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张茜

某天深夜，我正投入在让自己焦头烂额的工作中，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我在疑惑中滑动了接听键，她反复叫我名字的焦急语气，让人马上就捕捉到了混杂着崩溃和无措的求助信号，但朋友带着哭腔的语速太快，起初我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于是，我试图用尽可能冷静、但务必要释放出耐心和安慰的语气，问她：“怎么啦？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发生了什么？”

“蟑螂！一个大蟑螂冲到我的床下面去了！我喷了药！但它没死！它现在跑到我床下面不出来！我不敢睡觉，我要崩溃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以去你那里借宿一晚吗？”

我听着朋友复述了一遍详细经过，从她第一眼发现那只该死的大蟑螂开始。说实话，对于看到蟑螂并不会吓一跳，只会机械地处理掉这种爬虫的人来说，很难发自内心感同身受那种浑身发毛的恐惧。

“没关系，人总能打赢一只被喷过药的蟑螂，你冷静点，凑合睡吧，别在我的工作时间影响我思路。”我这样想，但我不能这么说。对方深夜来电，在崩溃中寻求的是耐心、安慰和安全感。你不怕蟑螂，不代表别人没有怕蟑螂的权利，于是，我做出了符合朋友期待的表达。

“当然可以，那你打车过来吧，我给你地址，注意安全。快到了说哦，我好去楼下接你，怕你找不到。你洗过澡了吗？需要给你准备睡衣吗？”

“好，还没。”可以听到，她已经平静了下来。

很快，她又狂打电话说自己到楼下了，在找小区入口，故意说话很大声，让我下楼找她，因为路边有两个混混样的男的在强行搭讪，朝她吹口哨。我又马上紧张起来，飞快下楼。

还好，她就在楼下街边，看到彼此的瞬间，我确认她的人身安全，她笑着嘟囔神经病好多，果然还是会有点害怕，不过可以听出来尾音上扬，情绪已经舒缓了下来。走了两步，住处楼下的榕树旁又好巧不巧，一只大蟑螂在爬呀爬，她又小声尖叫了一下，我努力忍住没打趣可爱的朋友。

上楼之后，到了一个让她感到安全舒适的空间，她又不厌其烦地讲了一遍智斗大蟑螂的故事经过。然后饿了想吃点什么，我给她煮了泡面，为了不吵到舍友，只好把书桌收拾干净，给她做餐桌用。

朋友说着好香好香，开心吃完后便去洗澡了。洗完澡还不想睡，看到投影仪扔在地上，又想亲测一下家用投影仪效果好不好，我提醒她没开投屏软件的会员，所以广告很长，会比较容易失去耐心，她说没关系。于是我又调了一会投影仪角度，她找剧放的间隙，我试图再次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没能成功。

在回忆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这是在哪篇稿子间隙发生的日常“闹剧”了。最后，那个深夜凌晨留给我的印象，只剩累晕之前，看到朋友已经睡着，我草草收拾了投影仪，把它扔到床下面，再拉出来的时候，已经积了层薄薄的灰尘。至于朋友，我们已经不再来往了。

后来和其他朋友聊起，才发现这种类似的经历比想象中普遍，也比想象中消耗我们对人的耐心。“我当时算单方面逃了”，回忆起一段曾经深度绑定的关系，一位朋友这样形容自己的撤退。

最后，一段多多少少交过心的关系，残留的现场会留下一个不容解释的加粗句号。对于愣在原地的一方来说，大概也不好受，她/他眼中是一个昨天还在对自己嘘寒问暖，和自己同仇敌忾的人，突然宣布退出，三四句话后，对方就风卷残云般消失了。

作为主动放弃的一方，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一副积怨已深的样子，我们一般不会直接说：“单向的知心朋友太难做了，你滚吧。”

我们说：“我好累，我要崩溃了，我越来越不太能接住你的情绪了，很抱歉，对不起，我好像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也许你需要更专业的帮助？”

在那一刻，你清楚地感知到，在面对这个人、处理来自她/他的废话乱扔、语无伦次时，自己的情绪终于到达了临界点，空气中闪烁着一份来自未来的信号：“快跑！在自己的美好人性被消耗殆尽前，在被无休止的情感索求逼疯前，快跑！”

但消耗不会停在那一刻，对于热衷复盘的现代人来说，搞清楚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没能继续忍受下去，是我们在挫败感面前，唯一能熟练调用的应对机制。于是，这本中译名为《情绪价值》的书，就可以闪亮登场了。

“情绪价值”，这个在衡量人际关系是否有益时，越来越频繁出场的词，给人的观感非常复杂。但能确定的是，很少听到有人会在自我介绍时，强调自己是个很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日常听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衡量人的标准，A在B面前评价C能不能给足、给一些，或者完全给不到自己情绪价值，然后接一堆刻薄的打趣。自我评价“讨好型人格”的朋友，更经常沦落到C的位置。

《情绪价值》明显不是写给A这类人的，他们习惯索取、享受别人提供的情绪价值，且非常擅长把别人正在付出情绪劳动的沉重事实，偷换成自己正在爱河里休养生息的愉快体验。他们的单纯不加修饰，他们的期待不打折扣，渴望被取悦像一种基因缺陷导致的精神癌症，实在让人爱莫能助。

这里的对应关系是，有人享受情绪价值带来的愉悦，就有人在承受情绪劳动导致的重负。

而这本书中的声音，更多来自那些长期以来内化了照顾者、劝解者、倾听者、共情者和从属者角色的“好人”，那些被迫做着持续性的情绪劳动，但因为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和回报，日渐心灰意冷的人。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在做情绪劳动呢？

这本书中，给“情绪劳动”的概念界定，是指“识别或预测他人的情绪并随之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设法积极地影响他人的情绪的过程，表现为更在乎他人的感受。”

通俗来说，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看你是不是会把“优先将他人的感受放在首位”作为指导自我言行的底层逻辑，即便感受到被冒犯被轻视被贬低，也会马上向自己喊话“乖，你的感受不重要”。

可以看到，情绪劳动中至少隐藏着对人格的双重贬低。

第一层贬低肉眼可查，你需要调动自己的情绪，为你的劳动对象营造一种她/他被捧着、被尊重、被看见、被认可、被呵护有加的氛围，做一个“捧哏”；

第二层贬低深入内在，你还需要规训那个觉得“捧哏”角色很伤自尊的自己不要太幼稚，好为觉得做“捧哏”是一种生存策略的自己让路。

也就是说，你需要一边鞭策自己为他人的情绪做工，一边还要忽视、打压内心的不适感。

但还好，我们的身体要比我们习得的“面具”诚实，当我们强迫自己照单全收，身体会自己说“不”。临床上，强迫性关心他人的需求，忽视自己的需求是导致慢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于是失眠、抑郁、乳腺结节、甲状腺炎、神经性肠胃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病，我们在巨大且难言的痛苦中共沉沦。

而本书的作者罗斯·哈克曼（Rose Hackman）呼吁：“我们无须再忍。”

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作者所用的“我们”主要指女性。这是因为她的调查聚焦美国社会，采访对象主要来自密歇根、密西西比和纽约地区。而作者观察到，在美国社会，需要付出大量情绪劳动的照护型工作，例如母职、护工、保姆、社区工作者、老师等，被系统性地甩给了女性。

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经济系统长期默认，涉及照顾者、劝解者、倾听者、共情者和从属者的角色，需要调动爱、同理心、关怀、包容、利他性等高阶品质，为人们创造归属感和联结感的工作，女性要比男性擅长，而这些通常正好是无薪或低薪工作。

作者认为这是“父权制最精明的伎俩之一”。它将那些被认为是女性更擅长的工作，扭曲为是女性固有特质的无意识表达，算不上是“正规工作”，然后心安理得贬低女性在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努力和技能。

糟糕的是，这种“PUA”还很成功，它让女性一边羞于谈钱，一边看衰自己，然后永远焦虑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最后，女性被社会恶意地捆绑在一种从属者的状态。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女性天然更敏感，更有同理心吗？

书中引用了一项来自俄勒冈大学的有趣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共情能力（推断他人感受的能力）是相同的。除非被试得到提示，了解该测试是关于人际技巧的（而人际技巧被认为是一种女性化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参与者会表现出更高的共情能力。

在另一种情况下，研究人员用钱做激励。

设定如果回答体现一定程度的共情能力，被试将获得一美元；体现出完全准确的共情能力，将获得两美元。结果所有人的表现都突飞猛进，不分男女都非常高。论文的作者认为：“这表明几乎任何人只要得到适当的激励，就可以实现更高的共情准确度。”

这带来的启发是，不分男女，只要是正常人类，都具备可以敏锐识别他人情绪的共情能力，区别在于如果得不到真金白银的奖励，男性更倾向于假装自己天生冷血。而女性在得不到经济奖励的情况下，还要受共情能力深度绑架，出于对“后坐力”机制的恐惧，不断内化情绪劳动造成的损耗。

此外，上述实验也许还揭示着一种普遍不平等的激励结构的存在。

作者认为这不仅涉及性别间的差异，还涉及更深远的社会价值观和等级结构。没有钱做激励，男性被试会倾向于隐藏真实的共情能力，说明他们清楚，更多的情绪劳动，无法换取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惹人厌恶的真相是，情绪劳动的本质其实更关乎权力，而非性别。

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萨拉·斯诺德格拉斯为了验证“女性直觉”的有效性，将男性和女性配对分组，并随机指定一人担任“领导”，另一个人担任“下属”，结果发现被指定为“下属”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更加关注和敏感于领导者的感受。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直觉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一种‘下属的直觉’。”

终于懂了，女性是一种处境，原来是这个意思，凡是无权无势者，便都算得上姐妹了。歧视性的性别规范和失衡的权力结构紧密交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情绪劳动这个概念，为我们理解现存的不平等结构如何再生产自身，个体的生命力如何被剥削殆尽，提供了深刻洞见。

这本书呼吁社会应该重视“情绪劳动”这个概念，尽可能把它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借助它来确认自身不适体验的真实性。不仅仅是女性，对矜矜业业谋生存求发展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准确的词，来定义那种经常性陷入的“难以捕捉又无处不在的不公平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有人在优先享受世界，但我们“被规训要优先为之提供便利”。

这太令人沮丧了，而人是没办法长久地活在沮丧中的。

更小一些的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利他主义成就真善美的人格，憧憬着人和人像向日葵花田中的茁壮小苗，向着骄阳成长，一阵风吹过来，你我他身上的枝叶轻轻打在一起，哗啦啦，头也偶尔碰到一起，在月色下你推我搡，好不愉快。

但突然有一天，弗洛伊德笔下的“婴儿陛下”降临，他/她们的华服上用烫金体写着“我是君王，但我却孤独地在这里，又饿又湿。”

他/她们抱着成为世界中心的荒谬期待，坚持这个世界只为自己的需要而存在，从一切事物都应该伺候我的信念出发，做所有的判断。但因为是婴儿，所以除了大哭，没有任何办法执行、甚至促进自己的愿望，也不会对期待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感到羞愧。

如何才能克服这种人认为其他人只是奴隶的“自恋”，进而走上稳定地关心他人的方向呢？努斯鲍姆在《政治情感：爱对于正义为何重要？》中，提出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是所有的良善社会都需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回到《情绪价值》这本书，作者也一直在强调，以共情能力和利他导向为代表的一系列“亲社会倾向”从来不是问题，相反，人作为情绪动物，我们体验情绪，在安全的人际关系中，分享情绪，互相抚慰支持。

但眼下，越来越多朋友在心灰意冷中，主动选择切断与他人和自我的联系。我们试图用完全理性、情绪稳定，最好没有情绪的标准，来保护自己，避免反复跌到燃烧自己娱乐他人的火坑里，但这明显也不是长久之计。

神经科学家会告诉我们，对于任何大脑功能正常的人类来说，不存在“没有情绪”这种事，不管人为自己编造多么精巧的谎言，在真实性上，它就是过不了内心情感那一关。

这样讲会有点夸张吗，但对真实性的追求，的确是一种生存需求，不是吗？

我们在自我厌弃中跌跌撞撞，承受那么多酸甜苦辣，害怕自己说出的“我爱你”也许只是为了掩饰无话可说的空白，鄙夷自己不愿承认为他人流下的眼泪，又嘲笑自己不愿扔掉一支过期的口红，在“心碎成一千瓣”和“精神小伙”之间反复横跳，不都是为了搞清楚“我是谁”吗？

大家都在勤恳地寻找那个答案，也许一时半会找不到，但我们可以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至少，以压抑真实自我为代价的生活，不会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至于那些让人们倍感无力的不公体验，从情绪劳动开始，应该像切肿瘤一样，一一被移除。

我们从自身的目标和计划方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那些被自己赋予价值的事物，会被理解为对我而言让我过得好的事物。如果与个人的幸福、繁荣以及关注圈没有任何关联，那么这种情感只能是疲弱的，甚至是无法存在的。

这并不是可以归咎于某代人、某种性别的人的自私麻木，只是因为我们被造物设计成了这样，决定情感的认知性内容，取决于我们理解和评价对象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如何善用扩展性同情和相互之爱，否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无法成立。而在情绪劳动中感知到不适，完全是正当且应该得到体谅的。

社会拿不出任何禁得起推敲的理由，可以说服你我要满足于能够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的角色，甘之如饴贬低自己的驯化美德，随着奴隶时代的终结，早就被进化掉了。但歧视性文化和价值观的更新是缓慢的，但愿我们目前已经处在，为了可以早日正直、诚实地讨论自己的处境，努力清扫障碍的阶段。

-END-

编辑 | 苏米

值班编辑 | 张来

排版 | 茜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