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王小豪

发自江苏南京

《批判的限度》（The Limits of Critique）一书出版于2015年，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具有“转向”意义的重要著作。它的主题是对批判进行反思，意在对文学研究领域盛行的“批判”思潮进行“拨乱反正”。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批判是一个为人所熟悉且正面色彩浓厚的概念。人们被批判的锋芒和深度吸引，为公共事件中的批判者体现出的道德勇气喝彩。

但在人人都能方便地表达观点的社交媒体时代，批判有着被泛化和绝对化的迹象，一些党同伐异、偏狭激烈和立场先行的表达以批判的面貌出现，这种混淆对公共讨论并无益处。本书近期于国内出版，相信有助于读者厘清批判的含义、边界和适用范围，更好地参与公共讨论。

为此，南风窗专访本书译者但汉松教授，从对批判的反思开始，谈论到当前中国的公共表达现状。但汉松教授任职于南京大学英文系，专业方向是当代英美文学研究，也活跃于社交媒体。

南风窗：在我们的观念里，批判向来是一个好词，比方说，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意味着一个人拥有独立完整的人格。但是本书作者芮塔·菲尔斯基却在2015年出版了这样一本“炮轰”批判的著作，个中缘由是什么？

但汉松：在学术界，批判成为一种学术上的主流取向，其实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反观19世纪的文学研究，当时批评家的主要工作是对文本进行审美判断，从古典主义趣味出发，臧否作家们作品的段位高低，辨析他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是否良善。文学批评在当时是一项面向大众的工作，是以影响大众的阅读趣味为目标的一种新闻式写作。

但是从二战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理路开始兴起，批判感兴趣的不再是文学（以及宽泛意义上的文本）内部的修辞、技巧或审美趣味，而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文化制品的一部分；文学研究既考察经典的莎士比亚、福楼拜，也关注广告、电影、色情小说的“政治无意识”，揭露潜藏在文本之下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

随着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走向沉寂，欧美社会逐渐从一种左翼的狂欢，走向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当时激进的街头青年和大学知识分子不得不退回到“象牙塔”里，以大学校园为阵地推进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通过揭露文本表层的伪装和在读者中制造的幻觉，学者们似乎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抗争，甚至是强有力的政治表达。这时，批判内在的激进性、不服从性、怀疑性，携带着锐利的左翼锋芒，融入西方高等教育体制，成为一种主流的研究范式。

但是，情况在几十年后发生了变化。在我2006年开始读博的时候，学术界已经弥漫着 “理论之死”“理论之后”的论调，仿佛为宏大的批判理论“送葬”。曾经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随着鲍德里亚、德里达等旗手在新世纪初的离世，致力于拆解和怀疑的批判传统陷入了危机，人们甚至宣称，所谓“后现代主义”在“9·11”之后就已经终结了。

另一方面，文学研究的从业者的确浸淫在批判方法中过久，沉疴深重。当所有人都试图效仿福柯的方式去解构和揭露文本时，批判就仿佛变成了一种自动驾驶，导致了智力上的懒惰。大量同质化的论文和专著被批量生产出来，而鲜有智识上的激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个西方人文学科遭遇了更现实的危机——经费减少、招生人数锐减，而教职招聘更是变得稀缺。一些美国的文科博士毕业出来，找不到本专业的高校教职，甚至沦落到去肯德基、星巴克打工。

作为1990年代“文化战争”的负面影响，曾经光鲜无比的英文系教授们变得日益阳春白雪，批判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小圈子内部的学术生产，批判的声音当然也越来越难在学院之外产生影响。别忘了，以前福柯和乔姆斯基这种人可是被奉为公共知识偶像的，经常上电视清谈辩论的。

这种大环境的凋敝，直接引发了西方人文学科的生存危机。出于这种危机意识，一批以英文系为大本营的学者试图“拨乱反正”，让这个行当恢复活力，菲尔斯基也是其中一员。

这场拨乱反正的主要任务就是厘清“批判”的限度，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法。比如说，之前太注重对意识形态的挖掘，现在不少人就主张回归审美；之前焦点放在了“深层阅读”，那么现在希望做“表层阅读”，不要再去深挖文本，而是重新亲近文本表层，尊重文本的修辞与形式。

南风窗：那么，批判这样的思考方式弊病何在？

但汉松：批判通常不承认自己带有情感和立场，但这其实是一种幻觉。批判其实常常沉浸在所谓“批判情绪”中而不自知。菲尔斯基把这戏称为“探长来访”——批判者就是像福尔摩斯一样，相信自己能通过不可辩驳的逻辑，找出批判对象“证词”里的瑕疵。如果对文本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那么阅读的快感就源自揪出文本里的罪证，仿佛从打开书本、走进电影院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在等待着罪行的败露。这种“批判情绪”主导的批判阅读，很难看到文学作品中人物复杂多元的一面，让我们对文学变得愈发缺乏耐心和宽容。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个侦探通常不会把调查的矛头指向自身。同样，站在先入为主的批判立场上，批评家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道德家”“侦探”“自由斗士”“正义捍卫者”的人格脸谱，他们自己是从不会犯错的，否则批判就不能成立。在菲尔斯基看来，批判这种不容置喙的天然正当性，恰恰是当今批判最大的弊病所在。

南风窗：批判似乎不仅是一种技能，也具有精神和道德的内涵，为什么它具有这样的复杂性？

但汉松：萨义德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曾说过一句名言：“对权力讲述真相。”此时此刻，批判被赋予了浓烈的正义与道德色彩。

怀疑先行的批判，之所以带有道德光环，是因为批判者习惯于把自己放到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认定自己要寻找和表达的真相，必定是被权力所痛恨、是要冒着相当的政治危险才能讲出来的东西。没有哪个批判者最后讲出来的真相，是为了讴歌权力、吹捧资本主义的。

因此，批判者总自诩自己站在草根阶层这一边，他们的批判也因此变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抗争，这给他们带来了某种侠士般的悲情，道德光环的自我加持也就不奇怪了。

南风窗：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批判者被发现私德败坏以后，他的观点的说服力似乎也打了折扣。怎么看待批判和批判者的这种具身性关联？

但汉松：这种情况确实非常复杂。我认为，当然不能把一个操持批判工具批判社会文化的大学者和他本人的私生活做完全的切割，毕竟这本身也是对其理论以及人性的注脚。但是，我坚决反对所谓的“取消文化”，即将批判者的私德问题变成全然否认其著述中批判力量的理由——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是缺乏批判精神的体现。批判者在进行批判时佩戴的人格面具，并不完全等于现实生活中的学者本身，毕竟人的身份总是异质多元的，也是变动不居的、含混复杂的。批判赋予自身的道德绝对主义，就是菲尔斯基最为警惕的，这种道德绝对主义的解毒剂，当然应该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即不再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人的动机与行为。

南风窗：那我们可以说，批判是弱势者的特权吗？

但汉松：不，批判只是那些自诩为代表了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的特权。区分这一点很重要。西方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操持着熟练的批判话语，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对“Black Lives Matter”的支持，仿佛这是在进行天然正义的抗争。但其实他们所写的那些晦涩文字，草根阶层或边缘群体很可能根本理解不了，而教授们栖居于大学这个象牙塔里，有终身教职的保护，他们与自己声称代言的对象并不共处同一种政治处境和社会阶层。所以，这里面存在某种自我的幻觉，一些知识分子以为自己代表了边缘群体，但真实情况是，他们彼此之间是脱节的。

南风窗：如果大学的知识分子难以承担为底层民众代言的任务，那普通人可以操持批判的武器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吗？

但汉松：当普通人表达反对意见或批评立场时，我们可以说他在进行“批评”，但恐怕不能说是在进行“批判”。很多人自以为在从事批判，实际上只是在表达反对的情绪。因为批判本质上是专业内部习得的一种技能，当中掺杂了众多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是生物学的知识方法，需要经过经年累月的系统训练才能掌握。

南风窗：难道批判只能局限在学术行为之中？

但汉松：我认为好的批判是应该用学术语言才能清晰表达的。只不过很多学者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把批判弄得太阳春白雪，在行文里塞满了各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黑话”和“大词”。其实，好的批判是可以做到雅俗共赏的，就像齐泽克和韩秉哲那样。

南风窗：批判的门槛如此之高，但在公共讨论中，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和文章却越来越多了。舆论越来越极化，说理越来越浅薄，和“批判”的流行有关吗？

但汉松：如今的社交平台已经发展为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空间，它的匿名性和不在场性，容易滋生暴戾的言论。此外，社交媒体还存在一个常被忽略的重要维度，即：对“承认的政治”的普遍追求。换言之，如今每个匿名的网友，哪怕粉丝数寥寥无几，都可能因为在某个“大V”的帖子底下的留言，而获得大量转发和点赞。这种瞬间涌入的大量关注或“承认”，会让表达者产生巨大的快感。当所有人都想获得更多的点赞转发、被更多人承认的时候，发言已经不再是为了公共说理，而是为了吸引别人的关注和肯定。于是，吵架、站队、人身攻击、哗众取宠，甚至颠倒黑白，成为了社交媒体的常态，这极大地损坏了公共空间的对话理性。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以“快思考”的方式，不假思索地采取批判的姿态，是存在某种危险的。

因为，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学术活动，学者们为了观点争鸣，可以写论文、专著，详尽地阐述自己，不可能让朱迪思·巴特勒这样的专家学者用几百字的微博篇幅，完整表达自己对一个重大公共议题的想法，而且写得太长、太深的话，也不一定有多少人读。

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交媒体从事批判工作就只能诉诸简化。一些公众号写手或许也有学院训练，知道如何使用一些学术词汇，但在写爆款公众号文章时论证过程往往是不严密的，概念的施用也是随意的。例如现在中文互联网上无处不在的“爹味”这个词，它原本应该服务于某种性别主义的批判，但被滥用到我们的阅读和观影中。批斗“爹味”的爆款网文与其说提供了什么理论价值，不如说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情绪价值。概念的含糊和滥用，会造成大量的交流误解，最终不利于厘清事实，反而干扰了公共空间的理性讨论。

当民间旺盛的批判热情遭遇“承认的政治”，便会勾起人们怀疑一切的欲望。批判，于是降级成为一种简单化的立场站队，甚至成为了一种膝跳反应。自诩为有进步思想的读者只要看到特定的可疑关键词或情境，就会跳起来大声反对或声讨。这种“逢X必反”的思维定式在社交媒体的流行，会造成新的不自由，这是一种很悖谬的现象。

南风窗：前阵子《奥本海默》上映，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塑造的争论，我看你在微博上对当中一些激进观点提出批评。我们能否以此为例，谈谈应该怎么进入一段文本以及运用批判意识？

但汉松：卡尔维诺有个非常惊人的说法，“文学阅读就如同性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把脆弱的自我完全敞开给文本，让它抚摸你、影响你、改变你。菲尔斯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表达上更克制。她说，不要总是在文学阅读时去质问权力和压迫在哪里，而是要首先学会去爱文学，把它当朋友、当爱人。文学理论家至今都没办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总会有那么一个不经意的神奇时刻，我们会被一首歌、一本小说、一部电影击中。卡夫卡说，文学就像一把利斧，劈开我们冰封的内心。这样一种妙不可言的体验，是理论的分析性语言所无法抵达和阐明的。在这样的时刻，文学文本是一种奇迹，在丰富你、影响你、塑造你。

但是，批判者常把文本置于一种单向的审视中，只有批判者批判、揭露文本的份儿，拒绝相信文本对批评家产生影响。事实上，文本是具有能动性的，它可以穿透我们、改变我们。

因此，当我们面对《奥本海默》这样一个复杂的影视文本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慢思考。在对电影作出评价前，首先我们要确保充分理解了诺兰所刻画的这个人物的极端复杂性。这需要我们看很多参考资料，做足功课。只有这样慢思考，才能把自己放置到奥本海默的历史视角，了解在政治和科学的重大交汇处，他的生活、事业和情感状态。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影准备，再采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电影的时候，就不会抓着几个场景片段得出简单粗暴的结论，指责诺兰的“爹味”太浓或奥本海默的男性中心主义做派。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学会在人物认同导致的“忘我”与怀疑人物历史局限的“认知”之间找到平衡点。最后，我们会发现复杂的文本中总是蕴含着无法简约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对其作出确凿的结论。

南风窗：很多人尤其是受过人文学科熏陶的年轻人，在习得了批判的技巧之后，好像看透了一切，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无力感甚至催生出了躺平这样保守的行动策略。批判如果不能指向一种有为的行动，它的意义在哪里？

但汉松：必须承认，很多的批判理论，诸如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所搭建的话语体系过于复杂精细，以至于非但不能激发确定的社会行动，反而容易让自己陶醉在话语的操练之中，最终对社会现实毫无影响，到头来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

很多学者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理论界最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恢复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和公共性，认为批评家也要进行在地化的社会实践。但是，批判过于接近行动也会产生问题。例如，最近饱受争议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它和一般基于种族的身份政治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与现实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将美国种族问题定义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对美国反种族主义的街头暴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分化。

事实上，1968年巴黎学生走上街头革命时，阿多诺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他拒绝支持学生对校园的占领。一些学生们就跑去质问他，大意是：你天天在办公室写作批判资本主义，为什么此时不跟着我们一起干革命？甚至还有女学生去他的课堂闹事，当着他的面把乳房露出来，羞辱这位大教授。

批判与行动的关系，也许可以用菲尔斯基最推崇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的概念来解释：社会是由诸多节点构成的网络，知识分子只是其中的部分节点，他们的任务在于通过复杂的学术表达，完成思想上的启蒙或阐发，但社会变革不会因为一本书或一个讲座而发生，而是这个网络中所有节点合力互动的结果。毕竟，就像约翰·吉洛里所说的，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成为萨义德，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学术与公共空间。我相信，如果批判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复杂现实的认知和理解，就已经足够体现出它的价值了。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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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董可馨

新媒体编辑｜阿树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