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

我们需要铭记的，是什么？

恰逢清明时节，人们以多种方式缅怀英烈。4月5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和市民政局联合指导，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管理处承办的《血染青春放光华——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展览》系统梳理了广州“文总”发展以及背后的壮烈史诗，在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银河广场，向后人再现了一段段完整鲜活的先烈生命故事。

那些遥远而陌生的记忆，再次被唤醒。

展览将展至12月。当天，一批大学生来到现场，和广州“文总”六烈士后人一同见证展览开幕。

九十年前，那些年方二十，为抗日救亡运动不懈努力的青年，在命运的路口带着对家人、恋人的愧疚，毅然而然选了一条赴死的路。这些进步青年为什么如此选择？在李胜利、郑璟、黎玉河等人看来，广州“文总”六烈士从不是一个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延续着青年的责任和情怀。但很长一段时间，广州“文总”六烈士的历史资料并不完整，散落四处。

如果没人还原烈士的故事，遗忘就会发生。

也是这些年，李胜利、郑璟、黎玉河等人都在为还原广州“文总”历史而努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铭记的意义。而此次展览也是在他们的努力，以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左联会址纪念馆（上海）协办支持下，得以将更完整的历史信息展现在大家面前。

广州“文总”六烈士后人也来到了展览现场。图为温盛刚后人温筠祥。

| 有谁，知道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烈士名字背后，都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烈士山一角，有一块刻着“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牺牲六烈士墓”的石碑，上面写着“温盛刚（中共党员）、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六个名字——他们是被反动军阀政府杀害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广州“文总”）的六位领导和骨干成员，也就是广州“文总”六烈士。

2024年4月4日，恰逢清明时节，华南理工大学离休教工郑璟又一次来到广州“文总”六烈士墓前，向六烈士敬献鲜花，鞠躬缅怀。他并非烈士后人，但每次聊起“文总”都特别激动。

“我之前在华南工学院（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工作，1992年离休后投入到学校关工委工作，因为学校和银河烈士陵园离得近，以前常常会到这边来瞻仰英雄，在看到六烈士时，深受触动。”

烈士墓前，一个个问题涌上郑璟心头——六位烈士牺牲时不过二十出头，这几位进步青年是怀着怎样的想法，选择自己的道路？而当下的人们又应当从他们的故事里学到什么？

2000年前后，郑璟结识了银河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他知道，这些问题要在走近烈士的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郑璟每年都会到六烈士墓前，缅怀先烈。

一方面，郑璟向校领导提议，以广州“文总”六烈士事迹引导当代大学生传承先烈精神，另一方面，希望银河烈士陵园能对原本并不详尽的广州“文总”六烈士历史事迹进一步还原。

然而，历史溯源并不容易。银河烈士陵园追忆的烈士超五百位，来自各个历史时期。早在2003年，为了搜集烈士资料，银河烈士陵园工作人员便“泡”在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文史馆等单位，查阅大量资料，同时数次拜访烈士家属，收集历史图片、文献、雕塑和实物。但“文总”相关历史稀缺且分散，有如大海捞针。

2007年12月，银河烈士陵园建成面积1300平方米的烈士纪念馆，不过，关于“文总”的溯源，还远远不够。

无独有偶。在银河烈士陵园，郑璟认识了李胜利等广州“文总”后人。原来，溯源历史同样是他们的愿望。退休前，李胜利是暨南大学的一位教师，但工作之外，他一直记得，初中毕业后，母亲伍乃茵把自己带到广州，在“文总”六烈士所葬山坡献花。

原来，伍乃茵是广州“文总”的成员，凌伯骥就是她的战友，也是初恋情人。后来的日子，李胜利经常从母亲那里听来当年的故事，2013年年底，他更是通过高校数据库广泛收集“文总”资料，把退休后的“大把时间”投到革命先辈生命故事的还原上。

退休后，李胜利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烈士历史资料的还原和普及上。

收集百年前的期刊资料，到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市博物馆等场馆查阅整理大量相关资料，李胜利“每天可能都要花上数小时”，此外到广州“文总”六烈士家乡探访，“通过高校的数据库，我收集了六烈士的相关文章，在省档案馆找到了四位烈士中大的学籍，此外看相关的回忆录”。

| 他们所求，正是抗日救亡

光是看文章了解面上情况还远远不够。李胜利坦言，在历史的追溯中，只有不断挖掘时代洪流下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才有可能更好地还原烈士的生平和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不仅他一人在努力追溯。

据悉，此次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展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查阅、收集历史资料数百份。温盛刚后人温筠祥告诉记者，“我们对接李大钊纪念馆，联系中国人民银行（李葆华曾任行长），补充了温盛刚的事迹。原来，1931年，温盛刚在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任书记期间介绍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1932年，温盛刚以中华留日同学会名义发动千名学生，为纪念上海淞沪抗战‘一二八’事件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示威，并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因此遭到日警缉捕。”

图为温盛刚在日本参加示威游行。（来源：血染青春放光华——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展览）

而在国内，一方面是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捕杀文化界进步人士，压制百姓起来抗日，不顾国家危难；另一方面，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蓬勃发展，大批左翼书刊、新闻言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广州，广州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演出剧目等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抗白色恐怖。那时，从日本化装回到祖国的温盛刚在国立中山大学代课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

在那些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往往会遇到被打压乃至更危险的境遇。图为广州民国日报刊登“焚大批反动刊物”的报道。（来源：血染青春放光华——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展览）

1933年3月，近百名广州进步文化团体成员以郊游为名在广州黄花岗召开会议，成立了广州“文总”，下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中国戏剧家联盟广州分盟。

在筹备展览过程中，银河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对接左联会址纪念馆（上海），获得这一时期更多的相关历史资料，也随着历史颗粒度的逐渐丰满，对那个时代二十出头的青年们，有了更多的钦佩。在压抑的时局，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举措，所支撑他们的无非是青年的责任，以及抗日救亡的希望和决心。

图为广州“文总”骨干何仁棠（左一）、郑挺秀（左二）、谭国标（左三）与国立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右二）合影。（来源：血染青春放光华——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展览）

彼时，谭国标、温盛刚等人通过讲课向学生进行思想启蒙；中大学生凌伯骥等人通过读书会、社会调查等方式，感受底层人民苦难，培养抗日爱国热情；此外，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到街上和公共场所散发传单、贴标语、卖刊物，为支援海员工人罢工举行义演捐助，也到农村为劳动群众演出，呼吁抗日救亡。

1934年1月28日，为纪念上海淞沪抗战两周年，中大抗日剧社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小平山堂公演话剧。休息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广州分盟成员特意关掉电灯，散发传单、呼喊口号。

图为广州锋社剧团到工农大众中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来源：血染青春放光华——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展览）

也是那一天，大批特务和军警对广州“文总”成员进行大逮捕。广州“文总”成员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等人走进了生命最后的8个月。

| 不忘不失，传递烈士精神

资料记载，温盛刚、谭国标、凌伯骥、赖寅倣、郑挺秀、何仁棠遭到逮捕后，在1934年8月1日下午惨遭集体杀害。六烈士牺牲时，年龄最小的凌伯骥不过二十出头，最年长的温盛刚也不过26岁。而当时对六烈士事迹的报道，也是少之又少。

图为“中大抗日剧社”出发公演活动情形。（来源：血染青春放光华——纪念广州“文总”六烈士牺牲90周年展览）

这些年，李胜利查阅了当年不同地方的报纸报道，走访当时的刑房所在地，一点点拼凑出六烈士在最后八个月里的生命细节，这些远比简单的一段话来得更为沉重。他说，“我们在刑房了解到，‘吊飞机’‘坐老虎凳’‘十指穿心’等等都是当年用过的酷刑。”

二十出头的青年，同样会感受到疼痛，同样害怕死亡的到来，有的人选择了软弱，有的人选择了对抗。“我在母亲的回忆录里就看到了这么一个细节——酷刑折磨得人死去活来，在狱中，他们选择歌唱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野草寻花》插曲——《万里寻兄歌》，相互鼓励斗志，誓死不屈。”李胜利回忆道，而在临刑前，六烈士写下的遗书，更是字字泣血。

一直关注广州“文总”历史资料挖掘的郑璟，每每看到广州“文总”六烈士的绝笔，便激动难耐。从1933年3月成立，到1934年被破坏，广州“文总”活动时间不到一年，在浩淼的历史长卷中似乎极其微渺，却无形之中传递了烈士精神。

不是不追求爱情，不是不追求家庭的圆满，但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年，他带了一批又一批华工学生来到烈士墓前，接续九十年前的青年情怀。

而与六烈士渊源匪浅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师生们则以广州“文总”六烈士的英勇事迹为题材，多次走访烈士纪念馆、烈士故居、红军革命史迹和中大办学旧址，并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了革命历史舞台剧《铁流》，还原广州“文总”自酝酿成立，开展斗争到六烈士被捕殉难的故事。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师、《铁流》项目负责人、编剧黎玉河说，在这部学生参演的剧里，大家将自己的身份代入其中，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下，每个人都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而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注定充满未知和困难的选择。

图为历史舞台剧《铁流》剧照。

“有人家境殷实，但在那8个月里，父母为救孩子走出刑房，散尽家财，救而不得，也家道中落；有人拿着稳定的工资，但是依旧选择了挺身而出，以笔为矛，不惜慷慨就义；也有人靠着读书改变家贫的命运，也有相爱之人，但有更崇高的使命要追求；还有烈士牺牲后，家境贫寒，几代人依旧盖的是烈士留下的被子；也有人被酷刑折磨而屈服……”黎玉河说，“在时代的洪流下，有人会软弱，也不是每一个学生一开始就坚定选择了革命，大家都是一步步迈向了自己选择的方向，是生命里一个个具体选择。”

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面临着亡国的危机。“革命能不能成功？未来在哪里？”在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们在广州振臂一呼、燃起了火种。奔走、前行，自己就是照亮前路的火。对参演的学生来说，“一开始会觉得角色离自己很遥远，但后来发现，似乎自己和历史重叠了，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换作是我能做得到吗？我会不会是那个逃避的孩子，或是成为我们里面叛逃的人？还是说，我能做到烈士那样的选择。”那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在那一刻，跨越时空，击中青年的心。

图为历史舞台剧《铁流》剧照。

在黎玉河看来，青年的责任和情怀需要不断延续，“也正是广州‘文总’在前路埋下了火种，后来者就燃起了火把。那些年的中大，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众人用前人留下的火种，点燃火把，沿着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行，但这当中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演绎。”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整理烈士资料的工作人员说，“烈士生平的资料整理和搜集，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和协助，而广州‘文总’六烈士的故事，应当被更多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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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 通讯员：汤可欣、张萌

支俊迪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 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