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赵淑荷

加缪说，在隆冬，我知道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盛夏。

对李阔、单丹丹、高群来说，他们跟甲方斗了十年，终于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乙方”。

我第一次见到李阔和单丹丹，是在一次剧本会上。

他们一男一女，是一个创作组合，同事告诉我，他们是一对儿。当时我在一个电影节组委会做实习生，手里接到他们的创投入选剧本，我的工作是阅读这个剧本，然后用“四个字”的短句提炼故事情节。

开剧本会那天，我把那个看起来如同一篇骈体文、但是不经解释谁也看不懂的东西抄在黑板上，几拨人坐在一起，面对李阔和单丹丹，反复论证这个东西拍成电影的可能性，并畅想了谁来演男主角。

但这个剧本最后没有被拍出来。这在电影行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有趣的是，这次剧本会，成为他们下个项目的一环。

再次听到李阔和单丹丹的名字，是去年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他俩做了导演，拍了电影《银河写手》。电影拍的，是他们辗转在影视公司改稿开会的经历，一部关于乙方的电影。

作为没有明星演员没有知名导演没有大腕监制的“三无”电影，《银河写手》出人意料地进入行业视野，成为口碑佳作、当年爆款。

当下，《银河写手》登陆全国院线，面对更庞大的观众群体，主创们有不一样的忐忑。单丹丹常常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说服自己保持空杯心态，“能上映就不错了”；第二天起床看看数据，“又觉得还能再努力努力”。采访那几天，他们正在写推广曲，因为看别人宣传电影都有这个。

他们这么拼，有自己的理由。

这是一个年轻人羞于谈理想的年代。在甲方和老板的夹缝里卑微求存的我们，拼命消解价值解构崇高，无论走进多高的写字楼，权当自己是“打工人”就可以，什么梦想，不就是上班，这事一点也不梦幻。

但是在《银河写手》，三个年轻的底层编剧与一群同样年轻、同样底层的创作者一起，用几乎任性的表达，给出了对工作的另一种解释。

他们没有害怕这个拒绝理想主义的时代，坚持认为这一代青年仍有时代的浪潮和社会的挤压所无法摧毁的东西——我们的青春，不止与甲方缠斗，它还有更浪漫的部分。

《银河写手》在结尾鸣谢了北京的餐馆“常赢三兄弟”。对单丹丹、李阔、高群以及他们笔下的北漂影视人，这就像青春的地标。

自由召唤了编剧，让他们过上不坐班的生活，但他们仍不得不在杂乱的生活里搭建潦草的秩序。

北京朝阳，在任意一家咖啡馆里，你总是可以看到很多亮了一整天的电脑屏幕，每个屏幕后面都有一个顶着黑眼圈的写作者。李阔和高群常去两家咖啡厅写作，他们管一家叫“单位”，一家叫“公司”，旁边有家“二里地私房菜”，卖川菜也卖东北菜，是“食堂”。

他们在电视上也见过一些编剧角色：光鲜亮丽的自由职业者，每天睡到自然醒，清清爽爽的小办公桌，旁边摆着一杯咖啡。

高群觉得这里面有一点误解，真正的编剧不是一个这么“小资”的工作，“我们就是跟所有打工人一模一样，在影视公司面前，我们就是乙方，甚至没有办公场所”。

是乙方就得听甲方的。《银河写手》的故事主线，是编剧张了一和孙谈搭档编剧，写了一个剧本《7秒人》，投给影视公司，被选中，接下来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就是改剧本，改到崩溃，改到绝望，改到没了心气。

在电影里，高群客串的角色要求编剧把一个角色从人改成狗，真实生活里，他曾经被提过这种荒谬要求。

还有一个情节，张了一在公司的要求下修改剧本，开始改的时候是夏天，某天他穿着背心人字拖下楼扔垃圾，发现外面在下漫天大雪。

这时，张了一发现全世界的噪音朝自己涌来，并且他的食指和拇指从此粘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搭档孙谈带他去检查，确诊“惊恐发作”。

这也是高群的亲身经历。“当然我没有像喜剧里这么夸张两个指头分不开，但是我的注意力会一直在手指上，总是觉得手指不舒服，我想抠它，想剪指甲，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完全听不进去，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思绪。”

宋木子饰演张了一，两根手指要保持粘着，有好事的观众如我，会留意他，想看看他会不会演着演着把这事儿忘了。单丹丹说他很少忘记。

还是要给这个角色一个出口，有一些套路的办法，比如张了一和孙谈接到了公司的电话，他们的剧本通过了，外部世界松动，递来橄榄枝，人生困境迎刃而解。但是他们不满足于这种答案，那不现实。

电影结尾，心灰意冷想要离开北京的张了一，路上有了一个新点子，他又觉得自己能写了，他不能走，因为故事还没说完。这时候，他的手指松开了。

单丹丹觉得这就像看爱情片，“电影越甜蜜，我就越悲伤，因为我知道现实要糟糕很多”。打工人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哪里被否定就从哪里爬起来，因为工作的终极快乐一定来自自己，是创造带来的满足感。

即便电影已经把编剧的底层和卑微写到了“人狗不分”的程度，你仍然能从张了一的转身里感受到，这份事业有一种内在的幸福，恒常有力。

李阔记得，都不用说因为创作得到了什么样的夸赞，“当你写了一个很棒的故事，深夜一个人戴着耳机陶醉在剧本里，那一刻真的特别幸福，哪怕就写了100多字，但是这100多字你是知道它是好的，会很开心”。

这就是张了一回去的理由。

《银河写手》的项目完成的时候，高群的惊恐发作也好了。他、李阔、单丹丹，人生第一次，把一个电影“做成了”。

套用一句烂俗的网络用语，《银河写手》的三位主创可以说是“行业沉浮十年，归来仍是新人”。

去年在西宁，李阔和单丹丹订制了一批T恤衫，上面印着二维码，扫码能加到导演微信。他们把联系方式穿在身上，怀抱被认识和被认可的野心。

虽然在外界看来他们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新面孔，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十年职业编剧，按照单丹丹的说法，高群更是“从小品到综艺到网大到院线电影，写过一整个产业链”。

现在不流行说北漂“追梦”了，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喜欢宏大叙述，认为编剧只是“委托创作”，得听甲方的。

但是午夜梦回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隐隐觉得其中有些东西不对。

这次，他们想为那些甲方否定不了的东西著书立说。

是什么呢？他们想起了一个久远的、似乎有点酸腐的词语，梦想。我还记得高群那口全是吞音和连音的、含混不清的东北普通话，他无比诚恳：“我也不喜欢上价值，但身体很诚实，来到北京，谁不是在为梦想而奋斗？”

他们想起来了，有关理想主义的一切。

单丹丹是一个爽朗漂亮的山东大妞，留着一头蓬松茂密的黑人卷，眼角微微下垂，这赋予她一种很真诚的神色。

拍摄期间，为了省钱，她和李阔精打细算，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她捞起左边一束头发给我看，因为压力太大，头发白了一块，现在还没黑回来。

单丹丹“写严肃文学出身”，她的豆瓣阅读作者主页简介是“北大中文系产出的理想狗小姐，雀斑摩羯女，爱写”。她从前有很天真的幻想，以为以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和才能，去做商业片编剧肯定是“降维打击”。

2014年，她写了一篇小说，《团结湖的柳瓦夫人》。一只孤独的母狮爱上了身边唯一的生物，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人们叫她“柳瓦夫人”；北京东部团结湖社区，一个年轻的报社编辑，在长久的单身生活后邂逅了一个放纵的男人，某天，她梦见自己成了那只母狮。这个探索情欲与孤独的故事，成为话剧《Roar！Roar！》的灵感来源。

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单丹丹跟同学白惠元、拓璐创办了戏剧工作室“枫丹白璐”，2014年，他们出品了话剧《Roar！Roar！》，参加北大的剧星比赛后一时轰动。那几年，社会上正在流传“纯文学已死”的论调，单丹丹的老师把这部剧转发到朋友圈，附言“戏剧就是这个时代的纯文学”，意在鼓励她的严肃创作。

这条朋友圈被开心麻花的总裁看到了——他也是北大校友。那时《夏洛特烦恼》电影版还没有问世，开心麻花还是一个话剧厂牌，因为想要拓展电影业务，“需要高学历的文学人才”，所以他们邀请单丹丹加入。

毕业季，周围的同学都想找一个有北京户口、有编制的工作，单丹丹也不例外。当时她已经在一个国家部委级别的单位通过面试，但是麻花的老板说，在麻花不用打卡坐班，单丹丹的脑子里面蹭一下亮了，“也就是说我不用挤早晚高峰，可以永远在家？”

自由对她有难言的诱惑。她放弃了编制，放弃了北京户口，跟那个机关单位的人事说自己要去另一家公司，人事追出来问她，年轻人，你要去哪儿啊？

就像有什么在催着她朝另一个方向走，单丹丹把包往身后一背：“开心麻花知道吗？”

她在开心麻花做了五年签约编剧，这件事却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从文学到喜剧，维是降了，但是对影视行业没有形成丝毫打击。

她保持着每天看一部喜剧电影的频率，“一周要出一篇大纲，写完之后拿到公司，一屋子的人挨个儿对你的大纲开刀，把你的问题说一遍”。在学校里骄傲地写着小说和话剧的女孩，有天从公司开完会，透过地铁的玻璃窗，看到自己正在流泪，“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在哭”。

入职之前，发掘了她的老板跟她说，“喜剧是可以习得的”，换句话说，做商业片更像一门技艺。在麻花流着眼泪磨出来的一个个包袱，让她有了自己对商业电影的衡量标准，“我一定不能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把手机掏出来”。

后来她和搭档出现在FIRST青年电影展，她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做成熟的商业类型片。以风格化的青年表达为特色的FIRST“大惊失色，连忙谢谢我们的坦诚”。

《银河写手》里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片段。这部以“编剧”为题材的电影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救猫咪”这样的专业词汇，它出自一本好莱坞商业片编剧教材，指可以量化的类型故事模板，只要你掌握了它，用开场、铺垫、争执、误解、解除误解等情节点，就能写出一部像模像样的类型片。

为了解释“救猫咪”，电影在这里戏仿了“3分钟带你看完一部电影”的短视频。我想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短视频之所以能解说一部电影，其实是因为它还原了“救猫咪”。

编剧们在这个讽刺桥段里保留了一点暧昧的自我表达。没有哪个搞电影的会发自内心喜欢短视频，但是也没有哪个搞电影的不刷短视频，既然短视频成天把编剧写好的节拍表拆出来让电影变得食之无味支离破碎，“那我们在电影里也调侃调侃你”。

这样的小花招在电影里有很多——他们不允许有一点让观众觉得晦涩的东西。

这正是单丹丹在开心麻花学到的：把观众当回事，几乎是商业片的技术标准和职业伦理。

2019年，单丹丹从开心麻花“毕业”，成为独立编剧。在象山影视城——那几年网大还算热，她认识了一对正在写网大的兄弟档，跟他们组成新的写作组合，后来还和其中一位结了婚。

就在单丹丹在开心麻花快乐地受虐的那几年，南京传媒学院表演系的一个男演员毕业了。

在大学班主任的帮助下，李阔被 “塞”进《李茶的姑妈》跑龙套。

他在表演上没闯出什么名堂，“就是演不过别人”，却被开心麻花的话剧启蒙，“喜剧可以有这么密集的包袱，这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开心麻花，演员也会参与剧本创作，大家一起聊一起“喷”，把包袱磨得更好，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编剧朋友发现了他的喜剧才华，让他去当枪手，“赚了两三万块钱，但是那个网剧从来没有被拍出来过”。

后来他就时不时接点编剧的活来维持生计，但是都在行业边缘打转。他接到过名导的电影，但是“分到我这里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层分包”。后来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接触了《欢乐喜剧人》的编剧工作，认识了一个写小品的东北小伙。

高群戴一副黑框眼镜，多数时间面无表情。从吉林大学地质勘探专业毕业之后，他到北京一家央企上班。《银河写手》里的编剧孙谈是学勘探的，这个人设就来自高群。

但他也没有北京户口，“连长春户口都没有”。

在北京长春两地之间辗转几年，高群做过物流，做过人事经理，在酒吧唱过歌，业余时间给一些短视频大V、公众号写好玩的小段子。“还有小咖秀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一样已经是“时代的眼泪”的东西。

“写一条30块钱或者50块钱，段子通过了才有这个钱，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块。”他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只能赚一千多块的工作，为了做喜剧，他回到北京，没有想过再走。

有天他敲开了大碗娱乐的门。“人家也没招聘，我直接问你们要编剧吗，弄得人家也挺惊讶的，然后他就问我有简历吗，我说我没简历，他们就把我赶走了。但是那人也挺好心，他说你下周一来，周一人事在这里。”

当时高群创作的小品还没有在电视上演过，都是一些小段子。他把这些东西整理了一下做了个简历，参加了大碗娱乐的培训班，后来留下来，成了签约编剧，作品开始上电视了。跟着编剧何欢给张小斐的团队写的小品，在节目里拿了冠军，并且认识了当时也在喜剧综艺里讨生活的李阔。

两人组成组合，离开综艺，尝试独立去接一些电影剧本，认识了单丹丹。

三个人组合之后，写网大网大不播，写院线院线不上，第一次写原创剧本——就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投给六七家影视公司都通不过。

李阔和单丹丹的家里有一块用来梳理情节的白板，被他们称为“被诅咒的白板”，因为写在那块白板上的项目没有一个成了的。

那个剧本改了两年半。故事围绕一个中年男人展开，他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中规中矩的商业喜剧，但是既没到中年也没有孩子的他们，怎么写都摸不到角色的内心。“一开始我们也觉得甲方是傻x，但是当所有公司都跟你说这个东西不行的时候，你就知道确实是剧本有问题了。”

2022年，屡战屡败的小编剧单丹丹和李阔扔掉了这个不成功的剧本，回到李阔的老家西安，“干脆结个婚来冲冲喜”。

在西安，单丹丹想起了自己多年前写的一部小说的开头。

当时她和自己的朋友都住在常营。如果说中国的影视宇宙在北京，那常营就是宇宙中心。那里有一些八卦狗血，也有很多北漂心酸。当时这个小说有个很土的名字，叫《北京有个常莱坞》。

她和李阔还是普通朋友的时候，经常在酒吧里碰面，跟其他编剧、演员朋友聊创作。《银河写手》的第一场群戏，就是在酒吧里。

“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酒吧里暖气很足，特别热，当时李导围了一个围巾，我说这里这么热，你为什么不把围巾摘下来。他说这是一条秋裤，因为太热了他到厕所里把秋裤脱了，他要是把它拿在手里大家就都知道这是一条秋裤，但是如果把它围上大家就会以为这是一条围巾。然后那天晚上李导就流着汗，一直在跟大家聊创作。我记得当时电视上在放《彗星美人》，我们一块看，说这个镜头拍得多好，它有什么细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写身边人的故事，而不再执着于编造一个必须依赖想象的、尚未在她生活里发生的中年危机。

单丹丹和李阔马上把高群叫到西安，以《北京有个常莱坞》作为灵感，开始写《银河写手》的剧本。

《银河写手》创作初期，他们约定不在“被诅咒的白板”上写一个字。但后来忙起来就把这茬忘了，还是随手就在那块白板上写了字，幸好，《银河写手》破除了这个诅咒。

“商业和艺术的平衡”对创作者来说似乎已经是一个陈词滥调的二元问题，但是《银河写手》里的小编剧还没摸到艺术的边，他们面临的选择是求取生存和个人表达，大白话一点，是选“甲方觉得对的”还是“自己觉得对的”。

这其实不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故事。单丹丹坦白，“张了一和孙谈是很有才华的编剧吗？不见得”。里面的影视公司也没有被泄愤式地塑造成“我想让字体大一点的同时还要小一点”的无脑甲方，但是仍然有些矛盾，成分复杂又无比真实地存在着。

创作者和“甲方”之间，经验的区别，地位的差距，判断力的悬殊，出发点的偏离，导致他们各持己见。

多数时候没得选，但做选择就会很痛苦。

比如“合理性”。

这是电影里甲方公司和乙方编剧之间的核心矛盾，也是困扰了三个编剧很多年的问题。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与编剧的创作规律之间存在一点龃龉，“生活不是被逻辑因果推动的，一见钟情可以没有理由，生老病死可以没有铺垫，但是我们经常收到的意见是，一定要给男女主的相恋找出原因”。

单丹丹老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她是一个编剧，职责是让故事里的一切因果转折发生得丝滑而合理，“可是我总觉得，生活就是很狗血”。

张了一喜欢诺兰，周可可也喜欢诺兰，两个人看了一场电影一下子就相爱，单丹丹觉得这没有问题。

“蔡老板”的饭局是一个转折点，蔡老板的原型是李阔的师弟，跟投资方喝酒喝出痛风，腿瘸了，三十而立，他“立”不起来了。

那场饭局蔡老板请来一个新朋友，小演员郑飞，他总是笑得很阳光，第一次参加这个小团体的聚会，但叫得出每个人的名字。几天之后，他自杀了。

这些都是三位编剧的生活和见闻，北漂那么苦，真的有人扛不过去。郑飞这个角色成为喜剧创作之外，他们对现实主义的关照，或者说责任感。在电影里，这也成为张了一情绪爆发的一个依据。“你们（影视公司）一直要逻辑要合理性，可是张了一的生活里就是有一个很阳光的，见谁都笑的人，他突然死去，这是没法解释的。”

能解释的叫剧本，没法解释的是生活。

拍到后期，单丹丹跟伙伴说，其实我做了一个青春片呀。

电影里有一个主角团，五个男生两个女生，单丹丹让他们每天都待在一起，达到“各自玩手机不说话也不会尴尬”的程度。七个角色里有演员有化妆师有编剧，都是底层影视民工，混在北京，有人拎着行李箱到处寄宿，没有过自己的家。

“三狗组合”在主角团齐聚，但据说他们是先后被选进剧组才发现对方都在。他们严肃地对待这次机会，因为是第一次在院线电影里演主角。

选角阶段，单丹丹和李阔会看完每个试镜演员的表演，即使有些演员“说第一句话你就知道他不合适”。李阔跑过龙套，他会将心比心，坚持给每个演员演完的机会；单丹丹曾经参加FIRST的导演工坊，张颂文去给他们上课，他说你们以后当了导演，请一定要尊重演员，至少给这个演员一分钟的机会再让他走。

从张颂文到李阔、单丹丹、高群，再到“三狗”，再到电影里的角色，他们曾经都是一样的。

电影最后，拍不出来的《7秒人》被张了一和孙谈埋到地下，100年之后，被当做文物挖了出来。它当然不是什么传世名作，只有史料价值，还有错别字——因为人类编剧，不可能完美。

电影在FIRST上映之后，三位编剧收到了一些对女性角色的批评，我也曾问他们，为什么电影里“不高尚”的角色都是女性。单丹丹写女性主义话剧入行，面对当下观众对女性角色的敏感，她反而有些迟钝了。

他们在影展版本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而且他们诚恳地说，经过反思，在下一个剧本里，他们会努力写出更立体丰满的女性形象。采访中，主创解释，张了一的爱情线里，女朋友也是编剧，是因为他们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对立，去讨论两种成长路径。当张了一在甲方意见和个人观点之间痛苦挣扎的时候，周可可会熬夜听甲方的话做PPT，别人说怎么改她就怎么改，最后反而她比张了一先一步有作品拍出来。

张了一最终在编剧事业上没有什么起色，“人物没有成长”。

这又是编剧的技术名词。在一个故事里，从开端到结局，尤其是主角，人物要有升华，他的处境要有改善，这个叫“人物成长”。三位编剧不仅拒绝了“合理性”，也拒绝了“人物成长”，周可可有她的成长，张了一没有成长，但是“人物没有成长也是一种成长”。 

对单丹丹、李阔、高群来说，人物有没有成长？

2024年，毕业十年的单丹丹还是没有北京户口，高群也还是连长春户口都没有。《银河写手》在电影节上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但结束宣传他们要马不停蹄地做新的项目，接受新的审视，继续辗转在各个影视公司之间，为他们梦想中“成熟的商业片”，听取各种各样的“甲方意见”，然后又是无尽的改稿。

不过有些东西还是不一样了。

《银河写手》在FIRST首映之前，单丹丹紧张得要死，“因为那场都是影评人媒体人，我觉得全世界最毒舌的人都坐在那里，我只能倚着墙站，因为不倚着墙就会发抖”。李阔掏出手机，划了半天，找到她倚着墙的照片给我看——在影厅的过道里，她面对屏幕，旁边站着另一位年轻的女孩，是制片人刘婧。

前方的大银幕散发着荧荧的光，底层小编剧单丹丹、李阔、高群，第一次看到自己创作的电影上映。

那感觉很好，好到他们已经开始期待新的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