1937年，林徽因与梁思成等营造学社同道，经过两天翻越山丘的路程，在初夏的黄昏下终于看到了那座宁静肃穆的佛光寺。一张照片记录了当时林徽因的工作状态。身着深色裤装的她，左脚伸直在下面一级梯子，右脚踏上一级木梯，保持重心稳定，伸出双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测量佛光寺经幢的高度。

待她走进这座神秘庙宇的内部，一团黑色的物体向她飞来。是成群结队的蝙蝠，它们扇动了梁上的灰尘，还混合着臭虫的味道。这就是建筑考察的日常。

在这恶劣的环境下，林徽因远远望见了佛寺大梁下雕刻着“女弟子宁公遇”——这是由当时宁公遇夫人、僧侣们称之为“武后”的女性所捐赠的寺庙。凭借这些文字，佛光寺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次激荡人心的发现。佛光寺是林徽因等人“这些年的寻访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比当时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还要早127年。

这打破了当时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对“中国境内已无唐代木构建筑，只得日本京都与奈良有”的断言，在当时日军迫近华北之际，无疑是一则能够激励民心的发现。

佛光寺发现数天后，在卢沟桥，日军司令按下全面侵华的按钮。

烽火连天在北京街头上演，与此同时，梁思成收到了来自日本“东亚共荣协会”的邀请，其目的不言自明。林徽因与梁思成当即拒绝，并忍痛割舍父辈友人赠送的物品，只带着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拖家带口地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动向，南下烟台，又辗转郑州，一路向西南转移。

一路上，数千张战前两人在营造学社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他们却紧紧地抱在胸前，一张也没有遗失”。经停昆明后，他们最后在宜宾的小村庄李庄安顿下来。此时，已是1940年，日军已一路南下，直达香港。

在李庄，林徽因肺结核发作，卧床不起，梁思成早年车祸留下的脊椎软组织灰质化越来越严重。安顿在李庄的第二年，前线传来噩耗，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在一次对日空中作战中，牺牲在了成都上空。这可能是林徽因“情绪上最抑郁的时期”。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梁再冰与梁从诫都记得，在李庄时，母亲林徽因喜欢读杜甫与陆游的诗，“尤其是杜甫在战乱年代写的诗”。“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中国传统文人风骨与节操，支撑着他们度过艰难的抗战岁月。

穷且益坚，梁思成这样描述妻子：“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

他们靠着几块木头搭建的书桌、一台噪声很大的打字机、一个撑着梁思成下巴以减免脊柱疼痛的花瓶、一张安放林徽因病躯的行军床，和着各种文献、典籍等资料，撰写出属于中国人的《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撰写及绘制了《图像中国建筑史》，搭建了一条中国第一代建筑学者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路。

抗战胜利后，两人回到北平，住入清华园，着手建立清华建筑学院；后又遇北平解放，两人与解放军商讨，保全了北平城内的古建筑。

丹心照汗青，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林徽因以抱病之躯，参与了国徽设计，而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1955年4月1日凌晨，她安静地长眠在了那个新纪元下的人间四月天。

在林徽因短暂的51年人生里，她以娇小瘦弱的身躯，搭建中国建筑学早期的理论骨架，为战时中国建筑的研究工作撑起了保护罩，也将那“一身诗意千寻瀑”的文艺造诣与刚强坚韧、高洁硬铮的人格，熔铸进中国建筑的雕梁画栋。

在北京八宝山，“中国近代建筑之父”、陪伴林徽因共度大半生的丈夫梁思成，亲手为发妻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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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黄茗婷

排版 | 风间澈 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