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千里江山图》一出版即有争相阅读之景象，看过的人大多惊讶，“谍战、悬疑、英雄主义，怎么也没想到这些词有一天会用来形容孙甘露的作品”。这种变化，就像抽象深邃的普鲁斯特突然有天觉得，像大仲马那样单纯讲一个精彩的故事，也挺好。

2021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出版介绍中，《千里江山图》“画风突变”。所有人都有点蒙：一个关乎青绿山水、十里春风的故事，怎么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革命图景？这一次，“千里江山图”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撤离的行动计划。主角陈千里如同侦探，穿引长卷全景，又见证图穷匕见；行动小组的成员，充当长卷里一帧一幕，以传递式的牺牲换来真相的拼图。他们在漆黑深夜逆流而上，在焦灼乱世大步行走，在至暗时刻，以肉身直面生与死的钢刃。

为了还原1933年那一个多月的历史图景，孙甘露排出了一张时间表，“阴历的、阳历的，以及在这前一两年上海是不是发过大水，包括当时的报纸广告”。小说中的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是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都是他结合历史和现实设计的。那些地名集合起来，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鲁迅、冯雪峰、陈赓去过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孙中山到过的扆虹园，挂着玛琳·黛德丽大头像的大光明大戏院，萧伯纳下榻过的华懋饭店……在这实打实的地图上，主人公们虚虚实实地出场，请读者享受猜谜的乐趣 ：女作家凌汶身上有丁玲的影子吗？转移“浩瀚同志”是“千里江山图”计划的重要一环，他到底是谁?

这是孙甘露的草蛇灰线，伏笔千里。他讲起小说里的一个细节，陈千里在卡尔登大戏院等待接头，“我查过当时《申报》的广告，说意大利的一个歌剧团在这里上演歌剧，但是剧目被我换成了《图兰朵》。”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奔跑着多少个陈千里，他们要守护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守护百姓饭桌上的咸菜、什锦菜、狮子头，要跑在特务前面为这个世界遮风挡雨。孙甘露塑造了一个别样的上海，没有旗袍、酒吧、咖啡厅的摩登，没有纠结、煽情、撕扯的市井，那是一个明亮、澄澈的空间，革命、理想、信仰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血肉交融，彼此辉映。

小说最后，陈千里目送着自己的弟弟和战友们走向敌人。不用再多说什么，历史自会补足其中热泪。就像他们那一封用肉身写下的上海情书 ：“三四月间，桃花开时，上报恩塔，替我再看看龙华，看看上海。还有报恩塔东面的那片桃园，看看那些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末，昔日的先锋顽童开始抖落技术的衣冠。苏童、余华的作品被改编为电影走俏文坛，获得可观的市场效益；格非转入学院后写作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在2015年摘得茅盾文学奖桂冠。先锋试验田里似乎只有孙甘露流连忘返，固执地保持着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与争分夺秒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

在某种程度上，孙甘露还过着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生活，从而使这趟“上海流水”没有并入当代都市生活的现实洪流。然而，这毕竟只是他一个人的上海。时代正在改变主题，大众文化兴起，消费主义弥漫，“坦率地，负责地，而且是毫不矫揉造作地说，这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世界。”孙甘露说。他期待在上海发现某些永恒的东西，希望它是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城市”。

《千里江山图》的故事或许就在此时来到他的笔底。如同毛尖所说，先锋时代的孙甘露，小说中的主人公是翩翩少年，背对观众，拒绝历史。世纪转换，这个男人转过身来，他叫陈千里，“不仅有真名实姓，有确凿身世，有组织关系，有兄弟女友，还有了一个世纪的履历。这个男人，干的每一件事情都及物，都掷地有声，都进入历史。”

孙甘露的语言是玲珑的、别致的，充满了梦的呢喃，不论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它们都有动人心魄的美感，且听——

“与此同时，在远方山脉的另一侧，一些面容枯淡的人预言：一切静止的东西终将行走。于是，树开始生长。平原梦想它们褪去了干草和瓦砾的遮掩，向临近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开始吟唱追忆的歌曲。”

“我行走着，犹如我的想象行走着。我前方的街道以一种透视的方式向深处延伸。我开始进入一部打开的书，它的扉页上标明了几处必读的段落和可以略去的部分。它们街灯般地闪亮在昏暗的视野里，不指示方向，但大致勾画了前景。它的迷人之处为众多的建筑以掩饰的方式所加强，一如神话为森林以迷宫似的路径传向年代久远的未来。它的每一页都是一种新建筑。”

孙甘露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先锋派作家之一，也是始终坚持多元化创作试验的作家之一。他始终守望在文学的第一现场，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和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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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吴波

通讯员：陆文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谢育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