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刚满18岁的我从学校高中毕业就被选派到广州日报社工作。将近40年的记者编辑生涯，最艰辛、最难忘的，莫过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次踏上长征路的采访。

1996 年3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广州地区新闻单位联合举办了“广州记者踏上长征路”的大型采访活动，广州日报社派出4名先遣队员，由我带队，负责第一阶段“兵发红都”的采访。

| 日夜兼程赶赴红都

3月25日傍晚，报社领导向我们布置了任务：通过重走长征路的实地采访，向广东6000万人民介绍当年长征路上发生的故事和当今的新貌，使人们了解今天祖国西部改革开放的最新信息，促进沿海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报社领导最后发出“指令”：先遣队明天上午出发，后天到达瑞金后，当晚必须发第一篇稿回报社。

广州日报记者朱佩荣、郑穗平与广州电台记者一起研究长征线路图。

路途如此遥远，时间如此紧迫，到达目的地后，该采访哪些人物？如何确保当晚按时发稿？此时，我心中实在没底，一颗心一下揪得紧紧的。

3月26日上午，我和记者郑穗平、摄影记者张伟清、司机杨志辉一行4人匆匆踏上了长征路，我们驱车沿着105国道，向红都瑞金进发。

一路上广东的从化、连平，江西的龙南、赣州等地的人武部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使我们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晚上6点，我们到达与广东交界的江西龙南县。原计划夜宿龙南，但考虑到龙南离瑞金还有200多公里，开车也要大半天时间。为了不影响翌日的采访，我当机立断，必须当晚赶到赣州。此时已连续行车近8小时的司机小杨二话不说，继续驱车西进。晚上行车，途中历尽艰险，吉普车突然陷进大水坑动弹不得，我们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车再次驱动起来，于当晚11点到达赣州，为翌日发稿奠定了基础。

3月27日清晨，我们又马不停蹄向瑞金进发。经过600多公里长途跋涉，当日上午11点许，我们终于顺利到达红都瑞金。

行装甫卸，我们来到瑞金市委宣传部报道组办公室，获悉广东另一家报社的记者正驱车赶往红都。为了让广东读者第一时间获悉红都瑞金的信息，我向报道组钟组长提出，马上采访瑞金市市长。尽管当时市长黎金辉正在参加首届市人大五次会议，仍在百忙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瑞金市人武部的官兵也纷纷放下工作，欢迎远道而来的广州记者，并对广州新闻界发起的重走长征路活动给予高度评价。3月28日，《广州日报》头版头条首发重走长征路的专题报道，图文并茂刊登了本报记者于红都瑞金发回的消息、通讯、彩照，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

时任瑞金市市长黎金辉接受广州日报记者朱佩荣和郑穗平的采访。

| 感人故事引起共鸣

对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许多读者都略知一二。如何捕捉典型且容易引起共鸣的长征故事打动读者，这是我们确定选题的关键。

在江西龙南人武部，热情接待记者的宋部长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长征时曾在周副主席身边当勤务员的顾玉平现在仍在瑞金。甫抵瑞金，我们便请报道组钟组长和我们一起拜访顾老。但钟组长面露难色。因前段时间不少新闻单位要求采访顾老，影响了老人家的正常生活。加上前段时间一位老红军接受记者采访后，因过于激动，突然心脏病复发……市老干局因此下了一道指令：未经许可，一律不准采访顾老，否则后果自负！

唉，前有“拦截”，后有“追兵”，晚上9点又必须发稿，怎么办？我们再三恳求钟组长“疏通”老干局，对我们“网开一面”。也许是我们的诚意感动了他们，也许是《广州日报》的影响力够大，下午4点多，我们终于如愿以偿，钟组长匆匆把我们带到顾老的家。

85岁高龄的顾老与家人热情接待了我们，顾老回忆长征时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当勤务员的难忘岁月，并向我们展示了珍藏多年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照及多年来荣获的军功章。记者被顾老的回忆深深打动。一篇缅怀周总理、邓大姐的独家报道《他是周副主席的勤务员》，于翌日本报头版刊登，勾起了人们对周总理、邓大姐的深切怀念。

警卫员顾老向记者朱佩荣展示珍藏多年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

广州日报记者朱佩荣、郑穗平在兴国将军县采访肖华将军的堂妹肖金玉。

 说起瑞金的“红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大多记忆犹新。当年读小学时有篇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说的就是红井的故事。为了实地采访红井的今昔，3月28日上午，冒着霏霏细雨，我们来到位于沙洲坝革命旧址旁的“红井”。采访中获悉当地的村庄虽然已装上了自来水，但村民们还是常来红井汲水，并常常在红井旁教育下一代，让孩子们饮水思源，不忘革命传统。我们将这一感人的情节写进了《红井 源头活水沐后人》一文，翌日，该文见报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时任广州团市委副书记来电称：“红井”等报道给广州150万青少年重展了60年前的伟大革命史卷，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广州日报记者朱佩荣、郑穗平采访“红井”后，与孩子们在一起。

广州日报记者与广州电视台、广州电台记者在瑞金会师。

| 护送娃娃上长征路

历时数月的“广州记者踏上长征路”的大型采访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中小学生来信来电，渴望利用暑假加入采访长征路的记者队伍，亲身体验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

为满足这些广州娃娃的要求，广州日报社从许多报名者中挑选了6名品学兼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小学生，组成了“广州娃娃长征采访队”，由4名记者负责随队护送。

1996 年7月12日，广州日报社旧址，小记者们精神抖擞地准备踏上长征路。

广州娃娃长征采访队向欢送的人群告别。

也许是因为我已上过一次长征路，原来随队护送的4名记者是《岭南少年报》副总编辑陈武鹰和记者黄锦成、廖艺等，并没有我。然而，在出发前两天，社委会突然决定换人，征求我的意见：能否再上长征路，和其他3名记者一起负责带队护送？

走长征路的艰辛人们是可想而知的，但不管环境如何艰苦，我们当记者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是，这次采访非同寻常，带着6个广州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心肝宝贝（还有1名是老红军后代）“爬雪山、过草地”，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向报社交代？如何向孩子的父母交代？再说自己的身体欠佳，当时患频发性室性早搏（24小时动态心电图显示：偷停1万1千多次）正在治疗中，雪山上缺氧，能挺得住吗？然而，报社的重托又岂能辜负？我处在极度矛盾中。时间紧迫，容不得三思而行，我表示同意再上长征路，心里暗暗祈祷：一定要确保6名娃娃的安全，让他们顺利完成任务凯旋！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在出发前多次精心研究和制定“爬雪山、过草地”的行走路线、日程安排，设想了在途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并提前想好了解决办法。我们预先物色了熟悉该路段的司机，联系好采访车。还为每位娃娃配备了军用水壶、背包、手电筒，购置了可供十人两天食用的方便面、饼干、矿泉水等，万一途中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应急。各种应急药品也准备妥当。

7月13日，娃娃长征队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汶川、桃坪、理县、刷金寺、红原，沿着水流湍急、白浪翻滾的岷江、杂谷脑河溯源而上，经过了蜿蜒的山路，绕过了悬崖峭壁及塌方、泥石流路段。广州娃第一次感受到长途跋涉、汽车颠簸的滋味，个别娃娃开始晕车、呕吐。尤其是到达海拔4200多米的雪山时，记者和娃娃们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高山反应”——头痛、胸闷、呕吐，但为了照顾娃娃们，我和几位记者都硬撑着，不断鼓励娃娃们以红军叔叔为榜样，战胜一切困难！

娃娃长征队于7月14日傍晚抵达红原县——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原。海拔3600多米的红原，气候寒冷，加上一天的舟车劳顿，我和几位记者、娃娃们的“高山反应”越来越明显。为了给娃娃们增加营养，我和两位记者硬是坚持着到街市买了西瓜和其他水果。晚饭后，娃娃们的“反应”越来越重，有的呕吐、头痛欲裂，有的流鼻血、浑身无力、举步维艰。就连身体强壮的男记者也开始呕吐，抽一口烟竟要分3次吸。10名队员中7人吸上了氧气。我靠吃“心宝”“心血康”等药物，终于挺过来了。

获悉广州娃娃来到了红原后，该县县长、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长、教育局长等领导热情接见并盛情款待了远道而来的广州“小记者”，给我们送上了洁白的哈达。红原县电视台为此还作了专题报道。

红原县领导、教育局领导为记者送上洁白的哈达，右一为朱佩荣，右二为陈武鹰。

| 既当老师又当保姆

娃娃们踏上长征路后，除了要克服舟车劳顿和“高山反应”，每到宿营地，娃娃们都必须写一篇采访日记。日记写好后，经过记者的指导，娃娃们修改后再发回报社。娃娃何凯代表广铁二小将同学们的零用钱、压岁钱捐给了红原“希望小学”，写日记时不知如何表达那种激动的心情，甚为着急。经过我的耐心启发，何凯顿时有了写作灵感；娃娃廖佩琳是6名娃娃中唯一没有吸氧的，她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高山反应”，但她在写日记时却没有突出这个特点。经过我的“点拨”后，她立即作了修改，突出了主题。翌日，她的日记《高山反应向我们袭来》，刋登在本报一版醒目的位置上。

“长征”途中，小记者们和护送记者们合影。

长征途中，我们4名记者既当老师又当保姆。从进入机场的第一天起，就有娃娃把自己的行李丢在安检门旁，幸亏我们这些叔叔阿姨提醒；有的娃娃吃上顿时狼吞虎咽，吃下顿时没了胃口；有的天气冷了不晓得添衣，天气热了不知道脱衣；有的不晓得如何收拾行李，一到宿营地，行李撒得满床都是……我和陈武鹰、黄锦成、廖艺对娃娃们细心指导，言传身教。经过8天长征路上的锻炼，娃娃们的自理能力大大提高，衣服也比过去洗得干净了，返程时个个都将行李收拾得井井有条，有的还主动帮助同学拿行李呢！

长征路上的朝夕相处，娃娃们和记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别时，娃娃杨帆悄悄地对我说：“记者叔叔、记者阿姨，是我们的第二个爸爸、妈妈。”

广州小记者们在长征路上行走。

两次重走长征路，使我受益匪浅，并深深懂得：实地采访长征路的同时，自己也在经受锻炼，且这种锻炼终身难忘。它将激励我在今后的日子里，不断努力，不断进取。 

文/朱佩荣（广州日报原社会部副主任、广州文摘报原总编辑）

图/张伟清、廖艺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