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名烈士寻亲


文少卿团队成员在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受访者提供)

一位老人在退休后,便开始寻找战争中牺牲的“三叔”。“三叔”名叫崔海治,1947年1月在汾孝战役中负重伤,在医院救治无果,牺牲时年仅23岁。

侄子崔玉岐带着父亲“一定要把你三叔找到”的遗愿,踏上了漫漫寻亲路。

在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及其团队的帮助下,确认了南村烈士墓编号为M19的遗骸,就是崔海治烈士。

从2015年远赴缅甸密支那为中国远征军烈士寻亲开始,文少卿和团队至今已经采集了10个战争遗址中的1000多具“疑似”烈士遗骸的样本。现有“法医考古”手段,除了能够通过较为完整的面部颅骨恢复烈士的“容貌”外,还能够通过基因组学,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同位素研究等学科交叉研究,进一步还原出烈士生前的种种“经历”,为“无名烈士”提供更多“档案”资料。

最终,为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们,找到他们的“名字”和亲人。


山西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发掘现场(受访者提供)

今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复旦大学校内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展览以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项目为基础,通过发掘过程、DNA寻亲、烈士死因、复原照片、个体生活史等信息复原呈现的方式,对烈士遗骸进行分子考古鉴定及推动英烈DNA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复原、面貌复原等的一系列原创性成果,讲述英烈故事,纪念和传承烈士精神。

“在这个展览上我看到很多的留言,很感人。”复旦大学 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说,在那天晚上我过去看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应该是爷爷),正在给怀抱中的小孩,很认真地在讲着过去的故事。“由长辈向晚辈去描述这场战争中,这些人为什么会挺身而出,现在的和平生活是如何得来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文少卿

帮远征军烈士寻亲,呼吁建立“烈士”“遗属”双DNA数据库

2015年,文少卿在经常合作的西北大学陈靓老师的朋友圈,看到一条帮中国远征军烈士遗骸寻亲的信息。“当时他们找了国内的一些单位在做,但没有做出来。”文少卿回忆,那一年,缅甸密支那中国远征军的墓地上要建设一所小学的厕所,海外华人把消息传入国内,大家积极沟通,想把烈士遗骸收殓回国。由于当地高温潮湿,DNA片段降解比较严重,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我们能够办到,就接了下来。”

他解释说,由于远征军遗骸在当地的高温潮湿的条件下高度降解、高度损伤,应用传统法医学的方法寻找亲人是很难办到的。传统法医学依靠的是STR基因检测技术,但STR遗传标记DNA的片段一般长度都会大于100bp。像缅甸密支那等南方地区,能够提取到的样本长度则是远低于这个片段长度的,所以就很难通过传统的DNA遗传标记手段为远征军遗骸寻亲。

“我们当时就用了全新的方案在做(为远征军遗骸寻亲)这件事,其中也进行了一些科技创新。”文少卿说。

他介绍说,通过现在的算法,在提取到DNA片段,捕获富集一百多万个SNP遗传标记后,能够比较准确地寻找到三级以内的亲属,在五级以内的亲属则是可以试一试。“毕竟在五级之后就已经出了五服了。”

通过DNA鉴定,文少卿发现远征军遗骸大多来自云贵川等中国西南地区,也将检测结果发表在了“科学通报”上,同时呼吁亲属前来寻亲。他说,可能由于发的是英文文章,关注度并不算高,远征军烈士亲属寻亲的DNA样本比较有限。

“寻亲的这个过程,一定是烈士寻找亲人,亲人也同样在寻找烈士的过程。”文少卿说,因此不但要建立疑似烈士遗骸DNA数据库,同样要建立疑似烈士家属的DNA数据库,两者进行实时比对是可行性最高的办法。“单方面的寻找,无论是烈士寻找亲人,还是亲人寻找烈士,都是很困难的。”


文少卿在观察收集到的骸骨

最少半块面部骸骨,就可复原烈士“面容”

“当你所做的遗传位点越多,就越能够满足各种复杂关系的判定。”文少卿举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亲子鉴定”,由于是一级亲人关系,往往需要20多个位点就足够了。传统法医学的位点数量大概在几十个。但是当级数越多,需要的遗传位点数量就要翻番了,而且如果烈士遗骸的样本是高度降解的,很多位点还不一定能够测出,所以就要给出足够的位点数量“空间”,如今最高已经能够达到124万个位点,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或碾压性的变化。

如今根据DNA的数据进行复原,一种是没有任何参照,通过DNA数据直接画像,准确率仅仅能够达到70%;另一种是有参照物进行复原,可以通过对颅骨的扫描,然后在参照物的基础上,根据软组织数据库的数据,将颅骨上的软组织“贴”回去。“然后参考体质人类学的年龄、性别等信息,将DNA推测的色素沉积信息,如肤色、瞳孔颜色、毛发颜色等信息再贴一遍,最终完成个体复原。”文少卿说,“我们的这次烈士研究实践更准确的描述是法医考古。”

对于骸骨进行复原的条件,他表示,针对有参照物复原的情况,基本要求就是要求面颅骨基本上完整,如果仅仅有脑颅骨,则对于复原的意义就不大。此外,如果只有面颅骨的一部分骨头,就需要采用镜像法将另一边的面部也“对称”过去。“至少要有整个面部的一半,这也是最低要求,如果连一半都没有,我们的复原就不会太准确了。”


文少卿在观察收集到的骸骨

为烈士建立“档案”,看到他们的“群体影像”

从2015年至2018年,文少卿团队与多位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收集了8个遗址的500多具烈士遗骸样本,除了远征军的密支那战役,还涉及滇西保卫战、长沙会战、高台战役、淮海战役等。从2019年至今,又收集了两个战争遗址的遗骸样本,一个是河南荥阳的一处遗址,另一个就是今年这次的山西吕梁南村遗址。近9年的时间,一共收集了一千多份“疑似”烈士遗骸样本。“很多时候都是与兄弟单位合作的,在他们完成了发掘工作后,我们再带领团队过去取样,回来做DNA,我们实验室就负责做DNA这部分。”

文少卿说,今年山西吕梁的研究与过往研究不同的是,从墓地发掘到烈士面部复原,到DNA提取后做同位素研究,将DNA寻亲这一单一目标拓展为一个综合研究,实际上可以看到的是多个研究方向在交叉融合,产生的成果也比较丰富。

“做这件事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我希望通过DNA的技术,为烈士寻亲找到亲人,然后锁定他的身份;第二个目的,是我希望能够通过体质人类学和病理学的方法,再加上同位素研究和DNA的研究,几个方法在一起能够还原出烈士生前的生活和经历。”文少卿说,他希望除了能够提供烈士的DNA档案,包括烈士的形象档案外,还能够为烈士们提供一个生活档案,包括他们的个体生活史,曾经患过的疾病、体质特征等。在有了这么多烈士的“档案”之后,就能够看到一个他们的“群体影像”,这是非常重要的。


文少卿团队成员在进行样本提取

“判定”烈士营养状况,同位素分析印证更多经历

“体质人类学可以确定烈士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病理情况等,在了解烈士的基本情况后‘又可以往前走一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推测烈士的死因。”文少卿介绍说,如通过烈士遗骸的牙釉质发育不全、眶上筛孔等特征,可以“告诉”我们,烈士的营养状况不太好,甚至有些贫血。又比如留在颅骨上的一些子弹弹孔,可以通过弹孔的方向,判定子弹穿入的位置,即烈士中弹的位置。而通过烈士伤口愈合的程度,包括一些骨折损伤的愈合程度,判定他的围死亡期。“你可以看到他受伤之后,大概还生存了多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数据。”

他告诉记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遗骸中16到18岁的个体,很多都患有退行性疾病。这种退行性疾病大多出现在中老年人群中,比如在年纪大了之后,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出现关节类的疾病。“但是他们的实际年龄却不到18岁啊。”

“这种情况甚至在古人的骸骨身上都没有看到过。可见当时他们的营养状态不大好,工作强度很大,身体已经出现了未老先衰的情况。”

此外,根据碳氮同位素的研究,通过分析氮值可以发现他们肉类和奶制品的摄入,“他们的氮值太低了,甚至比一些素食者的氮值还要低。”文少卿说,而根据C3、C4类植物的分析,了解到他们的碳值分布是比较广的。“说明他们是吃‘百家饭’的,什么东西能吃就吃什么。”他说,继续研究又会发现碳值中C4是摄入植物的主体,主要就是小米。


收集了部分骸骨实验室

多学科数据交叉验证,能够得到烈士更多“细节”

“牙齿萌出时间不同,所以反映出来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肋骨则反映出最后三年的情况,股骨则反映出的是长久以来的状况。”文少卿说,所以当这些样本的数据放在一起,就可以反映烈士的个体生活史。

他举例,M21号个体是唯一一个在山西吕梁的战争遗址中出现印章的烈士,除了玉质的印章外,还有一个玉制的烟斗,这些都可以看出这位烈士的生活相对比较讲究。然后通过同位素的相关数值研究,就更加能够理解他了。“他在小的时候生活还是不错的,氮值都相对好一些。”通过肋骨反映出的最后三年时的情况,可以看到他可能作为军官,也同样和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最后壮烈牺牲在了战场上。“他小时家境比较优越,最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然后同革命战士们一起同吃同住,最后战死沙场。”文少卿说,数据是不会说谎的,通过这些数据的共同交叉,就可以看到这名烈士的很多经历细节。

据了解,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分析锶同位素来研究古人类的迁移。锶同位素地域分布的差异性是研究古人类迁移的基础。

“我们发现7个个体应该并非是山西当地的,有的来自南方,有的来自东北。”文少卿说,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战士也会随着部队流动,并不是一定是来自某个地方的,这对于烈士寻亲也有一定的导向性。“当然DNA数据也可以推测其地理来源。”

“烈士寻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他们的最终身份。”他说,只有在确认的烈士的最终身份后,才能从“疑似”烈士成为真正的烈士。


山西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发掘现场(受访者提供)

“小人物大英雄”能够引起世界共鸣

作为一名80后的文少卿说,我们这一代所了解到的战争,主要是在课本上的一些“不畏牺牲”“奋勇向前”等浓缩的词汇,这些“浓缩”的词汇也会让战争过于“抽象化”,对于战争的实际感触还是有些距离的。而将这些鲜活的数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实际上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有冲击感,可以通过各种数据了解到生命在战争面前的脆弱。

文少卿回忆,9月底,“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正式开展。他们利用3D打印技术将在山西吕梁发掘的烈士墓地放置在了展厅地中央,直观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展览期间,许多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在3D墓地上献上了菊花,缅怀先烈。

“我当时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我的爷爷去了朝鲜战场,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当战争发生,我还是会和祖辈们一样,再次奔赴战场。我非常感动。”文少卿说,通过科技手段呈现先烈的故事,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理解先烈们的爱国情怀。

此外,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用科技手段产生的数据来讲述这些在战争中挺身而出的“小人物大英雄”,更利于中国故事的传播,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部分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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