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靖芳

演员陈瑾在出演电影《吾爱敦煌》中的“樊锦诗”时，曾经感到压力很大，几度想要放弃，“你跟她越接近，就越觉得够不着她。”

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她的一生，心归敦煌，守候在戈壁守候莫高窟的故事，如壁画般的浓重瑰丽。近期在院线上映的电影《吾爱敦煌》，把樊锦诗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在我们眼前。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下，莫高窟南区准备启动加固工程，正需要一些专业的考古学生协助发掘。

对于年轻的考古系学生来说，莫高窟是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艺术宝库，人人心向往之。

当时24岁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被选中前去实习。初次进入洞窟，温度比室外还要低得多，樊锦诗看着洞窟里色彩斑斓的壁画，把寒冷忘记了。从北魏到隋唐，从女娲到飞天，满天的壁画犹如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

上海长大的樊锦诗来到敦煌，虽然满心欢喜，但也遇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实习结束后，当她被正式分配到敦煌工作后，但父亲担心她的身体，写信给学校领导希望改派分配。

樊锦诗偷偷拦下了这封信，她不希望搬出父亲来说情，她接受了分配决定，“说不定这就是天意”。孤寂辽远的莫高窟长期被风沙包裹，见证着一代代为它而来的人。在毕业后的55年时间里，樊锦诗远离了繁华又喧嚣的都市，在大漠里成就自己的事业。

《吾爱敦煌》讲的不仅是樊锦诗，也不仅是敦煌，还是当下社会里稀缺的人物画像。整部片子看完，让人感受到少有的平静，回味久远。

莫高窟也被称为千佛洞，洞窟的分布高低错落，里面藏着大量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公元366年，一名僧人路经鸣沙山，看到这里有金光闪耀，于是在岩壁上凿下了第一个洞窟。

多年之后，丝绸路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在当地上任的官员、百姓、财主、绅士为了积功行德，都纷纷来开凿佛洞、塑佛像、画壁画，一个个洞窟营造起来，从无到有，千年的时间里，这片断崖成为了万佛之国。

常年的风沙洗礼，带给了莫高窟独特的历史面貌，也塑造了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

电影里有一个细节，樊锦诗有过敏性鼻炎，所以经常带着手帕擤鼻子，她初到敦煌时，就有前辈提醒她，这里工作的人大多患有鼻炎，因为莫高窟所处的自然环境恶劣，“我们门窗都不严实，外面刮风，屋里下沙子。”

樊锦诗在自传里回忆最初住的房子，天花板是用芦苇秆搭起来的，咚的一声，晚上还会掉下来一只老鼠，“冬天零下二十多度，怎么办呢，有时候就吃辣椒，大家跳啊什么的。”用这种办法来应对严寒。

第一代敦煌人来到莫高窟，最先解决也是风沙问题。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来到敦煌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并开始修建保护窟区的土围墙。但是，敦煌没有土，只有沙，很巧合的，他在商贩那里学到方法，“用含碱量大的水混合沙土，使劲夯，就能筑成墙”。

有了这堵两米高的土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就这么笨拙但仔细地展开了。

莫高窟周围，围绕着一代代的工作者：他们是修文物的人、讲解员、技术人员等等。在他们到来前，莫高窟不过是一片沙土堆积的断壁残垣和危险楼阁，人们随意地在洞窟里夜宿、烧火做饭，缺乏专门的机构进行保护和修缮。

融合了中国和西域的佛教文化艺术的宝库莫高窟，被如此冷落在荒凉的境遇里。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常书鸿不断给远方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希望他们亲自推荐和招聘愿意来敦煌的年轻人。

一批年轻的艺术家来到了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来是常书鸿的学生。后来，也有“门外汉”来到。

《吾爱敦煌》的讲述里，少年的樊锦诗在洞窟里碰到了工匠李云鹤，林永健饰演的李云鹤告诉她，自己原本是一名山东青州的农民，带着几个伙伴准备到新疆种棉花去，路过敦煌，想到莫高窟拜拜菩萨，结果遇到了常书鸿。

常书鸿一再劝说，把他留了下来。

李云鹤干活勤恳，他原本以为在莫高窟的工作是一些体力活——把洞窟里的积沙扫出来，堆到窟崖下面，再用车拉走；这些工作他干起来很勤快，但当时的所长常书鸿打算交给他专业的修复保护工作。

年久失修的莫高窟壁画表面，出现了起甲、空鼓等现象。起甲是壁画上出现了像鱼鳞一样的龟裂，空鼓则是因壁画和墙面之间存在空气，敲起来有咚咚的声音，两者都算是“病害”。

外国的专家为此专门来过莫高窟，在现场演示了一种“打针修复法”，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很适合壁画的修复。

李云鹤在旁边观察得很认真，专家走后，他试着用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制成黏接剂，再用针管顺着起甲壁画的边缘沿缝隙滴入、渗透进去，等到壁画表面水分变干，他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确保粘贴得牢固。

当时，国内对莫高窟这样的洞窟进行壁画修复的科学方法，仍是一大片空白——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是李云鹤在往后的数十年里边摸索边改进：针管太粗了，他换成气囊；纱布有纹路，他改成了纺绸，在这样的探索下，李云鹤逐渐成为了著名的壁画修复专家，成为中国文物修复界的泰斗。

樊锦诗在自传里感慨地说，“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就是这样，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边干边摸索”。

出于极端的热爱和使命感、宿命感，樊锦诗沿袭了这样的心性和精神，她也跟着走上了保护莫高窟的道路。

樊锦诗最初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她的老师——中国考古界的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对她寄予了一个希望：完成莫高窟的考古报告。

古代的文物遗迹历经久远，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发掘保护下，它们能延长寿命，但很难阻挡其退化的趋势，莫高窟也不例外。

“即使有一天石窟不在了，人们也可以根据考古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石窟进行精准复原”，这是考古学界人士对莫高窟考古报告设立的祈愿。

在另一部名为《敦煌师父》的纪录片里，记录了敦煌研究院里的师父和徒弟们的故事。其中一集的主角是浙江大学的考古学硕士张小杨，她是考古研究所的新一代年轻人。工作里，她被分配到完成第254窟考古报告的任务。

这个任务难倒了她。考古报告需要对洞窟整体结构和所有壁画细节进行详细记录，254窟是莫高窟开凿时间较早的洞窟之一，壁画存在着烟熏、脱落、破损的问题，很多地方模糊难辨，何况，“一千个形态不同的佛菩萨，就要经过一千次辨识、考证与记录。”壁画烙下了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风格，需要记录者耐心地了解和厘清背后的历史意义。

单是一个洞窟的考古报告的困难程度是如此，整个莫高窟考古状况的难度可想而知。

实际上，还有一个难关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樊锦诗没有真正想明白考古报告应该怎么做，她毕业多年，但仍觉得没学透宿白先生的学问。编写考古报告的过程中，她经常向老师请教、询问，却没有如愿得到老师的认可。

后来，她发现莫高窟的考古不能照搬普通的调查方法，一般的野外调查工作，都用手工测绘的方法，但是莫高窟是一个个曲面的洞窟，壁面与壁面的连接处不平整，造型复杂，而且塑像之间不在同一个方位。也就是说，传统的测量和记录方法很难把莫高窟洞内的情况记录详尽。

经过技术上的探索，樊锦诗改用了三维激光扫描仪，用当时先进的三维技术测绘出精准的数据，终于达到了考古报告所要求的准确度，也得到了宿白老师的认可。

2011年，樊锦诗73岁，在敦煌守候了49年后，她和团队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一共780页。

这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考古报告既是一份科学的档案，也是敦煌人对后世的一份责任感，樊锦诗认为，“要用历史的态度看考古报告，它不仅是给今天读者的，也要流传后世。”

为了能长远地留下敦煌的影像，樊锦诗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想法。那时候，数字化还是很前沿的想法，人们只习惯用照片、档案的形式保存文物形象。

但现实是文物在逐渐退化，拿出一百年前的莫高窟老相片与现在对比，已经发现发生了很大变化，壁画多年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坏”。

20世纪80年代，樊锦诗然到北京出差时接触了电脑，倒腾半天后，她没懂：“关了不就没了吗？”别人跟她说，只要变成数字，就不会变了。樊锦诗受到启发：变成数字就不变了，能放大能缩小，那能不能做我们壁画？从此，“数字敦煌”在樊锦诗的心田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9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开始与国外专家合作，在洞窟架设轨道进行移动拍摄，再进行图片的拼接，探索的道路逐渐走上了正轨，接近20年后，敦煌研究院才做成了高保真的数字档案。

“数字敦煌”的构想，还包括建成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这个像电影院一样的装置同时还平衡了庞大的游客数量带来的影响。

莫高窟的洞窟大多空间狭小，壁画使用的是泥土、麦草和木料等等材料，质地脆弱，日益增加的游客难免会改变的洞窟湿度和温度。

经过推演和研究，游客如果能先到展示中心观看电影，既可以了解莫高窟历史，又能适当减少看洞窟的时间，这样的动线让接纳游客数量能增加到每天6000人次。

2016年，“数字敦煌”上线，这意味着可以将莫高窟人类文明的结晶“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樊锦诗说，这项工程，“是与时间赛跑，有抢救文物的意义。”

“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我花了两年时间想这个事。”樊锦诗四处奔走，为的是“数字敦煌”能让敦煌文化走出去，活起来。如今，她能颇为自豪地说道，“现在据我知道小孩都知道在手掌上可以看敦煌，随意地去点，随意地导览。”

常年与敦煌的大漠相伴，樊锦诗已经习惯了莫高窟偏远的生活，但在这里她远不孤单。因为，她还有一位相互依靠的伴侣——老彭。她形容自己和丈夫彭金章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两人是就读北大时期的同学。毕业分配时，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樊锦诗得知自己要去敦煌颇为犹豫，但那时候她想着，先去一段时间，“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还是能去武汉。”分别的时候，她没想到这个间隔是19年。

面对分离，是莫高窟人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也伴随着最挠人的痛苦情绪。樊锦诗在传记里回忆说：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

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开创的是新的学科事业，由他带头，武大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及第一批教师队伍。

忙碌的夫妻每个月都会通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会经常交流，“但我们说的都不是家庭琐事，主要谈的都是各自的工作。”

在樊锦诗的文字里，老彭是个可靠又细心的丈夫。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敦煌医院的护士帮她往武汉发了加急电报。老彭带上了两个家庭准备的奶粉、衣服等各种东西，担子装得像个“百宝囊”，他把所有的行李从武昌挑到敦煌。路上10天的时间里，担子里的鸡蛋，一个都没有碎。

因为两人没有带孩子的经验，老彭还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里面教会了新手母亲要多长时间给孩子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有这本书的帮助，樊锦诗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1986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老彭决定离开武大，调到敦煌。在敦煌，他的考古事业没有停下来。莫高窟北区的石窟考古，是敦煌研究所成立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彭金章主持了这项工作，他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每一寸土，发掘出了大批珍贵文物。

更为重要的是，他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停不下来。也就在老彭调来敦煌的那段时间，樊锦诗一家真正团聚了，两个小孩虽然在兰州上学，但他们利用出差的时间能经常见面，“这个家就像家了”。

两个相互为考古事业贡献了一生的真挚之人相遇相守，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简单，却又让人动容。可惜的是，2017年老彭生了重病，随后不治离世。这对樊锦诗的人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她依赖老彭极深，并且对丈夫充满了感激，她常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老彭离开后的日子，她一直觉得他还在。有一次别人给她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她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

电影里，樊锦诗和老彭的故事更为真挚，平淡的相守到了荧幕前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樊锦诗的工作一样，她的感情、生活也在敦煌里飘荡、交织，成就了她独一无二的经历。

让人确信的是，大漠的日子里，樊锦诗愈加相信自己是必然要来到莫高窟的人。外界所描述她的这些片段，远远无法构筑理解樊锦诗的全部，《吾爱敦煌》也只是给观众揭示了她人生里的一角。

樊锦诗在莫高窟待的时间越长，越想起她的同行前辈们。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他们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这个单位和他们不一样，是在戈壁沙漠中，大学生、留学生在这里坚守，这不一样。”

但樊锦诗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该做之事，“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电影完毕，这一幕场面久久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每天黄昏，莫高窟的风声中透着的寂寞，也和一千多年前一样。莫高窟一直在等着，那些必然要来到它身边的人。”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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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擎

排版 | 风间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