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东方甄选事件，终以董宇辉晋级、CEO下台而短暂落幕。短期内，人们看到了一种打工人翻身的爽文叙事。董宇辉被老板重新请进直播间，给股份，给承诺，捧在手心里。

12月18日那场直播结束时，董宇辉和俞敏洪唱起了《朋友》，在一片惺惺相惜中，迎来了多方共赢的结局。至少，表面上如此。

董宇辉变身副总裁，即将成立个人工作室，虽仍由东方甄选100%控股，但整体结局，依然安抚了相当一部分为其操心和奔波的网友。一番折腾后，新东方股价和粉丝双双回涨，更重要的是成功实现了“去董化”：新的直播间，新的赛道。

与此同时，格力总裁董明珠用孟羽童作负面案例，对即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厉声指教：“年轻人不能拿赚钱当理想”，惹来一片群嘲，董明珠被指格局小，“何不食肉糜”。

而被格力驱逐的孟羽童，反而在社交平台上人气愈旺，活动与商务接不完，身价不减反增，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月薪不到一万的人们，为什么关注这些年入百万甚至千万的网红，紧盯着他们与老板之间一点一滴的互动，侦破职场阴谋，揣测老板动机与意图，辨析陷阱，警惕画饼，为网红要职位、要股票，谋出路，操心程度，堪比对待自己的事业？

这不过是一种自我投射。一个留，一个赶，一个哄，一个斥，董、孟两个年轻人，无疑是打工人与资本之间关系变化的缩影。

这是一个去繁留简的时代。宏大的、遥不可及的理想不再能吸引年轻人，粉丝也好，围观网友也罢，大众需要的，是能抓在手里的确定性，是大方坦荡的趋利和清醒的自我察觉。

1990年，36岁的单亲妈妈董明珠扔掉国企铁饭碗，带着8岁的儿子南下，来到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的前沿城市珠海，进入格力电器前身之一的海利空调厂，做基层销售。

她的“铁娘子”作风，从那时起就初见锋芒。为了催收一笔债款，董明珠每天五点多起床到工厂，详细背诵每一款家电的型号配置，将每个产品牢记于心。

董明珠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励志创业故事，代表了那个靠拼搏改变命运的时代潮流。哪怕在这种叙事的说服力大大减弱的今天，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典范。如今，业内皆知她对员工狠，但很多人不知道，她对自己更狠。

比董明珠晚近半个世纪出生的孟羽童，情况则大有不同。

孟羽童出生于互联网时代，几乎贴合着网络发展的步伐，有特长，能进浙大，长得漂亮，讨人喜欢。

只不过，这些在董明珠看来是“优势”甚至是捷径的东西，其实在任何一个“孟羽童”身上，都不见得有多“有用”。

如果不是参加了综艺节目，如果不是恰好被董明珠看中，名校毕业的“孟羽童们”，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了，等待他们的，也许不是三年加薪、五年升职和十年实现财富自由，而是30岁的婚育危机，35岁的裁员危机，40岁的育儿焦虑、60岁的养老焦虑。

大企业并不能提供任何保障，近些年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风波，不断验证着这一点，进入越是竞争激烈的环境，越可能因为非能力原因被淘汰。市场经济的规则已不是二十多年前那套，如今是一个学历贬值，年龄优势过剩的时代。

“奋斗叙事学”的祛魅，年轻人的不安全感，在“用脚投票”的网络纷争中，一切不言自明。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期待一份工作就能改变命运，是极其不现实的。

时代的沟壑造就了这些认知与立场上的差异。时代之巨变，覆盖了个体的生命长度，因此，要指望董明珠理解孟羽童，或孟羽童理解董明珠，都不是特别现实的事。

董明珠那一代人所拥趸的“奋斗就会成功”的价值观，对于今天面对竞争激增，机会骤减的年轻人而言，是粗暴且残酷的。

但新一代人所追捧的逻辑，对老一辈人同样有些粗鲁：流量等于一切，流量决定一切。

与董明珠同代的俞敏洪，同样曾经拥趸着那一套“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价值体系。

在以俞敏洪为原型改编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饰演的角色复刻了俞敏洪当年的奋斗史，“我要在大学四年里读800本书”，现实中的俞敏洪，也为了改变阶层拼命读书，不成功便成仁。

二十多年后，他收入麾下的董宇辉也是个读书人，网友们隔着屏幕感慨“读书还是有用”的时候，其所指意，却与俞敏洪当年的升学论已经大不同。

12月17日，沸腾多日的新东方小作文事件，俞敏洪最终还是选择抛弃多年的战友，留下了董宇辉。在很多人眼里，这种选择，不过是拥抱流量。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从粉丝/受众的视角看，董宇辉是另一种打工人神话。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本打算在城市里做一辈子老师的普通人，董宇辉身上集结了不少打工人的一种理想叙事：被时代选中，勤恳沉潜多年的才华终于被看见，从此绝地反击，搭上反击传统惯例的快车。

相较于上一代人考学、追梦一类的奋斗叙事，董宇辉这种具有时代偶然性的普通人逆袭是不可复制的。也因不可复制，更具有了某些传奇意味。

对应的例子是“口红一哥”李佳琦。在今年九月之前，李佳琦在公众印象里与董宇辉具有类似的打工人崛起路径：都是从底层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被大众看见，也都有着不凡的过人之处。

但后来，李佳琦成为了自己身后的美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之一，自己也成立了公司，从身份上渐渐与普通打工人脱离了开来。

不好说是身份的变化在前，还是李佳琦自己的心态晃动在前，今年九月的“眉笔事件”翻车后，李佳琦彻底与大多数的“打工人集体”割裂，他也许短暂忘记了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老板而是受众，因而被大众背弃。

 而董宇辉，他既不像更年轻气盛的孟羽童那样，与老板彻底决裂，将自己置于具有风险和争议的舆论旋涡中，甚至一度显得孤立无援。

也不像更危险的李佳琦那样，只身一人迎接千军万马的消费者，靠高速运转的信息流和商业逻辑立足，同时也随时可能把自己置于消费主义逻辑的悬崖边缘。

董宇辉的“成功之路”，恰好契合了受众期待中最稳妥的路径。

变身文旅副总裁、高级合伙人，且不说是否算得上董宇辉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胜利，表面上，俞敏洪暂时安抚了那些焦急奔走的粉丝们。名头给足了，但仍有不少粉丝和网友，对董宇辉的股份和薪资涨幅念念不忘，孜孜不倦地剖析“老俞借钱给董宇辉买房”背后的微妙感。董宇辉怎么想可能不重要，但人们始终警惕“画大饼”的职场陋习。

在这里，受众代表的既不是饭圈体系里的粉丝，也不是观看直播的消费者和网友，而是现实中一个个具体的打工人，是一个个困在格子间和写字楼里，能从各种信息洪流与情境里找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信号。

他们从“孙去董留”里看见的，是职场斗争被打压的信号，从“俞挽董升”里看到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打工人对老板的精神进攻。

与此同时，最年轻的孟羽童被格力“驱逐”出去后，不仅没有沦为“丧家犬”，反而支持与赞扬声愈烈，早先那些有关职场契约的道德争议，也逐渐淡没。广告、商务活动、人气逐渐风生水起，其在个人自媒体上的带货状态，也较之以往更松弛、自信。

网友将现在的孟羽童，与她曾在格力直播间被逼跳舞的状态两相对比，得出结论：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如今的孟羽童，接两条广告，抵过在格力加班加点两个月。

去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又名《狗屁工作》）中文版出版，在社交平台上流行了一阵子，书中提到，在现代社会，资本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是互相分离的。越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比如护士、老师、清洁工、消防员等职业，现在工资越低。反而是那些对社会没有太大贡献的工作，比如网红等，工资越来越高。

时代的规则变了，但颠覆带来的，除了众声狂欢，也有掺杂其中的难以察觉的哀叹。

狂欢来自那些渴望一次颠覆与叛逆的社畜，哀叹来自从小受着功绩主义教育长大，拼尽全力上大学，甚至是好大学，毕业后，却可能发现自己混得还不如那些没有学历的网红，比如曾经的快手辛巴、今天的小杨哥等主播，从草根到年入千万，需要的反而是一些反常规，甚至是反常识的路径。

“混”，这个最初流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字眼，携带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机会主义。用当时的话语体系来说，董明珠也是九十年代“混得好”的代表——起点低，没有亮眼的学历，也没有好的家世背景，凭一己之力一步步打下自己的商业江湖，踏入富豪榜。

工作的本质在不断演化，越来越多的行业，越来越多心怀梦想的普通人，都可能在时代洪荒势不可挡的大趋势面前隐入尘烟。理想主义的叙事，不那么管用了。

不过二十年前，北岛那句“那时我们有梦……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还是一个时代信条。不必人人都得有梦，但那个时候，梦想不是用来嘲笑的东西，有理想的人，也不是易碎品。

如今，考公考研大军浩浩汤汤，数据里隐藏的集体情绪，是求稳，是生活的绝对值，在稳定的基础上，更多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和设想，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满怀激情了。

而在真正的理想面前，真实的自我渺小、脆弱得不堪入目，随时可能被淹没在时代洪荒中。一想到这一可能的未来，普通人难免乏力。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谈到时下最流行的哲学家韩炳哲，后者对“优绩主义”的消解，在东方社会可作此解：“努力并不必然会带来成功，但是对成就的渴望却永无止境。这种内在的压力让人们疲惫不堪。”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编辑 | 阿树

排版 | 风间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