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孩子那双木讷而迷茫的眼神，令她至今难忘。

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悦妍，那时本该读三年级。但现实中的她没有朋友、没有上学。与此同时，翻垃圾桶找吃的、夜不归宿流浪街头……深受精神障碍影响的妈妈正带着她一同在各自的人生里往下坠。

读书、照护、保障、监护通通有问题，一单复杂的未成年人保护个案，出现在了眼前。

作为社区工作者，马颖等人围绕这个孩子开启了一场持续八个月的未成年人保护之路。寻亲、鉴定、修正出生证……做了各种从未做过的事，也找到了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殷委员工作室等多方支持，穷尽可能为孩子重建一个家。

这个过程中，挑战接踵而至。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当下一个复杂的未保个案出现，同样的解决之道可行吗？

 隐藏在不被看见的角落 

悦妍和母亲敦燕（化名）的家，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中街复兴社区。这个家仅仅十几平方米，是悦妍外婆，也就是敦燕母亲去香港打拼前，特意给这对母女留下的房子。

2013年，早年染上吸毒习惯的敦燕被依法强制戒毒，后来回到复兴社区，在2015年生下了悦妍。而悦妍自打出生起，就没见过出生证上写的父亲。至于敦燕，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母女俩的基本生活，靠在香港打两份工的外婆送钱维持。早些年，外婆定期往返香港和广州探望母女俩，有事耽搁时，便托敦燕邻居代为转钱。直到几年前，老人因病去世，母女俩的生活轰然坍塌。

外婆去世后，敦燕的精神状态逐渐下滑，开始酗酒甚至出现了被害的妄想，认为孩子出门读书会有危险，不许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带孩子到街头流浪、翻垃圾桶找食物，甚至教唆孩子去偷外卖。

“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家发生了什么，她们也很少出入公共场合。”马颖是复兴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她回忆道，“很多事都是后来才了解到，包括早期曾有教育部门就孩子上学多次上门，但一直敲不开门，没人。”

直到2023年。这一年，悦妍8岁，没读书，却染了不少坏习惯。

在社区里，悦妍和敦燕就像隐藏在不被看见的角落一样。

“你好，我有情况反映，我邻居家的小孩经常半夜尖叫，好像家长在虐待小孩……”“你们这里有个小女孩经常在晚上十点多趁我派送的时候，偷我车上的外卖盒。”

这一年，居委会和当地派出所陆续收到了居民的情况反映和报警，再一查，发现大家说的那个问题小孩就是悦妍，但依旧找不到人。

马颖回忆道，“当时我们上门走访，依旧没人回应，也不知道这对母女有没有近亲居住在附近。”

但没多久后，悦妍舅舅带着这对母女，主动找到了居委会。

马颖等人和悦妍及敦燕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居委会。

“（悦妍）舅舅之前犯了罪，2023年年中才出来，当时想要申请救助，顺带也带着外甥女（悦妍）和他妹妹（敦燕）来寻求帮助，并说了母女的状况——那时是夏天，这对母女家里却停水停电，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至此，一直隐藏着的母女两人终于被看见。”

马颖说，结合此前情况，社区医院为敦燕做了初步检查，认为其存在精神健康问题，在街道协助下送院治疗，与此同时，孩子的问题同样迫切。

那时，悦妍没读书，没人照顾，只得临时到舅舅家住。

但接下来怎么办？

悦妍舅舅家那时已是一家三口的低保家庭，舅舅没有工作，舅妈确诊肺癌，有一个女儿，一家人住在四十多平方米的公租房，连照护悦妍的费用也觉得吃力，更别说帮助悦妍入学。

至此，悦妍的社会支持网络一点点地崩塌、破碎。第一次到居委会，孩子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令人痛心。包括马颖在内的社区工作者都在想，怎么才能为这个孩子重建一个“家”。

接着，一场持续8个月的未成年人保护之路，开启了。

刘菲（化名）是江南中街街道工作人员，也全程参与了这场未保工作。

悦妍经常站在邻居家外，透过窗户看邻居家的电视。

 孩子就在面前，不能等 

保障悦妍基本生活需求，是刘菲和马颖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事情。

“我们第一时间按规定为母女申请了低保身份。后来母亲确诊精神疾病并办理残疾证后，又申请为特困保障身份并领取补贴。”

刘菲说，“但申请特困是更往后的事，而问题就在眼前。在补贴下来前，我们找了区妇联、团区委、区卫健局等申请专项生活帮扶资金，也找到广州市社联关爱困境儿童中心和一些社区热心党员捐赠生活用品，并找到舅舅、舅妈家庭沟通，希望临时照顾好孩子，大家会一起努力寻找资源的。”

不过，悦妍是临时安顿下来了，读书问题如何解？

“我们问过孩子，她这些年其实没有什么朋友，别人在上课，她就和妈妈脱离社会。”马颖至今印象深刻，“这个孩子站在妈妈身旁时，眼神游离、沉默，一点话也不说，但妈妈不在时，一下子活泼了起来，和工作人员以及社工打招呼，主动逗人玩。最近发来的一段视频上，蹦蹦跳跳，短头发，弹着乐器，机灵得很。”

看着孩子，街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想法就是——这是读书的年龄，一定要让孩子立马读上书。

“我们最初已经把孩子情况传给了各个相关部门。”刘菲回忆道，“当时，区未保中心多次牵头街道、法院、检察院、卫健、残联、团委、妇联等部门召开了多次协调会，讨论孩子困境的解决方案”，每一场会议都能发现一系列问题——第一场会议得出了一个结论——孩子一定要上学，但同时得明确有效的监护人——现在母亲精神健康状况不佳，当不了实际的监护人，但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回学校的工作就没办法推进。

围绕悦妍的各个相关主体，都参与了进来，包括舅舅的常住地街道。

“接着我们又开了大约两场协调会议，就是为了寻找孩子出生证上显示的生父，当时寻求派出所协助，找到了人，委托第三方机构做鉴定，结果排除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而且不愿照顾孩子”。

刘菲说，这一步行不通，便得认定悦妍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在此之前必须修正悦妍的出生证。“我们又自己去找相关流程咨询，结果，原来是要当事人自行找出证明的医院更改，这时又引出了下一个步骤——为母亲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做基层工作的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跨专业领域的门槛和壁垒。

“那时我们找到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加急准备材料。这些都是没做过的工作，找不到有什么模板参考，你只能自学尝试，而不同领域的文书又不尽相同，材料都是自己摸索着写。”刘菲记得，“光申请材料等文件，我们写了不下五十多份。”

那些天，一堆又一堆的问题排山倒海涌过来，令人窒息。但街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守护这个孩子的执念，却也越来越强。

“孩子所在的那条巷子，那里的街坊邻里后来知道我们在给这个孩子解决问题，都在时不时问我们推进进度，催促我们，大家都希望孩子快点上学，孩子太可怜，谁都不忍心。”马颖说，大家有意无意，都逐渐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而刘菲记得，“那时申请评残鉴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亲子鉴定等都需要大笔费用，但孩子就在你的面前，街道领导也说，不能等，有什么费用，那就我们自己先想办法解决，后来成功申请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身份并领取补贴。”

光是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和亲子鉴定的费用，就已经将近一万元。

 监护人问题如何解？

找到人临时照顾，不断对接社会救助资源帮扶，实际上也不是长久之计。

而且，悦妍的上学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实际上，马颖等人有过美好的设想——“我们本想过等孩子妈妈住院治疗结束后，还是可以和孩子一起回归正轨。当时孩子妈妈住了一个月院，也曾短暂回到社区，我们都以为妈妈维持日常吃药就好了，而且她也很紧张自己的女儿”。

但马颖没想到的是，“她教孩子骗我们说吃了药，因为精神障碍的原因带着女儿流浪在外，我们送物资给她时全拒绝了，怕别人下毒。还是不给孩子读书，以担心孩子人身安全为由一直拒绝。”

2023年11月，马颖只好引导敦燕继续住院治疗，并申请精神障碍的评估。

刘菲还记得，当时辗转找到了合适的医院申请尽快评估，结果敦燕是二级精神障碍。医生提出，敦燕处于弱监护状态，自己也需要监护人，而孩子舅舅家庭自然而然成为其监护人。就此，妈妈继续做监护人的可能破灭了。“我们想过各种可能——妈妈住院期间，其实孩子一直是舅舅舅妈在带，每天教她写两页数学作业，表姐也教一些拼音，有没有可能舅舅或舅妈做监护人？但他们一直表示没有多余精力负上全部的责任。”

事情看似进入了瓶颈，但街道和居委会也在寻找社会资源的破局。

近年来，江南中街街道也在积极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而提高困难群体社会救助保障率正是其中一项工作。街道社工也对悦妍有持续的跟进。

“我们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其实一直在寻求慈善资源的接力。”江南中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告诉记者，“我个人有统战的工作经验，也和一些公益人士相熟，当时我们在2023年11月找到了郑子殷委员工作室求助。”

而郑子殷本人除了是广州市政协委员，还兼顾“律师”和“公益人”的多重身份。他说，“但这个事情上不应该是慈善担角，而是在发现疑似监护侵害行为时通过司法保护，使孩子第一时间进入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的安全圈。”

“那时候，孩子妈妈已经不可能履行监护职责，我们知道如果没人站出来，那就必须是我们站出来。”居委会工作人员说，“但是，说是我们可以在未成年人住所地、监护人住所地或者侵害行为地人民法院兜底起诉，要求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指定监护人，但法律文书材料又是一个挑战。我们问过，连一般律师也缺少这方面经验，更别说我们，这一个专业活自己怎么干得来？可在外面请律师，又涉及一大笔费用，怎么办？”

那时，街道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自学相关网上案例，可实在隔行如隔山。

更何况，问过的一些律师都说，这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与此同时，申请法律援助需要特定条件。居委会如何寻找律师支持？

在这个环节，公益慈善资源发挥了作用。

彼时，郑子殷把更多主体串联到了一起。在2023年12月18日及19日，他分别联系了法院、检察院以及基金会。

 毫无保留地爱这个孩子 

2023年12月19日，郑子殷找到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联合北京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全国守护受暴儿童志愿律师能力建设项目，成功申请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资助，并在此前联系了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反映孩子情况。

2024年2月，居委会向区人民法院提出了撤销敦燕监护权的申请，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黎嘉敏和郑子殷共同担任委托诉讼代理人。

从这时开始，悦妍的困境开始加速解决。

2024年3月4日，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支持申请人起诉的决定。而海珠区法院为该案开通了“快立快审”通道。经审理认为，悦妍母亲因精神二级残疾，缺乏监护能力，侵犯了悦妍的健康权和受教育权，遂于2024年3月19日判决撤销悦妍母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居委会作为悦妍的监护人。

为确保监护职责落到实处，海珠法院通过走访调查、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等方式，协同公职监护人共同完善了悦妍的监护方案，并持续跟进。

据悉，这是广州市海珠区的首例撤销原监护人资格，指定居委会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案例。“这种实践是很有意义的，让大家找到了方法和路径。”郑子殷说，但同时，方法和路径只是未保工作的关键要素之一。

江南中街街道为郑子殷委员工作室送锦旗感谢其帮助。

“司法保护是很坚决的，一旦事实和证据形成闭环，就会坚决将其拉入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的‘安全圈’。”郑子殷说，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没有人把悦妍简单地看成是自己工作流程接触的一个对象，自己工作权限范围内的流程结束了就“草草结案”，而是视为自己的孩子，全程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作出选择，不断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恰恰体现了国家亲权的理念——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

令郑子殷敬佩的是，“街道和居委会在过去的几个月想过孩子未来的各种可能，谨慎地探索了每一种可能，最后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担任监护人，但也在孩子成长的无数种可能中选择了变数最多、责任最大，同时也意味着更多希望的一个方向——委托悦妍舅妈照护，要在社区里重新为孩子构建一个家——他们比较过送福利院还是委托近亲照护，综合比较后，还是觉得后者有利于孩子的人格发展和社会情感学习。”

这是悦妍创作的一幅画，每个接触她的社区工作者都觉得，她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

明确了监护人，悦妍的照护、入学、保障问题通通迎刃而解。

马颖告诉记者，如今悦妍和舅舅舅妈一同住在另一个街道的公租房，“我们与区教育部门沟通协调，最终落实她在舅舅、舅妈家附近一小学安排入读，递交申请入学资料办理学籍学位手续，由街道书记出资为其置办校服，不久前刚刚踏入校园。”

而接下来，虽然悦妍人户分离（户口和常住地不同），且学校也不在街道辖区范围，但她已经成为“社区的孩子”。

这也意味着，这场围绕悦妍的未保之路只是刚刚开始。

刘菲和马颖清晰地意识到，悦妍丢失了的童年时光、社会支持，并不会因为法院的判决而一天内修正回来，那些社会规范、校园融合（尤其是避免校园暴力方面）、学业辅导、社区朋辈关系以及心理健康状况都需要时间持续支持和弥补，而街道社区如何与属地协作，链接社会资源支持将是接下来的关键。

“两边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也会保持这方面的密切交流。”刘菲说。

而能不能为悦妍重新搭建一张完善的社会支持网，将是悦妍未来成长的关键。

此外，未成年保护工作中还有许多复杂而隐秘的困境和个案，等待多方一起去回应和破解。而围绕悦妍而展开的未保经验能否在更多个案中借鉴，则是更多未保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为更多困境儿童寻出路，我们可以做什么

广州日报新花城 民生频道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杨朝露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 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