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知名的中年学者徐晓宏病逝,出自其妻子陈朗之手的一篇悼文,出乎意料地引发了大范围的情感共振。
这篇文章颠覆了中国人印象中的大部分悼文,没有“死者为大”的悲恸情绪,反而整篇平静徐缓,同时流淌着对死者的追忆、淡淡的哀愁和不甘。陈朗自陈,结婚后,她为了家庭与孩子“疲惫不堪”,看着丈夫在网上“挥斥方遒”,她也曾感到嫉妒和失落,甚至坦言,“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陈朗本身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她是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哈佛大学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是一位曾与丈夫一样拥有过学术成就和学术理想的女性。婚后,陈朗主动放弃香港的教职,跟随丈夫共赴异国他乡,长期不工作,照料家庭。
“我曾经也是多么地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我们不结婚,我是否能更好地欣赏他的思想和行动?……我曾经跟我的心理医生说,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
徐晓宏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作者陈朗在提笔写下这篇文章时,绝没有半点埋怨婚姻、丈夫与家庭的意图。她写的是悼文,不是控诉。其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同时羼杂着爱与恨,理智与柔情,而且它们都是掺溶在极为真切生动的缅怀和痛苦之中的。
读者清晰感受着一位妻子失去所爱的痛,也感受着她同时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由于外界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个人追求的不甘与不解之痛。
一篇行文真挚生动、说理一针见血的推文,受到大面积转发,且长尾效应愈烈,这只能说明她打动了人心。
一个女人的抱负与才华在婚姻里渐渐被埋没,她当然不是后悔与控诉婚姻,但这份勇敢与真诚,已经触动多数能够同她感同身受的读者。
1月20日,陈朗继上文后又发布了一篇解释文章,说明自己并没有任何抱怨丈夫及婚姻之意。之所以撰文,其一“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母亲,我要诚实,不想续写‘做你的妻子是我一生荣幸’之类的神话,来让更多的女孩子误解婚姻的意义”。
其二,她希望表达的,永远是“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而非对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晓宏。
丈夫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工作,这种“结构和制度”,在任何社会都有其相似之处。从历史到现在,陈朗这样的女性无时无处不在,她们在厨房里,灶台边,母婴室,就是不会在实验室和课堂里。这是某种长年以来被默认的内部分工,为了家庭稳定,为了功利化的效益最大化,但或许,它并不为了幸福和人本身。
01
被感谢的沉默
在歌颂母亲的伟大故事里,在名人大家站在光辉下振奋人心的演讲词里,我们能找到太多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柔软而强大的女性。
鲁迅死后,许广平在1939年的文集里提及,两人结婚后,鲁迅笔耕不辍,她则负责帮他校对、抄写,“在琐碎事务所尽可能地减轻他的精力和时间”。但久而久之,许广平发现自己不再有正当职业,便提出外出工作,却遭到鲁迅反对:“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
于是,许广平被迫留在家里,“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
和陈朗博士一样,许广平的情感同样是爱与怨交织的:“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以上是我以前的生活,恐怕像我一样的人一定不少。”
这些陈述的本意,同样也不在抱怨和责备。许广平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看到了真正的症结:“问题本身我想还不全在女性,和爱的家庭的丈夫……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
后人在鲁迅的文章里,读到这位顶级大作家为文明风气、男女平等,为民智与社会进步作出的种种疾呼。对待普遍的结构性的分工问题,他并不是没有思考。只不过,思虑那些宏大叙事已经耗尽了他的“正当精力”,哪还有太多多余时间分给家庭琐碎,儿女情长。
《觉醒年代》剧照
鲁迅的价值和地位当然不可能被否定,放在家庭的语境里,一位愿意奉献与辅佐的妻子,也被世人友好地纳入大师成就的一部分。
自古至今,不少名流、成功人士,在拿到一定成就后,都会热泪盈眶地感激自己背后的妻子或父母。他们的思路很简单:在事业上定然有辅佐我的前辈,在家庭生活上,同样有辅佐我的后盾。
只不过,关于油盐柴米那些琐碎,往往都是女人来做就是了。于是,感激的对象常常都是母亲或妻子,甚至是女儿。
婚姻内的分工,往往都是为了家庭结构的稳定。很长一段时间,且在大部分情况下,“男外女内”的传统模式没有什么问题。但现代性语境里,个人独立思潮下,妻子可能感受到个体价值的阙如,但身为丈夫的那个男性也可能感受到社会世俗要求下的不堪重负。这是一体两面的。
《心居》剧照
但如果夫妻二人都在“主外”的领域有所渴望和理想,情况就必然两样。这个时候,为了所谓的“家庭稳定”,解决方法往往只能通过一方对自我内心渴求的否认来完成。通常情况下,在社会建构之中,女性都被塑造为更渴望家庭稳定而非个人成就。
“从现在起,我必须和他竞争,互相掣肘,笔尖相碰。我也将无法逃脱他的名声喧嚣,得到些许安宁。即便是在世界遥远的另一端,他也会是伟大的厄尼斯特·海明威,当然如此。而我一开始将只是他的妻子,若想成为我自己,只能奋力不止。”
这段话出自以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为主角的传记作品《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与海明威结婚之前,玛莎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新闻界以她的名字命名盖尔霍恩新闻奖,她的头像还曾出现在美国邮票上。
玛莎·盖尔霍恩
西班牙内战时期,28岁的玛莎在国际纵队里认识了海明威,当时,海明威曾望着玛莎深入战地的身影感叹道:“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
然而,两人结婚后,玛莎的名字逐渐被“海明威的新妻子”代替。海明威也不再期待妻子继续写作、报道,而是希望她待在家中操持家务,让自己专心写作。为了打压妻子,海明威还主动提出为《克里尔》周刊做首席战地报道,挤占了原本属于玛莎的机会。
性格刚毅的玛莎终于忍无可忍,离开海明威。对此,海明威还曾写诗讥讽她:“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名叫玛莎的女仆,她们都那么乐于服从命令,盖尔霍恩挺可爱,可惜就是太野心勃勃了。”
这是一个永恒的议题:不论是按照家庭分工,还是按照性别气质而论,女性的野心、强势、自主,是否真的只能成为她们追求爱情的绊脚石?
当爱让自己痛苦,玛莎无不痛心地说:“我多希望我不爱你。爱无法解决也无法解答任何事,爱也不是指引我们的明亮灯塔。这些它都做不到。”
02
工作和厨艺对男人同等重要
如今,家庭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社会的最小单位。理想情况下,只要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勇气和经济实力,个人才是最小单位。
如是一来,那些选择进入婚姻和家庭的个体,尤其是女性,难免在大众舆论层面背负更多:如果你有理想和抱负,为什么要选择进入婚姻呢?
可与自己所爱之人结婚,建立家庭,凭什么就一定要放弃自己的个人理想与规划呢?而且放弃的那个,通常是选择了“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女性。
对男性而言,丈夫、父亲与“成功人士”三者身份,是可以齐头并进的,彼此并不矛盾冲突。他是一个有能力为家庭带来足够财富、资源和社会地位的人,那么他同时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小欢喜》剧照
但对女性而言,妻子、母亲的职责,与同时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是彼此冲突的。她不可能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成为一个被社会期待的好妈妈、好妻子。
这里面分别有两个客观的和预设的条件。其一,是在以繁衍为必要目的的家庭结构里,女性自然是在生育层面承担更多时间精力成本的那一个,那么,用功利主义的利益最大化学说,至少,在妻子孕产的时间内,丈夫理所当然承担更多社会工作及经济职能。
第二个预设条件,便是大部分女性都更愿意追求小家庭安康的稳定,而非职场、学术等不确定领域的乘风破浪。
这种预设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各种文明国度都曾经历一夫多妻、女性靠男性为生的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结构自然而然被延续了下来。
要找到性别分工反过来的名人示例,既容易,也困难。因为稀缺而困难,也因为稀缺,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代表,便脱颖而出,异常显眼。
比如著名的女大法官茹丝・贝德·金斯伯格与其丈夫马丁·金斯伯格。从恋爱到婚姻,马丁都毫无怨言地支持妻子追求法律的高山,即便那是一个女性进入权力阶层极其困难的时代。两人常常在婚后一同研读皮普斯和狄更斯,还一同考入哈佛法学院,进步始终同频。
茹丝・贝德·金斯伯格与丈夫马丁·金斯伯格
或许是巧合,马丁对厨艺很感兴趣。他在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老婆不会给我任何烹饪方面的建议,我也不给她法律方面的建议,这方法对我们俩很管用。”
这是将“厨艺”放在与其他事务同等尊重的地位,并不将在家做饭视为弱势者的付出和牺牲,更不会因为自己待在厨房就认为失去了所谓男性尊严。
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的丈夫也堪称“新潮”,拥有超越时代的观念和眼光。正如为茹丝写传记的历史学家迪哈特所说,马丁“走在了时代尖端”。
但近一个世纪过去,愿意全心全意支持妻子事业,且不介意她因此不能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丈夫,竟然也算是“走在时代尖端”的稀有品。
如今,流行语境里有个词语叫“智性恋”,指因为一个人的卓越头脑,迷恋这个人本身。该词语形容的主体常常是女性,似乎只有女性才会因为男人的头脑而爱上他,却很少有男性因为女性的头脑而迷恋她。如果两个人结合的婚姻,必须有一个人对外面的世界不具备野心,那个人通常都是妻子。传统常说的“郎才女貌”“我负责如花似玉”等说法,莫非如此。
纪录片《大法官金斯伯格》截图
可在岁月的漫长轨道里,美貌是不断贬值的,只有头脑与财富会增值,赋予一个人生命的硬度和厚度。
于是,传统的“男外女内”式婚姻模式终有一天受到威胁和考验,留在家中的一方感到个体无意义,这不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并不新鲜的命题。
但症结绝不在爱情本身,更不在婚姻中具体的丈夫或妻子个人。我们首先承认爱,承认对家庭和亲密关系的渴望,然后才能跳出个人视角,看见真正悬在现实层面的凝云:家庭内部的劳动被美化为“牺牲”,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03
看见现实
陈朗博士在第一篇悼文里说,丈夫去世大概一周多以后,她开始重新跑步,“跑着跑着忽然想到,他看不到我毕业了。我这个拿过不少貌似高大上文凭、对毕业典礼鲜有兴趣的人,竟然因为这样一个书呆子气的理由在操场上痛哭了起来。”
悲恸不仅由于所爱之人的离去,也由于一种已逝不可追的委屈和失望。自己是多么渴望得到心爱之人的祝福与支持,但短暂的生命和婚姻,剥夺了这一切幸福的可能。
爱情是在彼此情投意合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双方都对世界的同一个切面感兴趣,都有着可以互相理解和体恤的目标、理想。
徐晓宏
但当两人关系被婚姻缔结,这份灵魂共振渐渐被琐事替代,爱情何去何从呢?对逝去的丈夫和痛哭的妻子,双方都是遗憾。
爱有着千般模样,因为多样而宏大甚至是伟大。没有人在亲密关系里是完美的,被悼念的徐晓宏被妻子认可是一个“好父亲”,陈朗所感受到的愁与堵,并不是丈夫这个具体的爱人带来的。
陈朗在第二次声明里强调,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这份被中断的幸福背后折射出来的,“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即使如晓宏这样追求完美人格的人,都留下这么多痛苦和遗憾,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作为父权结构的受害者承受了什么?我们的学术制度是不是不人性?是不是异化?”
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观察到,过去20年间,她身边的经济学女博士比例达到了30%—35%,但她们当中,终身副教授的比例为25%,正教授仅为15%。
其中大多数的女性学者,都会因为生育而离开劳动力市场,而当她们重返市场时,由于照料孩子、家庭等显而易见的原因,工作时长随之减少,劳动成果与个人发展也必然受限。
《三十而已》剧照
败下阵来的她们,要么选择离开行业,要么失去了“雄心壮志”,转去“偏爱”那些清闲、灵活的工作,成为随时可以回去照顾孩子的母亲。
而戈尔丁的最新研究表明,远程和灵活办公的增长,可能成为女性进步的希望。进一步说,这也可能成为一份婚姻,一个家庭拥有更融洽状态的希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即便今天存在一个到处演讲、发表、参加公共活动的知名女学者,而她背后有一个愿意围着厨房和婴孩转的丈夫,公众对这夫妻双方的评判,也许都不会太过正面。
哪怕存在一个像马丁·金斯伯格那样,发自内心为家庭事务自豪的丈夫,因为通常充满偏见的社会评价、个人被从小塑造的情感模式和性别气质,幸福似乎也会成为难题。
事实证明,哪怕在2024年,这种内在矛盾依然根深蒂固。这里面并非缺乏个人反思,而是缺乏集体意识。
学术体制与评判标准是否能容纳爱情?能否容纳一个同样希望待在实验室和课堂里的妻子?
如果我们只能接纳一种爱情,一种婚姻,也就相当于只能接受一种学术生产,一种创造力和青年人的未来。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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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擎
排版 | 风间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