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姚远
龚琳娜的一段话,戳中观众的泪点。她说:自己从来不敢穿粉色的衣服,因为自己“不是个漂亮女孩”。
在《乘风2023》第一次公演之后,龚琳娜告诉自己的搭档美依礼芽,她从小就觉得,粉色不属于自己,因为所有人都说她不漂亮。她索性成为红色,浓烈的红。这是一种强大的颜色。脆弱的童年往事已经被遗忘了,突然又想了起来。这个四十七岁的女性泪流满面。
龚琳娜在节目谈自己经历
龚琳娜,是以《忐忑》走红的。2010年的舞台上,眼皮上抹着大红色的龚琳娜忘我地唱着,随着旋律起伏,做出各种夸张的表情。
她说,这是一首艺术歌曲,是一首练声曲,但这首歌走红之后,仍被大众称为“神曲”,很多人没有感受到歌曲其中的艺术意味。
龚琳娜表演《忐忑》
大众印象中的龚琳娜,形象如此鲜明。她是新艺术音乐歌唱家,青年歌手大奖赛(下文简称“大奖赛)民族唱法银奖,“国家队唱将”。
而就是这样的她,在一个全国瞩目的舞台上,只是为了穿一件粉红色衣服,便泪流满面。
龚琳娜
龚琳娜四十七岁了,她花了一些力气去填上心里的窟窿,也曾经花了一些时间去寻找面对自己的勇气。只是,从小被外界评价、被比较、被忽略所造就的自卑心,像一根鱼刺,仍然扎在心里,时而会隐隐作痛。
龚琳娜,正在勇敢地把它拔出来。
以下是龚琳娜的讲述:
小眼睛女孩 《乘风2023》的节目邀请,起初我是抗拒的。 我说:“别人是大明星,是电影演员、电视演员,我的腿又短又粗,比不上其他姐姐好看。”但说出这句话时,我忽然意识到,我今年四十七岁了,居然还是会本能地去回避自己“长得不好看”这件事。 其实,平时的我是不会容貌自卑的。我有很好的嗓子,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很自信。以前在国外演出,一套黑衣服、一支口红、一双平底鞋,简单梳梳短发,我相信自己的舞台是美的。 在国外演出的龚琳娜(左二) 但这一次,要被放进美女云集的环境里,那种感觉又忽然回来,我又担心:自己会不会很难堪?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没有姣好的容貌。还在少年宫学唱歌的年纪,眼睛大的女孩总是会被老师先挑出来,有更好的演出机会,独唱、二重唱节目,总会先安排给她们。 大家都喜欢她们,一双大眼睛,真的好漂亮。而我站在一旁,不需要别人讲,我自己明白,我和她们不一样,我不是个漂亮女孩。 从小,家里人就爱说我长得不如弟弟好看。我弟弟有一张英俊的脸,高高的鼻子,大家说他长得像郭富城。我是个胖女孩,眼睛小小的、鼻子胖胖的,轮廓也不清晰。 1982年, 7岁的龚琳娜在《花溪之夏》比赛演唱 家里人有时会说:“要是你和你弟弟的模样能换一下就好了。” 其实我早就忘记她说过这么一句话了。只是来了《乘风2023》节目后,在这个美貌特别凸显的节目里,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家里人的这句话。 回忆起来时,我发现自己在流泪。 这种容貌上的自卑,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它始终在,只是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关注它。它伴随着我长大。从少年宫,走进音乐学院,再到民族乐团。 1983年,龚琳娜在中国上海民族杯小歌手邀请赛获一等奖 容貌上的平凡,意味着我必须加倍努力:如果你长得不漂亮,唱得又不好,你就真的没有机会站上舞台了。 二十几岁,还在民族乐团工作那会儿,我会模仿电视晚会歌手的造型去打扮自己。我个子不高,所以一年到头都穿着细长的高跟鞋,花很多钱去定制演出服装、请化妆师,而这些钱都得歌手自己出,加在一起要花去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六七十。 那时,如果没有化好妆,我就焦虑、觉得缺乏安全感。 2000年,龚琳娜参加青歌赛 我花了大把的金钱和精力在造型上,而且永不满足,很少为此发自内心地赞美自己。晚会上歌手们的美貌,各式各样的漂亮,而我怎么努力也比不上别人,总有人比我打扮得更漂亮。 我怕变老、怕变胖,怕表情不好看、怕裙子不漂亮,尽管站在台上,心思却飘啊飘。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如果演出的心思全在自己的外在上,就没法好好唱歌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二十九岁那一年,我决心辞职。 去森林,去唱歌 如果没有高跟鞋,我个子那么矮,别人会不会喜欢我? 如果我没有化妆,素颜朝天,别人会不会愿意听我唱歌? 我总在心里悄悄想这些事情。直到结婚后,我搬去了德国,在欧洲各国的音乐节上唱歌,唱中国歌、唱民歌。我开始试着不化妆、不挑衣服,只涂口红就上台。我想摆脱容貌和造型焦虑,寻找只用歌声打动人的可能性。 我成功了。没有浓妆和华服,就算只有一管口红,我也不再害怕了。 龚琳娜在国外演出 我皮肤晒得黑黑的,身体变得壮壮的。不化妆了,笑容很灿烂,不穿高跟鞋了,走路轻松自由。我爱人对我说:“我太喜欢你的小猪鼻和鱼尾纹了,这才是你的美丽!” 我住在巴伐利亚森林旁的一间木屋,上山下山,看天看云。 秋天,马群早出晚归,都要从窗前经过。那儿空旷极了,没有电视、手提电脑和网络,我完全地从人的圈子里跳脱出来,放下了人的标准、人的利益、人的竞争。 我会用长长的布带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儿子围裹在胸前,然后怀抱着他往山上走,坐在半山腰,看夕阳西下。那天,我爱人出门去了,不知怎么地,我抱着儿子坐在山坡上,哼起《小河淌水》:“一阵清风吹上坡,吹上坡,哥啊,哥啊,哥啊,你可听见阿妹叫阿哥……”我觉得自己的声音随着山地的起伏绕啊绕,绕向远方,我甚至觉得,也许我爱人能听见。 龚琳娜在德国和家人在一起 后来我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起《小河淌水》,它让很多人感动。这首歌之所以有这种能量,和我当时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时光。 我以前在大奖赛获奖,一直在争名夺利的环境里,因为大家认为那条路对,我就一直顺着那条路走。 直到我去了森林,完全地与世隔绝,我明白了——唱歌不是一个活儿、一个工作,它是一种美妙的能量,可以激活所有的生命。 在异国他乡生活,还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需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甚至无需语言的沟通。我一句德语也不会说,但是我发自真心地去爱我的婆婆、我的邻居和朋友,请他们喝茶,请他们吃我做的中国菜。我觉得他们知道我爱他们。 龚琳娜在德国 语言从来不是沟通障碍。你看《乘风2023》节目里,我和小美(美依礼芽,下同)沟通,我英语不咋地,她英语也不咋地,但是我们整天在一起,没有障碍。我们懂得彼此。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地关心对方。 与人交往的核心,是爱在传递。《花海》这一组演出,我提出来希望小美当乘风创始人。因为她远道而来,我希望她有机会被更多的中国观众看见。她特别有才华,《花海》舞台的基本走位都是她来编排的,她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这个舞台对于她,比对我而言更重要。 拔出那根刺 我以前是个容易自卑的女孩,不仅关于容貌。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老师们评价我是山歌嗓——野的、没经过训练的大白嗓,就像一杯山泉水。 老师们的评价或许是无意的,或许也觉得我好,但在我听来就会觉得自卑。 音乐学院有一套自己的审美标准,我的山歌嗓在其中,不属于“禀赋优异”的那一种。就像舞蹈学院喜欢手长脚长的,音乐学院就喜欢个高声大的,更宽阔厚实的嗓音。 舞台上的龚琳娜 曾经有段时间,我会去迎合那套标准,去努力把音域练得更宽广。但声带的宽厚是天生的,我怎么努力,也不会拥有宽嗓子。 与自己的声音和解,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在音乐学院之外、更大众的舞台上,腾格尔的嗓子是哑的,张学友的音色也不完美,为什么他们那么受欢迎?我才发现,学校里的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人们听一首歌,听的不是声音,不是嗓音条件和声乐技巧,人们听的是盛放在歌曲里的情感和能量。声音,只是桥梁。 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是个天资非常一般的学生,但后来,当我不再炫耀声音,不再刻意向别人制定的标准去靠拢,所有人都说我嗓音条件好。 只是,容貌自卑还是我心里的一根刺。而我来参加《乘风2023》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直面它,与儿时因为没有大眼睛而自卑的自己和解。 龚琳娜在《乘风2023》初舞台表演《爱如火》 现在,我每天穿漂亮衣服,拍各种杂志大片,向其他姐姐学习美丽的秘诀。我以前从来没擦过指甲油,因为觉得自己的手特别胖,不适合搞这些。但前些天我第一次做了美甲,拍了照,还发在了微博上。我从小不穿粉红色的衣服,因为觉得那不是属于我的颜色,但唱《花海》,我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裙子,站在舞台上。我觉得自己很勇敢。 有一刻,我觉得我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其实每一位女性,哪怕再美丽、再富有、再成功、再优秀,每个人都可能有一根扎在心里的刺。这个节目里,我羡慕其他姐姐的同时,别人也在羡慕我。 我一直因为个子矮自卑,但赵丽娜姐姐那么高,她也有自己的焦虑。我一直羡慕美女,秋瓷炫姐姐那么美,但她说自己不会唱歌跳舞,来这儿也很紧张。原来大家都一样,需要自己去把那根刺拔出来。 我不是要向人们证明“龚琳娜很美丽”,不是。我只是想证明我不再害怕,我可以去面对。而且,我也有自己独特的美。 编辑 | 何焰 新媒体编辑|吴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