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召开“推进移风易俗 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除了强调“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原则，发布会还提及目前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下跌的情况：2022年，我国有683万对夫妻登记结婚，而2013年时这个数字是1347万对，也就是说每年登记结婚的夫妻数量较10年下降了近一半。

是什么原因导致婚姻登记对数下降？记者近日采访了权威人口学家、婚姻家事律师、专业红娘和年轻情侣，从宏观、微观、法律等角度解读这一数据变化背后的缘由。专家、律师和红娘们都建议，年轻人应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特别是“不婚族”要慎重考虑几十年后的“老年危机”。 

“她不靠我，我不靠她”

不领证的“夫妻”日子照样过

赵梓帆（化名）是一位服装设计师，今年33岁，他的“老婆”邢蓉（化名）比她小两岁，在广州做餐饮生意。“老婆”两字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两人3年前虽在亲朋见证下办了婚礼，但至今并未领证。

专家建议要让年轻人进一步认同婚姻幸福、家庭美满的意义

“最开始我们倒是想领结婚证，但我自己有套房子在住，而那时候她的新房刚买完还没拿到房产证。如果当时领了证，那套房子就成了我们夫妻的第二套房，要多交一大笔契税，所以就拖下来了。”赵梓帆告诉记者，他和邢蓉是同专业的“师兄妹”，在学校便相识相恋，出生于单亲家庭的他一度有些恐婚，但禁不住母亲和对方父母的极力撮合，这对相恋七八年的“老鸳鸯”还是在老家按风俗摆了酒成了“婚”。

随后，邢蓉住在赵梓帆位于增城区的家，到了2022年底，邢蓉的新房收楼半年后房产证终于办下来。但此时的小两口反而越来越不想领证了。“倒不是我们感情出了问题，只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我能养活自己，她也能养活她自己，我们平常基本是自己赚钱自己花，顶多生日和节日时互相送送礼物，经济上谁也不靠谁，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反而挺好。”

赵梓帆说，他们和其他小夫妻的生活并没有两样，平时也会亲昵地在朋友面前用“老公”“老婆”互称，但经济上他们并不依从对方，并且他们也并不准备“丁克”。“现在生孩子和领不领证关系不大了吧？民法典也规定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有一样的权利，照样可以上户口。”

“要是后面散了怎么办？会不会觉得没领证缺乏安全感？”记者问。

“散了就表示不爱了，不爱了又何必还要被一张证绑着呢。”对于记者“不合时宜”的提问，赵梓帆笑着回复。

红娘介绍成功对数大降

年轻人经济独立 “扯证”意愿降低

像赵梓帆和邢蓉这样同居不领证的“夫妻”，如今社会上不在少数。

叶国青在广州做了8年的专业红娘，近两年来，经她介绍成功的对数相比8年前少了2/3。“我说的介绍成功是指最后领证的。我做线下相亲这两年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每次牵手成功的很多，但最后能领结婚证的很少，以前不会这样的。”

在叶国青看来，年轻人不登记结婚，一方面是独生子女多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则是当代年轻人经济独立性比较强。“男男女女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他们只觉得自己能找个搭伙过日子的人就挺好。昨天我还准备给一个1990年出生的男生介绍对象，他对我说认识对象可以，但他不打算领结婚证。我问‘你为何这样想？’他表示‘我自己有房有车，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到时候万一离婚，女方凭什么分我辛苦挣来的钱？’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顾虑太多了，我做了8年红娘，我真的想呼吁大家，共同关心一下‘85后’‘90后’，要多点向他们宣传，不结婚就怕等你老了病了，连拿一杯水都没人帮你，那时候再后悔就太迟了。”

叶国青告诉记者，昨天打车她去医院做检查，司机知道她是红娘后哀叹一声：“我有5个女儿，最大的已经30岁了，到现在都不想谈恋爱结婚，她经济独立，有房有车，就喜欢放假时一个人去旅游，不用别人管。”叶国青听后就问司机有没有办法说服他女儿出来见面，司机表示没办法：“我一让她出来见男生，她就觉得我是有预谋的。她也会觉得自己赚钱这么辛苦，担心以后万一离婚要和人分财产。”

这届年轻人因何结婚难

“以前的年代，年轻人哪会有这样的心态？”叶国青对此十分无奈。“现在年轻人似乎都喜欢AA制，可以搭伙过日子，但就是不扯证。”

谈到影响结婚意愿的彩礼问题，叶国青这些年来做红娘听到的最高数额去到30万元。“相较于彩礼，我觉得男方结婚最大的‘阻碍’还是房子，我手头上有几对青年，男方有公租房住，女方等了两三年让他去买房，但他还是不够钱交首付，最后女方看不到希望就分手了；而女方之所以‘剩’下来，除了心态基本还是年龄、学历、工作等问题。”

律所推出新业务

“同居财产协议”受小情侣追捧

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事法律委员会秘书长、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范春燕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如今很多父母在劝孩子结婚时，会发现完全无法说服他们，孩子的答案通常是‘我干嘛非得结婚？’‘结婚有什么好处’‘结婚干嘛？能在一起就在一起’，说不过孩子的父母通常只能妥协。有些父母看着孩子和对象‘老公’‘老婆’地叫着，但问起他们准备啥时候领证，听到的往往不是想要的回答。”

常年打离婚官司的范春燕最近还发现了两个现象。第一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过来谈离婚时，父母通常也会一起过来。“现在正值结婚年龄的孩子，父母通常都是‘60后’‘70后’，这一代人基本都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经济基础，让他们在事业上、婚姻上能够‘轻装上阵’。我们统计过，这类年轻人离婚，父母干预的占了90%。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都不想孩子吃亏，夫妻矛盾变成两个家庭的矛盾。”

范春燕

第二个现象是，导致离婚的最大“杀手”是个性上的冲突或者外遇。“父母们也会焦虑，现在年轻人的婚姻不太稳定，很多人会来咨询我，孩子如果结婚，婚前财产要怎样去保障。”范春燕说。

而近年来，律所在婚姻家事业务上也有了新变化。“我们开展了同居（婚前）财产筹划专项服务，来接受这项法律服务的情侣逐年增多，这些新业务的出现也反映现在年轻人登记结婚意愿的降低。”

“比如，最近我们就碰到一对开网店的小情侣来签同居财产协议的案例。”范春燕介绍，这对小情侣主要是做网店和直播带货的，平时进发货和资金流水主要由男生来管，女生则是带货主播，负责在平台上对网店的商品进行推广。两人的关系虽是情侣，但似乎都没有谈婚论嫁的勇气，当看到身边一些情侣分手后出现财产纠纷时，他们也觉得签这份协议很有必要，以免有一天做不成情侣反变仇人。

人口专家：

减少负面信息影响

让想结婚的人结得起婚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告诉记者，去年我国人口结婚登记对数的减少，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结婚登记对数的减少和人群队列效应有关。“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出生人口的队列基数上来看，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不断减少，这就意味着即使结婚率不变，结婚对数也会逐步减少。”

第二，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经发现，如今年轻人的婚育行为已发生较大变化，表现为同居比例增加，年轻人会住在一起，愿意像夫妻一样生活，但并不去登记。“越年轻的人群队列，同居的比率越大，比如‘90后’要比‘80后’多，‘80后’要比‘70后’多，结婚对数的下降，不一定是年轻人不想找伴侣，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没有去登记结婚。”

宋健

第三，结婚年龄推迟造成时期结婚对数减少。随着我国高校本科、研究生扩招，年轻人留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长，学业负担和深造计划让他们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也造成结婚登记对数的下降。

第四，2022年情况特殊，受疫情影响等原因，也造成这一年结婚登记对数减少。

第五，年轻人结婚意愿降低。宋健说：“这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当代年轻人中有一股恐婚的潮流，受‘信息茧房’印象，年轻人接受了太多关于婚姻的负面信息，他们对传统的婚姻关系并不认可，于是有些人干脆不想结婚了。”

第六，单身经济如今十分普遍，一个人生活也很方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第七，受经济状况影响。有的年轻人想要结婚，但因为高彩礼或是女方家里要求买房，男方一时买不起房也引发了“结婚难”。

宋健表示，在“先结婚后生育”的传统婚姻制度内，结婚对数的降低和人口出生率的减少是有因果联系的；但随着同居比例的增加，这种因果联系在减弱，年轻人会在有孩子之后才结婚，出现“奉子成婚”的情况。

宋健认为，要提高年轻人的结婚意愿，首先是要让那部分想结婚的人结得起婚。“比如国家整治高彩礼，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让更多年轻人结得起婚，而不要把彩礼变成一种买卖或者交换，这是时下要在我国新的婚育文化中加紧塑造的。”

其次就是要净化网络环境，尽可能减少恐婚信息的传播。“说实话，婚姻中大多数人还是幸福的，但幸福的人常常不会去宣扬自己的幸福；而那些不幸福的人，他们婚姻故事的传播力和杀伤力往往会比较大。我们要让年轻人认可，终身要有一个伴侣，一个幸福的家庭，这种爱情的美满、家庭的幸福非常值得弘扬。”

宋健表示，如今在欧美、日韩等国，非传统的婚姻形式正在替代原有的婚姻制度和婚内生育，这也对中国的年轻人产生了一些影响。“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尊重年轻人的想法和做法；另一方面，这些想法和做法的代价不仅是年轻人在承担，未来更可能需要全社会承担。年轻时如果没有稳定的家庭婚姻，一旦进入老年，就会增加未来养老的风险和困难。我们要减少年轻人受到负面婚姻信息的影响，尽可能提供一些正能量，来促使年轻人观念上对婚姻制度的认可。”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武威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武威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武威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