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值班主编｜黄茗婷

初代言情剧《情深深雨濛濛》的二次生命，可以从三个角色谈起：何书桓、陆如萍，及“雪姨”王雪琴。

在书桓变成“渣男代言人”之前，他是观众眼中才貌双全的国民女婿和白马王子，正派、标致、体面。一双无辜深情眼，怎么看都是虐恋男主角。

20多年后，他淋着雨愁容满面叩问自己的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公开处刑：“我应该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两个女人动心的男人吧？”这代网民，只想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在“绿茶”和“白莲花”这两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林心如饰演的如萍也曾是最受羡慕的女性角色。甜美温婉的外形，优渥的出身条件，比总是执拗臭脸的依萍似乎讨喜很多。她身上爱而不得的楚楚可怜，也让观众自动化身恋爱脑的杜飞，对其无限怜爱与包容。

至于“大反派”王雪琴，这个尖酸刻薄、对依萍母女无限打压的恶毒后妈，曾经有多么让人咬牙切齿，今天就有多让人拍手叫绝。她输出的一些言论，放在现代化的个人主义语境下其实不无道理，甚至超前于她的时代而具有某种女性解放意识。例如：“你陆振华有八个老婆，我凭什么不能在外面找男人？”

当曾经看琼瑶作品的那批小观众长大，足以理解世界的复杂和多重性，也适应了新世界的爱情与人生观，书桓依萍们就“塌房”了，琼瑶奶奶也被“起底”了。

后互联网时代，公众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在文本之外已增加了许多现实和社会的视角。比如价值立场、道德法则，演员本人的道德人品，等等。

但不论被挖出多少雷人言论，《情深深雨濛濛》依然是“80后”“90后”最忘不掉的童年回忆之一。哪怕经不住时代价值的剖析，它仍然有着足以对当代国产爱情剧单薄内核形成讽刺的力量。

宁愿疯魔，宁愿爱得轰轰烈烈，也不要理智得淡如白开。这是琼瑶留给我们的悸动，不随时代褪色。

得承认的是，剧版《情深深雨濛濛》赋予了琼瑶原著《烟雨濛濛》没有的时代深度和生命力。剧将原著设定的20世纪50年代改为20世纪30年代，将故事背景从台湾改到上海，加上后续男性角色纷纷参军，几对璧人在战火中分分合合，都让原著局限于家族内部的情情爱爱，拔高到了“国仇家恨”的层面。

而这份视角和格局，是琼瑶不曾拥有的。

《情深深雨濛濛》里没拍出来的一点，是原著《烟雨濛濛》里，依萍与书桓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就大谈文学。

依萍向对方坦言，她最欣赏的小说是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不论是作为文学的道具还是符号，《呼啸山庄》都十分具有代表性。这部作于19世纪的名著紧扣一个核心概念——复仇。当爱情被阶级压迫和人为之恶斩断，一个孤狼般野蛮、敏感的底层复仇者希斯克利夫诞生了。

依萍似乎也总是心怀复仇的种子——向陆家的复仇，向她自己的爱情复仇。哪怕这颗种子最终并不成核，只是如凝云涣散。

用时下流行语言来说，依萍和《呼啸山庄》里的男女主角凯瑟琳、希斯克利夫，都是 “疯批”。他们极致地去爱，也极致地去恨，从来不屑于用世俗规训掩饰自己的真实内心。他们瞧不起整个世界，却倔强地忍受着整个世界对他们的虐待和屈辱。

早在两人暧昧时，依萍就对书桓说：“那本书里写感情和仇恨都够味，强烈得可爱，我欣赏那种疯狂的爱情！”可她也一语道破：“一个生长在仇恨中的人，你就不能不去体会他的内心。”

温和的、文雅的书桓当然不能体会，也注定不能理解。他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过火”，对书中“疯批”男主的评价则是“像鬼”。

我们忍不住想，当两人深入爱与痛的漩涡，书桓会不会也暗暗评价依萍“像鬼”？

依萍代表的是琼瑶笔下主流的爱情观。爱，就要爱得轰轰烈烈，向死而生。依萍如此，《还珠格格》里的紫薇和小燕子、《一帘幽梦》里的紫菱，皆如此。若为爱情故，荣华富贵皆可抛。

在琼瑶的世界里，男性往往理性更多。何书桓就是活在与依萍不同价值体系里的人。他有不错的家世、稳定的工作，是受人尊敬的社会角色——上世纪30年代的记者，妥妥属于精英阶层。他不需要怎么“疯魔”，就可以收获爱情。

因此，何书桓不是非得爱上依萍。一开始，他或许的确会被依萍身上的叛逆与倔强吸引，可往深层次，他也注定会被这么强烈的个性排斥，价值观和灵魂上的冲突迟早暴露。两人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浓烈的悲剧性。

相较之下，与书桓更接近的，知书达理、养尊处优，且更符合世俗意义上“好女孩”的如萍，的确可能成为他更容易滑向的温柔乡。

人并非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对自我的完全理性觉知当中，欲望、私心、道德的彼此拉扯才是常态。在爱情里犹然。书桓的“渣”，是琼瑶对那个社会价值变革年代的一种典型城市青年男性的刻画，他对爱情有美好的渴望，亦对精英阶层有着放不下的幻想。

人是活在社会现实里的，何书桓是活在社会现实里的，因此才会出现那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的经典台词。扪心自问，现实中的你我他，同时爱上两个人，难道真的是不可能的事？

反观如今影视剧里那些被提纯的爱情，塑造了一个个道德和情感上都绝对纯洁的男女主角，在满足观众幻想的同时，也喂养了后者越来越单一的价值审判与审美欣赏。

雷，或不雷，琼瑶就在那里，不曾变动。变动的，是时代与人的评价维度。

与何书桓的“渣”、依萍的“疯批”相对应的，是“恶毒后妈”王雪琴的清醒和理性——后者已成为如今年轻人至高的爱情理想。

王雪琴本是个靠卖艺唱戏维生的底层姑娘，被陆振华偶然看上的时候，她才16岁，在花样正好的年龄，却要给人家做第九个老婆。

但王雪琴自己心里门清儿，虽然“陆振华老得都能当我爹了”，但他依然是她当时能抓住的唯一一根可能改命的稻草。

揣着野心和城府嫁进陆家后，王雪琴先设计赶走了李副官一家，又赶走依萍母女，一步步为自己扫除障碍。最终，生下两儿两女，成功坐稳了姨太太的位置，让陆振华身边只剩下她一个女人。

封建父权大家长的代表陆振华，反而成了被女人们玩弄得团团转的那个。

20年后再看，雪姨竟堪当民国版“甄嬛”。雪姨和甄嬛都活在封建父权的大环境里，但都有着强烈清晰的个人意识，擅长利用心机与城府得到自己想要的。若非被放置到与主角对立的阵营，雪姨恐怕拿的是大女主剧本。

反而是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傅文佩，如今被诟病为“圣母白莲花”。她的价值观深深嵌在传统土壤里，随命运的波流沉入时代底部，几无个人意志可言。

通过爱情反思和批判旧社会的阶级意识与固化价值观，其实历来是琼瑶的一大特点，尽管这常常体现为过度戏剧化的狗血。

《梅花烙》里，王府嫡出的格格白吟霜不幸流落民间，甚至要卖身葬父，直到男主将她带回王府；《新月格格》里的女主新月，出身不凡却家破人亡，直到被男主从战场上救回……

《情深深雨濛濛》都稍显正常，至少体现了相对的平等主义。除了几对主角的拉扯，富家公子哥陆尔豪和依萍的好姐妹方瑜之间的火花，就纯粹地出于年轻人的心跳。

书桓和依萍之间爱情的痛感，则大多来源于时代发展与个体进步的错差。他们在心灵和情感上存在强烈的感召和共振，却因时代外界的掣肘和人生经历的大相径庭而冲突。

自由恋爱刚兴起的年代，个人主义和传统观念难免碰撞。女性开始读书，并且渴望在爱情里掌握主动。但传统规训要求她们延续母辈的路，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剧中两对主要的母女，分别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一种阶级分化语境下的个人痛苦。

王雪琴教育儿女要敢于争取自己的所爱，甚至不惜踩着他人的心抵达目的。作为女儿的如萍，同时满足了大家闺秀的“清纯”和敢爱敢恨的“强势”，前者掩盖了后者，因此才会被数十年后的观众诟病为“绿茶”。

相较之下，依萍母女之间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傅文佩，一个甘愿做小伏低的小女人，这号角色在剧中很少有笑脸，不是在为依萍担心，就是为她们母女的生计担心；不是怵着丈夫陆振华，就是怵着他那个更厉害的老婆王雪琴；没有生命力，只有隐忍的苦情。

但依萍与母亲完全不一样。她是一个“叛逆的女儿”，在自身的命运上叛逆，在爱情上也叛逆。她厌恶自己那高高在上、控制欲强的父亲，本质上厌恶的是封建社会处于等级制顶端的父权大家长。

她将陆振华家称为“那边”，一个带有恨意，且完全没有归属含义的漠然之地。从精神上，她丝毫不稀罕依附于一个传统封建家庭，但从物质上，她又不得不依赖，这使依萍长期处于一种自我厌弃的痛苦中。就像书桓形容她的“刺猬”，浑身带刺，把靠近她的人都扎得鲜血淋漓，而她自己更是早已千疮百孔。

对于雪姨，依萍其实反而没有那么真切的厌恶。后来，雪姨被陆振华控制，她甚至与大家一起设法营救雪姨。

这是一个年轻女子对世界赤忱和勇敢的一面，也是琼瑶忍不住要保留甚至是炫耀的东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琼瑶一度被视为禁区。就像同期传入大陆的邓丽君的歌，因其开放和大胆，不少学校和家庭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琼瑶那本以师生恋为主题的《窗外》，还在改编成电影后被台湾当局禁映。

琼瑶热衷于描写婚外恋、师生恋、老少恋，“爱情大过天”的叙事逻辑，自然与儒家传统的伦理与幸福观相悖。但对那个时代的青年而言，它又天然具有某种吸引力，能让人脸红心跳，如坠幻梦。

琼瑶初成名时，台湾经济正朝着“四小龙”起飞，社会对文艺和娱乐消费的需求，随着保守文化的褪去和政策的松绑而蓬勃。与琼瑶同龄的古龙，也于1960年开始武侠创作。

武侠和言情，本质都是造梦。而爱情相对离我们更近，对未来世界同时充满幻想与迷茫的年轻人们，可以在琼瑶的故事里，编织出一个个美得不真实的浪漫主义梦境。

但这种幻象是短暂而真空的，一旦人们反躬关注现实，少女式的罗曼蒂克就会变成笑料。有一句出自其作品《又见一帘幽梦》的台词被人吐槽无数：“你不过是失去了一条腿，紫菱也失去了她的爱情啊！”

把“爱情”和“腿”放在同一对比层面，足见爱情在琼瑶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也足够荒谬。

精英阶层与知识分子，尤其容易对这种非理性的、局限于男欢女爱的自由嗤之以鼻。

《窗外》爆火的1965年，李敖撰文《没有窗，哪有窗外》批评琼瑶：“琼瑶应该走出她的小世界，洗心革面，重新努力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之外，还有煤矿中的苦工，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和整年睡在床上的要动手术才能接客的小雏妓。”

但琼瑶不仅不愿意接受建议，还认为李敖“可怜”。她自洽且靓丽地坐在自己小世界的花坛里，继续鉴花赏蝶，沉醉于自己的理想国。

“我生性喜欢夸张美好的事物，有五分浪漫，对我就变成十分。”琼瑶曾说，“我永远带着一份浪漫的情怀，去看我周围的事与物。我美化一切我能美化的东西，更美化感情。无论亲情、友情、爱情……我全部加以美化，而且很迷信我所美化的感情。”

琼瑶本人就在“做小三”“师生恋”“为爱自杀”等狗血的情感纷争里沦陷多年，她自己似乎也不怎么在乎。在她内心深处，这样的人生至少也应好过平淡无澜。

或许，琼瑶多少是拥有自由主义理念的，至少尝试过在文学里反叛。但这种意识是抽空于现实的，并非源于真正的对阶层和旧制度的批判，而只是披上了它们的皮，根本上出自自身对世界单一且浓烈的感情观。

“真爱至上”，这种“小女孩”式的霸道，使琼瑶永远不愿意走出伊甸园。

某种程度上，这也像多年后的观众，即便在认知和逻辑上对《情深深雨濛濛》这样的老剧诸般挑剔，从情感上却依然无法否认，它终究构成了我们童年的荧屏记忆，是时光流逝也刀枪不入的真空幻境。

在苦闷的现实里向爱情幻象寻求解脱，与向逝去的故事寻求暂时的慰藉，本质又有几分相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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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赵淑荷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