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利用AI技术，在网络上寻找“树洞”，挽救那些有自残或轻生倾向的人。原来，2018年3月，时任武汉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的黄智生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树洞”的报道：一些抑郁症患者轻生去世后，他们的社交媒体成为其他网友倾诉心声的“树洞”。 研究了30多年人工智能的黄智生想通过AI技术抓取并分析“树洞”中的信息，他创立了公益组织“树洞行动救援团”，使用AI技术分析各大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寻找那些有轻生倾向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挽救他们的生命。

5年来，黄智生和“树洞行动救援团”共阻止了6000多次轻生行为，至少挽救了3000多人的生命。每一场救援背后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个神秘的“生命守护团队”。

“树洞计划”发起人黄智生教授

和时间赛跑

挽救“树洞宝宝”

黄智生自1985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如今是深兰科学院医学知识图谱首席科学家和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他的判断体系将自杀风险分为0~10级，5级以上都会被纳入监测范围，如果到了9级以上，救援团的志愿者会就会对目标对象进行干预，或者联系其亲朋以及警察。

那些有自残或轻生倾向的人，被救援团成员称为“树洞宝宝”。社交媒体上的留言很多，要从中寻找相关信息如同大海捞针。而经过几十次迭代的树洞AI，已经能够自动报告检测到的有自杀倾向的人，准确率达到80%以上。

不过，救援团的第一次救援却不顺利。2018年3月，志愿者救助的是一位辍学并有自杀倾向的女孩，为了安抚她，志愿者们每天和她谈心，就当所有人以为女生已经情绪平复时，她突然在社交媒体留下“拜拜”两字，离开了这个世界。因缺乏经验，那次救援只延续了女孩47天的生命，黄智生对此十分痛惜。

在那之后，黄智生总结出几条经验：一是患者需要长期陪伴，不能指望一次救援就一劳永逸；二是要学会倾听，真正发掘患者内心的痛苦；三是要及时让患者接受专业的治疗。

随着救援团队越来越大，如今“树洞行动救援团”共有900多名志愿者，其中有300多人是国内精神科或心理领域的专家，以及受过培训的心理咨询师等，其他志愿者则来自各行各业，如大学教授、大学生、警察、医生等，有一部分甚至是曾经的“树洞宝宝”。

黄智生说，树洞救援团每个月都会获取2~3次“相约”轻生的信息，每次干预都是和时间在赛跑。直到现在，树洞AI每天依然能侦测到约50名“树洞宝宝”。一旦发现了紧急线索，志愿者们就会潜入各个社交群中获取更多信息，阻止这样的行动。

潜入“轻生群”

阻止失意者走向极端

挽救“树洞宝宝”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每一名志愿者在加入救援团后都要接受为期3个月的培训，先学习近150页的《网络自杀救援指南》，这是黄智生根据5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的；随后，志愿者要进行为期一年的“见习期”，在挽救“树洞宝宝”的过程中成长。

今年5月，树洞救援上海、武汉中心相继成立，从线上走到线下，帮助更多迷途中的人们重新看见希望。从今年初至今，志愿者刘嘉（化名）至少参与了30起轻生事件干预。“我们平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潜入各种‘轻生群’，阻止他们轻生。”

刘嘉说，潜入“轻生群”是一件高风险的事。发起这种社群的群主往往会对每一名入群人进行身份核实，在群中他要假装表现出对生活丧失信心、万念俱灰的样子，否则很快就会被踢出群。

在群里刘嘉发现，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在面对情感问题、经济问题，工作问题时很迷茫无助，其中不少还患有抑郁症。而在这种群里，他们好像找到了共鸣，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是在这个失意者聚集的地方，没有人能找到解决办法，于是厌世情绪被放大，轻生成了群里唯一的话题。”

刘嘉说，年轻人出现轻生、自残的情况，大多和爱情经历、父母矛盾有关，而到了中年，离婚、经济压力、工作挫折等也有可能成为一些人选择轻生、自残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他要做的是把这些行为中断，并针对单个轻生者进行干预，逐步打消其轻生的念头。

“树洞行动救援团”成员在进行业务培训

练就“火眼金睛”

曾3小时救下轻生女孩

对救援团成员来说，一次干预的时间可长可短，如果信息调度及时，可能十多分钟就能完成，如果被干预者留下的线索较少，则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但平均完成一个干预案例也要1~2小时。这需要救援者既能把握好干预的标准，也能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做出应对。

对刘嘉来说，经常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要不要报警”。因为报警就意味着警方要出警，因此救援团成员必须根据团队所积累的经验，对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提高报警的准确率。而根据救援团的干预标准和机制，要求值班人员在发现线索后10分钟内完成分析研判和报警。这就要求值班人员在短时间内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以做出判断。经过几年的磨砺，刘嘉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于网上留言要轻生者的某些行为，他要判断其是真的轻生还是开玩笑、威胁性的。

今年8月的一天深夜，刘嘉值班时发现有网友在网上的“树洞”中留言，说准备在自己生日这天要“到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树洞AI在进行网络巡视时进行了报警，侦测到这名“树洞宝宝”轻生风险已经达到10级，情况比较紧急：这名女孩上传了一张手腕带血的照片，还上传了一张医院的诊断单，诊断报告显示她有重度抑郁症。虽然病例上的姓名被遮住了，但却能看到医院的名字。

当时已是深夜11时。根据刘嘉的经验，轻生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带有轻生倾向的信息，实则是一种“求救信号”，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刘嘉第一时间将这一线索反馈到救援团的生命关怀小组，一个救援小组立刻成立了：外联小组负责联系女孩所就诊的医院，反馈了她所面临的风险；救助协调小组预判该女孩的轻生风险很高，于是第一时间向警方通报了相关情况。

凌晨1时，警方根据救援小组提供的信息，很快找到了这名女孩。当警方到达她家中时，她已经准备好了用于轻生的药物；凌晨2时，刘嘉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说女孩救下来了，那一刻他的眼泪都掉下来了。“3个小时救下了轻生女孩，真的是好险啊，如果我们的消息再晚1个小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专业性和高效率有时真的能救命。”警方连夜通知了女孩的父母过来作陪，而救援团在当地的心理专家也在第二天早上赶往女孩家中对她进行心理干预，她的情绪逐渐恢复了平静。直到现在，救援团成员还和这位女孩有联络，她目前生活状况良好。

对症下药干预

消除短期风险及长远隐患

5年来，“树洞行动救援团”已经成功阻止了6000多次轻生行动，至少挽救了3000多条生命。“最终因为救援失败离开的大概有20～30个人，但从比例上讲，干预成功率还是达到了99%。”黄智生说。

对轻生者的短期干预，消除的只是眼前的风险，将其挽救下来不等于彻底安全了，后续仍需对他们进行长期陪伴。对不同的“树洞宝宝”，黄智生通常需要对症下药。“如果轻生者身体有疾病，我们会帮其找医生；如果是心理问题，我们会推荐熟悉的医院、著名的专家给他；还有的是因为欠债而绝望，我们会找到律师，看能不能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如果是因为经济问题，没有收入来源，我们会想办法为其介绍工作。”

每次轻生干预行动，救援团都要成立一个5～6人的救援小组，个案不同，救援所需时间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可能只是一时出现情绪偏执，对其心声加以倾听可能就会放弃轻生念头；而有些人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严重心理疾病，救助过程要复杂得多，短则3个月，长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志愿者前后陪伴两三年。“像一些救援对象我们已经从2018年跟到现在。”

对黄智生来说，每次救援行动虽然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但背后却都是争分夺秒的“赛跑”。“那些轻生者像是踩在悬崖边缘，如果遇到外力猛推一把，对他们来说就是毁灭；但如果有从外界透进的一丝亮光，结局就会不一样。”黄智生说，当一名“树洞宝宝”给外界留下信息时，可能是他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而他们就是要抓住这最后一丝的希望。

“树洞行动救援团”心理专家周子涵

“充满大爱”的工作

期望配备更多线下救援基地

周子涵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将近20年，是树洞救援团的心理专家之一，参与救援次数在黄智生教授的季度评估下多次位列第一，被任命为救援团上海地区的负责人。在周子涵看来，救援工作不仅仅是有爱心和一腔热血就可以做好的，救援者掌握的心理技术也很重要。

前年，周子涵接到一个监控警报，一个母亲在“树洞”里发布了她俯视地面的场景，她带着自己的孩子站在了窗台边上。她带着两个娃，没有稳定收入，经济拮据导致抑郁并有了轻生念头。“你还好吧？”“我在微博上看到你的信息……”周子涵谨慎破冰，她让对方感受到关心，也让对方放下抵触情绪。这时，女方才向她诉说自己的经历：老公在外欠了很多钱，银行寄来大额欠款单据，贷款公司也不断催债，她每年都因交不起孩子的幼儿园费用烦恼。自己只好做微商补贴家用，没想到也没几个顾客。周子涵以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沟通评估她情绪已稳定后，发动志愿者们购买她的商品来支持她，从现实层面给她一些希望，同步进行心理援助。这名女性才逐步情绪稳定下来，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她告诉记者，将轻生者救下来并不代表救助行动救结束了，后续仍需要大量跟踪随访工作。“这是一份充满大爱的公益行动。”

黄智生也坦言，救援团面临人手不够的挑战。“树洞AI有时一天能捕捉近两百人，但每个救援小组最少需五名成员，一天就要千余人，团队能帮助的人甚至不到十分之一。”

有时，“树洞宝宝”眼下的危机解除了，但要从根源上解决他们的问题，还需要社会资源介入。比如有的被救援者因为身体出现疾病无钱医治，有的可能因为出现情感纠纷一直不能自拔，有的则因为遭遇亲情危机，这些都需要链接不同的资源。

但“树洞行动救援团”是一个纯公益组织，资金短缺问题比较突出，救援活动完全依靠志愿者的热情投入，在高密度的负面信息包围和高强度工作下，也有志愿者感到心力交瘁而陆续离开团队。因此，黄智生希望在构建完善的心理服务网络之外，吸纳社工、法律、金融、企业界等多种专业力量共同参与。目前，上海、武汉等地已经有了线下救援基地，被救出来的人会到救助基地进行后续的心理治疗和干预。黄智生希望将来更多城市也能配备这样的救援基地。

虽然很累也很忙，但黄智生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还有什么比救人一命更重要的呢？”他说。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实习生：祝明月

图/受访者提供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实习生：祝明月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