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幢幢相依的洋房，来到恤孤院路12号柏园，清水红砖的外墙、历经岁月的花阶砖……宛如回到了旧时的东山。这里被确证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创办旧址。10月22日是“史语所”成立九十五周年、旧址修缮一周年。10月21日，由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和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南国萌芽北国开花——简论广州时期‘史语所’和国立中山大学对敦煌研究的贡献”学术研讨活动在省民主大楼无党派界别联络工作室顺利举行。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以无党派人士、学者身份参加此次无党派界别人士活动。研讨会上，许瑞生详细说明了“史语所”成立的历史及其与“敦煌学”的渊源。同时，许瑞生也对“敦煌学”的历史、研究现状、意义等话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

近代最重要的学术高地之一

1928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大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即中大“语史所”。10月22日，“史语所”正式迁入柏园，后以此为正式建所日。“史语所”是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学术高地之一，中国现代人文学脉由此发轫。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容肇祖、商承祚、罗庸、董作宾、李济等，众多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在这座小楼里进进出出。1928年5月，傅斯年在“史语所”筹备期间发表了立所纲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规划本所为八组，包括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学、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物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旨趣》更留下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响亮口号。

 从3月到10月底的这段筹备时间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等内部材料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新的学术项目也纷纷上马：辛树帜等人到广西瑶山展开考察，董作宾去了安阳调查殷墟，黄仲琴赴泉州调查古物古迹……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若干文献勘订计划、方言研究方向和考古计划，生发出不少弥足珍贵的学术成果。

当中影响最大、公众知晓度最高的，当属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试掘。这是安阳殷墟发掘之始，也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之后“史语所”陆续在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搜集到的大量新材料佐证了《史记》等史书的记载。

 研究者言，“史语所”当年之所以在广州诞生，不仅因为广州有联系海外的便利地缘，更因为这座城市有创新、包容、开放的基因，以及由此奠定的社会人文氛围。“史语所”是敦煌材料整理的发起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柏园建筑主体已完成修缮，大门与围墙正在修缮当中。柏园建筑大体保持了旧时风貌。建筑南面中部为拱券门廊，外墙为清水红砖墙砌筑，西式栏杆、拱券等特色构件和工艺保存较好。在建筑内部，1928年的原装地砖被复原，充满了历史痕迹和艺术的气息。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告诉记者，“史语所”成立之初设立敦煌材料组，聘请陈垣为组长。陈垣在主持京师图书馆期间已和同仁对馆藏敦煌文书进行了分类编目，后来将其进一步完善，出版为《敦煌劫余录》，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馆藏的敦煌文书分类目录。

“陈寅恪为此书作序，并在序言中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曹劲说，陈寅恪在序中称敦煌学将成为世界学术新潮流，面对大量敦煌遗书流散海外，及欧洲成为东方学研究重地的现状，陈寅恪亦鼓励中国学人不必气馁，应放大眼光，以新材料与新问题相结合的方式来努力探索这中华学术宝库。

语言学家、文学家刘复利用留学机会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写了民间文学、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字方面的敦煌文书材料104种，编成《敦煌掇琐》一书。“史语所”将其出版，由蔡元培作序，此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国人进行敦煌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因为有很多生僻字，铅字没有，这本书是木刻印刷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讲解人员补充道。

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认为，“史语所”是中国首个人文科学官方研究机构，在此诞生了敦煌研究的设想。其在《南国萌芽北国开花——简论广州时期‘史语所’和国立中山大学对敦煌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指出：“‘史语所’在广州创立，敦煌材料组的计划初步形成，中国最熟悉敦煌材料的陈垣、刘复和陈寅恪与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位筹备委员‘云集’广州，互通书信，开始走到一起谋划敦煌材料研究计划，形成‘敦煌材料组’架构，敦煌研究首次有国家级的研究学术机构，开始着手《敦煌劫余录》等书籍编撰。”

该文亦指出，广州时期的“史语所”在敦煌组的建立、研究员的聘用、海外敦煌材料的收集等具体工作上取得进展，1928年冬至1929年初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开始启动中国学术历史上首次敦煌材料系统收集整理的前期工作。

“柏园的修复与活化利用也唤起了它与广州近现代历史的深层关联与记忆。”省政协委员谭练说，“史语所”对于敦煌材料的研究贡献了不少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深化了人们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理解。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丁雄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张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