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20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优秀纪录片评选成果发布，由张伟民执导的纪录片《万里千寻》获得“中国故事优秀纪录长片”。纪录片《万里千寻》的筹备与拍摄历时12年，张伟民辗转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张大千的子女、家人、朋友、弟子以及艺术家和国际上研究张大千的学者共100多人，通过影片解读张大千后半生的传奇故事。
12月10日晚，张伟民带着这部片子与广州观众进行交流分享。在活动开始之前，张伟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花12年还原张大千漂泊海外的后半生
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寻找一些碎片
广州日报：您在金红棉优秀纪录片评选成果发布会上说：“张大千后半生漂泊海外，今天是他回家的日子。”这句话感动了很多人。
张伟民：当时确实是真情流露，张大千先生祖籍为广东番禺，能够在广州拿到这个荣誉，让张大千先生的故事“回家”，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万里千寻》导演、制片人张伟民
广州日报：您跟张大千先生的故事是如何结缘的？
张伟民：这还得从那摞胶片说起。那是2011年的一天，在我教书的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摞尘封已久的16毫米胶片。这些胶片是在1967年拍摄的，地点是美国加州，胶片中的白胡子老人就是当时旅居美国的张大千。这些胶片静静地躺在那里，几乎没人关注影片里的内容。
之前我是画画的，所以我了解他的画。但看到这些影像我挺震惊的，我很好奇张大千离开故土以后去了哪里，他在海外漂泊的后半生是如何度过的，他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让他的艺术进入如此登峰造极的境界？当我把这些历经半个世纪的胶片投到银幕的一刹那，这位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大师竟然在我面前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我觉得我应该去弥补这样一个空白，但没想到我花了12年的时间去做这样一件事。
广州日报：拍摄这部片子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张伟民：关于张大千在海外，尤其是在南美洲的部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记载，这种艰辛可想而知。而张大千又是一个故去的人，我没有办法直接得到任何的答案，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寻找一些碎片，我希望把这些碎片拼起来，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张大千在海外漂泊的历程。
《万里千寻》海报
广州日报：那您从哪个方面开始着手呢？
张伟民：很多人问我，你有剧本吗？有没有一个大纲？我说，这个跟常规纪录片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这个故事的结构、结局完全是开放式的，因为我没有答案。张大千在海外的整个后半生是一个谜，我只能一边拍摄一边寻找。另一方面，很多当年跟张大千在一起的，包括他的子女，他的朋友、弟子，也逐渐地老去或者故去。对我来说，这是挺紧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每发现一个人，发现一点事情，就是赶快去捕捉下来。
这12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随着时间的积累，当我的心灵得到提升，我才能真正得以跟张大千拥有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这12年，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回顾中国的古典文化以及博大精深的哲学理念。张大千对哲学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他的诗文里常常会出现苏东坡、陶渊明、王维。
用艺术的形式连接东西方的文化
广州日报：当这部片子完成，您对张大千先生有了怎样新的认识？
张伟民：他是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的文化使者，他用艺术连接东西方。70年前，在最遥远的南美大陆，当那里的人还不知道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非常自信地带着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理解去那里。
张大千有两方印章，上面刻着“不负古人告后人”“直造古人不到处”，这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在做的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用艺术的形式连接东西方的文化，是比古人走得更远，所以他说“直造古人不到处”。
广州日报：张大千的故事放在今天来看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张伟民：在张大千看来，这个世界应该天人合一，是一个和谐、祥和的家园，在他那个时代，这很超前，他真的就是一个文化的使者。这也让我有了一个使命，希望把他的故事带回来，让中国观众了解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大师，他到底在世界上做了什么，他给我们的世界又留下了什么。
《万里千寻》剧照
广州日报：纪录片节有很多观众是年轻人，他们对片子的反应如何？
张伟民：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放映时，很多年轻人过来告诉我，看完这部片子很感动。对于他们的感动，我也很感动，这是对这部片子最大的褒奖。
这部片子在巴西放映时，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影片放映后，现场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人过来拉着我的手说特别感谢我们拍了这部影片，让他们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东方的艺术大师来到巴西生活。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张大千不再遥远，他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他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思想、有情感的一个人，所以观众才会感同身受，才会有这样的感动，这个是我最想达到的效果。
12月10日晚，张伟民带着《万里千寻》与广州观众交流
讲好中国故事，要“走出去”“请进来”
广州日报：2019年，您曾带着这样一个故事来到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提案大会，如今这部片子又回到这里与观众进行分享。在加强国际合作、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块，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是经验可以分享？
张伟民：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根就在中国。我一直在讲的就是中国故事。我认为，世界要了解中国，必须要“走进来”。这么多年来，我都会带着我的美国学生来到中国做纪录片。当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对中国不了解，又不会说中文，怎么可能拍片子？但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和事情，它跟人的连接更加紧密，作为一个纪录片人，他可以去看，他可以去感受，然后可以用电影的语言来呈现，这就已经足够了。
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十年，去了上海、厦门等地，学生们在拍摄当中对中国的认知也逐渐不再符号化，而是真正走入中国人的生活。这就是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请进来”，这样的故事说起来比较真实，而不是表面上的概念。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黄岸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杨泽彬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泽彬、黄岸 见习记者 陆漪蔚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莫斯其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