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张茜

值班编辑 | 黄茗婷

偶尔会有那种荒诞到让人下意识怀疑这是不是段子的新闻，突然飞入手机屏幕。“12306回应年轻人卧铺挂帘子老人没地坐”，应该可以归入此类。

据杭州日报，4月14日，在某班次列车上，一位身处卧铺车厢的乘客拍摄短视频，吐槽年轻人在下铺挂帘子，拍摄者的镜头对着挂了帘子的两张下铺，扫到了其中一位正在专注于手机屏幕的年轻人。

背景音是拍摄者的情况说明，大妈称：“我们要看一下，看看年轻人，哎~哎~列车上还挂哈这么点的帘子，让70多岁的老年人连坐都不让坐。”

来自中国铁路12306客服女士的回复是：“没有明确规定说不能使用围挡，不影响其他旅客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但需要跟各位旅客协商好。”

就是这么一件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在15日晚间登上热搜后，惹全平台评论区骂声一片，过滤掉对事件各方的横加指责，过滤掉口不择言的发泄情绪，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优势意见是碾压式的。

视频中尖着嗓子的大妈，一边用镜头审判沉默的年轻人（以她眼中的自私行为）破坏着“尊老”的道德秩序，一边喊着“我们要看一下”，呼吁公众加入对年轻人的声讨。但事与愿违，公众看了看之后，给出的审判是：“快看，这又有人在随地发癫，为老不尊，讨嫌且不自知。”

这样的意见气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郑重其事地假装自己拥有一个旧时代判官的角色，再毫无新意地放个马后炮，毫无意义。

只是，在一出呼吁道德审判和被反向审判的现实闹剧中，我们在对海量评论的观察中，会模糊地感受到，好像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变了。而对这种变化的充分感知与了解，也许可以给正在跌跌撞撞中一边适应社会，一边追寻自我的朋友，提供一点点理解上的帮助。

我们自己从幼时起，就反复被灌输尊老爱幼是一项传统美德，但细细回想，却发现老师们经常跳过对“为什么”的解释，直接到达“怎么做”。

时不时就可以看到，某地又有老年人在公交地铁上呵斥年轻人不让座，甚至动辄问候对方全家、动手打骂拖拽的新闻。印象中，用“让座”举例的时候，从来没有老师带入如此暴力的场景，来讨论尊老爱幼的适用性问题。

而这种道德教育中的有限澄清，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埋下了很多难题。

很巧的是，据北京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报道，4月14日，在湖北武汉，一年龄较大的男子在大学校园里遛狗未栓绳，被大学生提醒后当场发飙，反抽大学生一巴掌，暴怒辱骂称：“老子一脚踹死你”。此外，这位自称“老子”的男人，还试图用栓狗绳抽打拍视频取证的学生。

显然，遇上这种豪横顽劣的老人，正常人只想绕道走，绕不开还需要录视频举证自卫，何谈尊老这么高阶的美德。

浪里淘沙，唯一比较有价值的是，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正好有助于我们澄清“尊老”这一美德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

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多元分化，生活空间又相对集中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处规则，首先讲权利原则，这已经成为了基础性的共识。

更精确一些，这里所涉及到的权利原则可以细化为：

（1）法无禁止即可为；

也就是说，关于下铺乘客挂帘子的行为，12306客服“没有明确规定说不能使用围挡”的回复，就已经无效化了那位自认是“70多岁的老人”对年轻人的控诉。

换任何人，只要人家成功购买了这张下铺车票，在乘车区间内，他/她就自动拥有了挂帘子的权利。权利意味着，他/她没有义务向周围的陌生人解释自己挂帘子是为了挡光、出于隐私，亦或洁癖。

也许反过来可以问的问题是，如果下铺不是一位看起来在努力屏蔽嘈杂世界的瘦瘦年轻人，换那位遛狗不栓绳、拴狗绳用作打人工具的豪横老人是下铺主人，这位大妈还会扯着嗓子喊“连坐都不让坐”吗？

这个假设很容易唤起一种较为普遍的日常经验：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好说话的人，最经常性被要求为别人提供便利。例如在餐厅，需要为一行带小孩用餐的人协调座位，相较打扰四位骂骂咧咧大腹便便的大叔，一桌刚落座的仙女姐姐，永远是服务员的首选协调对象。

而那些觉得自己非常通晓社会运行秩序，尤其爱冒用受害者头衔、扮弱小攻击人的聪明人，可能很难理解，“看人下碟”其实是一种智力加德性的双重缺陷。

此外，权利原则还内含：

（2）“你的自由结束之处，正是我的自由开始之处”之义。

这里，为了更好地说明，我们有必要引入“距离正确”的概念（来自于《敏感与自我》一书）。这本书的作者在第九章“保持距离的规则”部分，论证了现代社会对距离的渴望。

她举了新冠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例子。

体验上来说，早在疫情之前，现代人就不喜欢他人离自己过近。一般来说，当一个陌生人突破半米的人身距离近前来，我们马上会感受到一股“不怀好意的侵入感”，对方会被识别为带有威胁性、令人不愉快、不尊重人的。

即便是熟人，年岁渐长，随着自我树立起了稳定的内核和边界，出于尊重彼此独立性和身体边界，放在小时候会认为是在表达亲昵感的触摸和打闹，也会自然而然越来越少。

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拥有“一个不被打扰、不被骚扰、不被威胁的空间”，无比重要，而过近的距离，很容易让人感到羞耻和厌恶。最终，我们的身体只对极少数会带来温暖和安全感的人开放触摸权限，比如母亲、伴侣和孩子。而其他人的触碰，则会因为唤起对未知攻击的恐惧，让人寒毛直竖。

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更是一下子以医学要求和法令规定的双重形式，把人和人之间的安全距离从半米拉到了1.5米。作者引用了一位现象学家的观察，他写道：“以前作为一种（出于）尊重而保持的距离，即不要离他人太近，现在是一项卫生措施，必要时会通过罚款来强制执行，这引入了一种类似于‘卫生正确’的东西。”

从此，保持社交距离，不止关乎文明人之间的交往礼貌，而且还关系到个体的生命安全。也就是说，“卫生正确”进一步助推了人们对距离的需求，虽然全球新冠大流行已经结束，但保持距离有益于安全的观念，即“距离正确”——留存在了我们的潜意识中。

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坐卧铺挂帘子这么“稀奇”的操作，轻松得到了所有人的理解。当对距离保持敏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生存策略和交往共识，试图一边扮弱，一边拿着道德的大棒叫嚣，妄图侵入他人安放自我的私人空间的无礼姿态，就变成了野蛮人的标识。

这类人对其他人提出的道德诉求，是需要被打一串问号的。

我们自古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很遗憾，总会有冥顽之辈，把至善的道德呼吁，背道而驰地理解成可以倚老卖老的文化本钱。

需要厘清，尊老、爱幼、礼让孕妇、修盲道、设置残疾人通道等等，除去对人类的野蛮状态满怀憧憬的神经病，除去对人的相互倾轧感到理所当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理念、行动和措施，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以年龄为例，在道德与立法原则中，都需要把年龄纳入考量，把人分为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是因为就健康、体力、耐力等来说，幼儿和老年人通常不如其他年龄阶段的表现。

而我们每个人，包括自己和挚爱的人，不出意外，都会经历幼儿期和老年。

基于共情能力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从对自己也曾娇嫩无比、未来也将垂垂老矣的生命体察中出发，看向自己爱的人，然后意识到擦肩而过的路人也和自己相似，大家所求不多，幼有所依、老有所养，求不被忽视、求不被遗忘、求不被无助感淹没。对平等和博爱的强烈感受，就来自于此。

至少需要清楚这一点，稳健的人类间相互之爱，和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才有可能。但眼下，人的处境之逼仄，会让这般所求不多，也显得无从求起。

我一直记得十年前看到的一条微博，一位在勤工俭学的博主分享说，自己在一家公司做保洁，某天收垃圾，职员小哥提醒她自己打碎了杯子，虽然用卫生纸包起来了，但还是希望她小心一些，免得割伤手指，否则自己会非常内疚。

当时懵懵懂懂中被惊到，原来把人当和自己一样的人，表达出平等而有礼的关心，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

而忍着内心的嫌恶去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也多次浮现另一个场景。

具体记不清是研二还是研三了，和朋友在校门口的纪念品店买卫衣书签，一位老奶奶在给自己选帆布包，有粉色和蓝色，在纠结哪个颜色好看，也问我们的意见，最后选了粉色，因为觉得是春天，和上海满街的粉白花树很搭。

一会儿，她也走到了书签和钥匙挂扣区，说要选几个漂亮可爱的钥匙挂扣，送给公交上总是给她让座的人。我其实已经记不得这位老奶奶的长相了，只记住了她选买一把钥匙扣的原因，是别人每次给她让座，她会很感动哇，“很感谢人家，也希望人家给我这个老太婆让座，可以收获一份好心情”。

同一天买的钥匙扣，我的两个都断没了，但那位老奶奶的心意，滋养了我们那一天的美好心情，那种不把别人的尊老行为，视为理所当然的珍重心意，每次想起，都会让人如沐春风。

由此看来，休谟好像的确是对的，带来美德的印象的确是令人愉快的：“我们对‘美德’的意识在于，我们在看一种性格时感到一种特定的满足。在这种感情中，包含着我们的赞美和钦佩。”

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善，在“你”“我”“他”之间，灵动婉转地流动着，良善社会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内含强迫性，却对具体的人视而不见的道德秩序，只会导致认识论上的封闭和咄咄逼人的野蛮。

因为这是传统美德，所以你必须尊老爱幼的说教思路，在这个时代，早就行不通了。而倚老卖老，把年轻人当做发泄自身无处实现的自我膨胀欲望的工具，毫无疑问，只能被归入令人不愉快的恶行。而这一次，反思的责任的确不在年轻人。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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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董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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