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采访。张晓晶从理论角度深刻阐述了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天然联系，并以德国、美国及北欧部分国家为例，介绍了特定时期内的金融模式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结合国内实际，就完善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张晓晶仍为当前必须避免经济“脱实向虚”，金融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民营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发挥金融市场在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
张晓晶还认为，房地产依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当前，中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推进阶段，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较低，二者间差距恰恰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也意味着房地产仍有较强的需求面支撑。
张晓晶
他国经验：
技术变革与金融支持密不可分
广州日报：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金融是如何促进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哪些值得我国借鉴？
张晓晶：对金融而言，风险定价及风险配置是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对科技创新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跨越“死亡之谷”。正是“风险”因素使得金融与科技创新产生了天然的联系。
从历史上看，金融渗透到技术变革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历次工业革命与金融支撑是分不开的，出现所谓“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的现象。从国别实践来看，也形成了一些适合本国国情和特点的“最佳实践”。
一是德国的全能银行与“耐心资本”。德国长期实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模式。银行既是“全能银行”，又是“管家银行”，扮演着长期融资提供者、流动性保险提供者和金融救助积极主导者等三种角色。由此一方面，德国的金融市场较为有效地支撑了其在历史时期的技术追赶以及二战以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银行“雨天少收伞”的做法也使得德国的银企关系相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协调、共济。
二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与风险资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创业投资行业高速发展，风险资本崛起，催生出了所谓的“新经济”繁荣。风险资本本质上是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渠道获取外部资金，利用了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优势，同时由于风险资本家分阶段注资的方式（以及包括运营辅导、战略指引在内的各种非金融支持）会给企业一个可置信的威胁，从而对企业产生更为有效的监督和引导，因此也具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部分优点。
三是北欧的社会保险与包容性创新。在支持创新方面，相比美国的货币（专利）激励模式，北欧国家的包容性创新模式为国内创业者提供了更好的创业环境，特别是强调合作互助、机会均等，更加注重社会保障投入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因此更有利于降低社会创新的准入门槛、促进创新活动的扩散。更加注重普惠性、包容性和突出集体性风险共担成为北欧模式的重要特征。
本国建议：
加大对民营实体经济的融资供给
广州日报：现阶段，金融应如何促进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
张晓晶：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承担风险以及风险识别能力上有待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避免经济脱实向虚，促进“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管好货币“总闸门”，防止宏观杠杆率持续快速攀升。以降低金融相关成本为抓手，支持实体经济、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一方面要正确对待资本的快速涌入，甚至容忍一定程度的泡沫，积极引导资本流向回报周期较长的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利用金融杠杆推动实体经济“脱胎换骨”；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也驱动着金融技术的迭代和金融组织的演进，为应对新一轮金融革命所带来的“时代之题”，需要加快完善监管和治理，减少创造性毁灭过程中伴生的不良影响。
二是发挥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天然优势”，改变对民营实体经济的融资供给相对不足的局面。
三是“耐心资本”与“风险资本”齐头并进。一方面，需要商业银行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发展“耐心资本”，扩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等；放宽银行对股权投资的限制，支持商业银行具有投资功能的子公司、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出资创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为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支持资产管理产品依法投资包括未上市科技企业股权及其受（收）益权在内的权益类资产，实现资管产品期限与其所投资资产期限相匹配、与科技企业成长周期相匹配。另一方面，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全面实行注册制，健全退出机制，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切实发挥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在支持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是遵循金融规律，更好支持科技创新。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金融，或者金融处在一个完全附属的地位。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计划经济时代金融只是作为出纳的角色解放出来，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储蓄-投资转化以及经济赶超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科技创新面临一系列风险，这个时候，更是要发挥金融体系在应对风险特别是优化风险配置中的关键作用。因此，要进一步推进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发挥金融市场在风险定价与风险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
城镇化还在快速发展
房地产仍有较强需求面支撑
广州日报：你一直比较关注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我国房地产应注意哪些问题？
张晓晶：首先，房地产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一方面，鉴于房地产的重要性，应给予其合理定位。当前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接近40%，房地产业相关收入占地方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城镇居民资产的60%。房地产业链条长、涉及面广，事关经济增长、地方财力、金融稳定和民生福祉。另一方面，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化仍处于较快推进阶段。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但户籍人口城镇化还较低，二者的差距恰恰是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这也意味着房地产业发展仍有较强的需求面支撑，比如新市民、青年人的刚性住房需求以及其他居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其次，房价暴跌可能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扩大（即财富基尼系数上升）。其根本原因于，只有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房产财富才是最主要的财富构成；而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房产财富占比则要低得多。
第三，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特别是在经济较快增长、城镇化较快推进阶段，房产财富在社会财富中的占比是逐步提高的。通过历史数据我们发现，自18世纪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房地产财富规模一直处在上升阶段（除一战、大萧条、二战期间有缩水之外），二战以后的规模扩张尤为明显。目前，就房产财富占整个社会财富的比重而言，除美国略低之外，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的占比都超过了50%，法国甚至超过了60%。麦肯锡研究报告也显示：2020年，包括土地在内的住宅房地产价值几乎占到全球净财富的50%；而包括企业和政府大楼以及与之相关土地在内的价值又占到额外的20%。也就是说，全球净财富中，房地产财富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鼓吹房地产财富规模会永增不减或者房地产财富占全社会财富比重会越来越高，而是强调要从长时段来判断房地产财富的变化，至少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房地产财富占社会财富比重还是会有所上升。毕竟，中国的城镇化仍在较快推进，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支持居民合理拥有房产，也是在分享中国的增长红利。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武威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受访者提供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肖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