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初，我从位于英德县黄陂的广东省宣传战线五七干校调入广州日报社，从此开始与西瓜园结缘。

之前我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那时地方广播电台都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没有自办的广播节目。《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的绝大多数记者、编辑和行政人员那时也都和我一样去了干校。

1972年2月26日，原《广州日报》以《广州报》为名，恢复出版。我于此时调入《广州报》，算是本次复刊后第一批进入报社的人员。

我进报社，初时在政文组（即后来的政文部），不久，我就调入农商组（即后来的农商部）。

| 复刊之初：双日出版的4版小报

从1967年5月16日《广州日报》停刊，1968年9月被合并于《南方日报》，再到1972年2月26日《广州日报》以《广州报》为报名复刊，中间停了4、5年之久。报社地址虽然还是在广州同乐路10号老地方西瓜园，但是，由于停刊太久了，广州老百姓对她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有一次，郭佑棉给某单位打电话自报《广州报》社，对方说：“啊，广州布社？揾我地有乜嘢事呀（找我们有什么事啊）？”把《广州报》社听成是“广州布社”，闹了个笑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老百姓对《广州报》或《广州日报》已经很陌生了。

复刊的《广州报》是4开4版的小报，双日出版。后来经中共广州市委决定，从1972年8月1日起，改出日报，并恢复《广州日报》名称，沿用毛主席亲手书写的报头。1973年8月1日，《广州日报》恢复为对开4版的大报。

刚复刊时，报社的设施是很简陋的。除了有印刷设备的厂房外，整个报社只有一幢黄颜色的小楼。小楼有两层，叫综合楼，仓库、报社简易医疗室、编辑部等，都在这幢小楼里。

二楼为编辑部，设工交组（部）、农商组（部）、政文组（部）、副刊组（部）和群工组（部）等。二楼的北部为《广州青少年报》编辑部。

当年农商部同事在镇海楼前大炮上合影。右起：吴明先、关浩然、蔡鉴清。

| 记者生涯：电话值班室里熬通讯

我们农商组人很少，因此只设了一个主任，沒有副主任。那个时候，广州农村就只“两县一郊”：花县（现花都区）、从化县（现从化区）和市郊区。农商组里跑农村的就3个记者：屈绍铿（现已病故）、张永熙和我。屈绍铿联系花县，我联系从化县，张永熙联系郊区。四、五年后，我由跑农业的记者，改为跑财贸金融商业的记者。

当初，不仅我们农商组人少，整个报社人也不多。电话总机也就两个接线员，只值班到傍晩。晚上，就由编辑部人员轮流到电话值班室守电话。电话值班室（不是电话总机房）是《广州青少年报》编辑部与二楼厕所之间的一个狭长的小房间。电话值班室里面除了设有一张小床，一个放电话的小书桌外，就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夜里如有电话打到报社，值班的人员记下来，白天转交编辑部有关部门处理。我因为家里空间逼窄，孩子又时常吵闹，白天采访下来需要写较长的通讯稿，就常常主动代替编辑部夜晩值班的人员到电话值班室去，既值班又写稿。我在那小小的值班室里，度过了不少的不眠之夜。当时，我是报社发稿见报较多的记者之一。

| 报人趣事：自己动手搬砖盖楼

广州日报社经常组织编辑记者出市出省活动，以增强大家的见识和活动能力，有一次的经历我印象很深刻。1976年7月下旬，我随农商部主任谭国超到山西昔阳大寨参观访问。访问大寨后，我们又到山西日报社参观学习。山西日报社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农业报道的经验，之后又带我们参观了驰名中外的晋祠。其后我去上海探望亲友，谭国超在北京等候访问另一家报社。我到上海的第三天，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许，唐山暴发7.8级大地震，北京震感也十分强烈，老谭吓得不轻。后来他告诉我说：平生第一遭，着实吓了一下。

广州日报社的同志一直都是团结坚强的。当年办公地址不够，经费不足，报社经营管理处的经理古志英同志，发动并带领全报社员工，自已动手搬砖盖房，在建筑行家的指导下，我们终于在报社传达室的顶上及旁边，盖起了几间房子。古志英同志是实干家，魄力又大，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古大帅”！

曾任广州日报社副总编辑，后调任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麦扬同志，想办一张计委属下的报纸。经研究，由广州日报社、广州市人民银行、广州市物价局等单位，出人出力，合办一张报纸，取名《信息时报》。我被调入信息时报社，时为1985年10月。在这之前，我曾短时间在香港某杂志广州办事处工作过。

我在信息时报社工作了12年。期间，我任信息时报副总编辑，并被广东省新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高级编辑职称。

后来，全国报纸调整，信息时报从广州市计委划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

1997年10月，我在信息时报社退休。

我虽然退休了，但在广州日报社生活、工作了14年的记忆着实难以忘怀，我感激广州日报社对我的培养和锻炼。 

退休后吴明先在北京水立方留影。

文/吴明先（信息时报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