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广州考古创造了多个首次:首次发现洞穴遗址,首次清理石器加工场所,首次在广州城西北郊发现南越国时期建筑遗存,首次发现大量人为加工的晚唐五代贝壳堆积,首次在海珠区地层堆积内发现夏商之际至商时期陶片……”
这是南汉二陵博物馆日前揭幕的“寻迹羊城——2022年广州考古新发现”展前言中的几句话。展览主办方、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广州完成404宗考古项目,1.6亿平方米调查,241万平方米勘探,12964平方米发掘,清理各类遗迹2255处,发现各时期墓葬201座,出土各类文物1625件/套,“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挖掘记忆”。

作为“寻迹羊城”系列展的第三回展,展览基于2022年广州20宗考古发掘项目的新发现、新成果,首次公开展出从化狮象、黄埔竹园岭、南沙合成等先秦遗址以及市第一人民医院、荔湾鹤洞、广州动物园、增城沙滘村等历史时期遗址和墓葬的出土文物283件/套,分居住、劳作、埋葬三部分。除了展现广州过去一年的考古新发现,更注重强化考古发现与当下生活的关系,呈现广州先民的生活起居、劳作营生、宗教活动和生死观念。





灰坑柱洞间的生活琐事
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温暖明亮的屋子,自古而今都是人们的美好追求。在展览的“居住”部分,我们能看到广州先民如何从“穴居”到住进敞轩华屋,一步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舒适、舒展、舒心的。
2022年,考古工作者在从化狮象、南沙合成、黄埔竹园岭、增城老虎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广州科学馆等遗址发现房址9处、柱洞2000多个。其中,竹园岭遗址发现的柱洞数量最多,有些分布较为规律,可能为房址,但周边并未发现很厚的文化堆积,说明此地很可能是古人的临时居所。
而在从化狮象岩四处洞穴的考古调查,则展现出先民们在穴居时代的生活样貌,“低矮的山岗,充足的水源,宽敞、冬暖夏凉或南北通透且有孔洞采光的洞穴,为古代先民在此居住生活、生产劳作提供了天然的优质条件”。这处位于流溪河上游吕田盆地西部,地处粤北山地与珠三角平原过渡地带,由石灰岩洞穴和台地构成的遗址,时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的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在当中可以看出粤北石峡文化、粤东虎头埔文化的文化因素,说明四五千年前岭南地区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程度,可能远超我们今天的想象。


市第一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是2022年广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发现并清理西汉至明清时期遗迹184处,出土陶水管、罐、器盖、执壶、碗、佛塔、瓦当、筒瓦、板瓦及光绪十一年捐款碑刻等文物336件/套,铜钱43枚。其中,西汉南越国时期排水沟及水井、唐至五代时期贝壳堆积灰沟、明清时期城壕护堤等遗存均属首次发现。这也是广州城西北郊首次发现南越国时期建筑和生活设施。宋代的、满布着蚝壳的房址,让我们想到今天在珠三角地区仍能见到的蚝壳墙。数量众多的灰坑告诉我们,从很早开始,先民们就在采用类似今天的“垃圾填埋”方式,处理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而这些“垃圾填埋场”,到今天却成了我们回望先民生活的“档案库”。灰坑、灰沟中出土的西汉南越国时期、南朝、唐五代和宋代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说明附近可能有官衙或佛教寺庙,可见城市的面貌、规模已经大大拓展了。

在这里,还首次发现了大量经过人为加工的贝壳堆积,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这么多?考古工作者们推测,它们有可能是用于建筑窗饰的“明瓦”,也可能被用在螺钿之类的工艺品上。品种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海月“。类似的窗饰,在广州光孝寺、余荫山房,故宫养心殿,苏州拙政园见山楼等古建筑和东南亚、南亚一些旧宅的窗上,仍能见到。这让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千年之前的历史,发生了有趣的勾缠。
此外,这里出土的越窑、长沙窑等不同窑口产品,以及玻璃、波斯蓝釉陶残片等域外器物,似乎向我们描述着广州城西兰芝湖的碧波荡漾。在那些连通着珠江,延伸到南海的水道上,船舶如梭,人生如棋。
砾石钻芯上的晶莹汗滴
生活之外,还有工作。这似乎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执着。南沙合成遗址大规模商时期堆积、黄埔竹园岭遗址的200多件砺石等,折射出几千年前热闹非凡、生生不息的劳作场景。
合成遗址地处近海的岗地缓坡,2022年考古发现商时期、唐宋、明清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是南沙区继鹿颈遗址之后发掘的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包含物和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先秦遗址,对完善广州环珠江口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了解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面貌意义不凡。
考古工作者告诉我们,合成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商时期堆积,分布范围约1000平方米,整体厚度5~10厘米,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一些废弃物还保留着当时堆放的形态,”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及堆积状态判断,可能是聚落的生产生活场所,可能与手工业关系密切,也可能与祭祀有关,其形成过程和具体用途为我们留下了令人遐想的悬念。“

更有趣的发现在黄埔竹园岭,”发现大量石器,存在很多砺石以及部分半成品,猜测这里可能是一处石器加工场所,这是广州考古首次发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砺石的尺寸大、磨面深,表明其使用时间长,磨制的石器数量应该不少。”加工用的砾石,切割后的余料,未完成的穿孔石器、石锛,作为副产品的钻芯……叮叮当当、沙沙杂杂的声响仿佛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我们似乎看到那数千年前的尘灰和滴落的汗水。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在竹园岭,还能看到有銎铜斧、玉璧形器、石戈、石璋等礼器,表明这是一处受中原礼制影响的青铜时代遗址。这也再次证明了古人在中国大地上,永不停歇的、奔走于四方的脚步。
有来有去 有名无名
人有来处,亦有去处。山海茫茫,终要寻个地方作为永托之所。从这生死大事,可看出广州先民的所思所想,情怀所系。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介绍,先秦时期,古代先民的丧葬实践经历了居葬合一到居址墓葬分开的重要变化,这在广州先秦墓葬中也有体现。2022年在从化狮象遗址、南沙合成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时期墓葬6座,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多为实用器。其中“从化狮象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的随葬品分布较为特殊:填土中部有多类陶器碎片,墓底还有部分碎陶器和完整器,可能存在二次葬现象(一次葬迁来器物在填土中,二次葬随葬品摆放在墓底)。这种葬俗可能与人口的迁徙有关。”

两汉,受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求仙祭祀、宴乐起居、宫观游猎、舂米庖厨、放鸭牧鹅……在这一时期的地下构筑出一个热闹非常的世界。2022年广州发现的32座汉代墓葬出土了类型繁多的陪葬器物,其中有可能是皇家所用的物件,也有寻常的日用之物。罐、鼎、簋、卮、杯,鸡、狗、羊、鸟,乃至井、灶、仓、廪的模型,无不说明着墓主对生前生活的眷恋不舍,也投射着亲人们对之的情意。
也有一些发现让人们再次想起那些熟悉的名字。黄埔区暹岗古墓M3出土的两块买地券,记载了一些珍贵的细节。考古工作者们结合宦溪屈氏族谱推测,M1墓主应为屈氏九世祖仲晖及其夫人合葬墓,,M3的墓主为仲晖的孙媳。按照新会屈氏族谱,M1、M3的墓主很可能是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的先祖。
在另一些地方,考古铲的起落,是对此地旧有风貌的最后告别,就好像荔湾区鹤洞村更新改造项目中出土的东汉铜镜和紫水晶珠那样,“在鹤洞这片区域的考古工作是配合旧村改造而开展,旧改后,鹤洞村将消失在地图上。不可移动文物和考古出土文物,将鹤洞村以另外一种形式保留下来。”
将遥远,却又是身边的生活,以直观、精确的形式呈现在今人的面前,让人们得以知晓从何而来,因而而行,或许正是城市考古在今天的意义。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部分图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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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李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