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推出的《越绝书》，被称为“地方志鼻祖”。《华阳国志》同样也是被冠之以“方志之祖”的一部地方志。日前，“三全”丛书《华阳国志》最新点校版由中华书局出版。

方志之祖，创新后世方志写作体例

《华阳国志》是晋代常璩（约291—361）所编纂的一部地方志，书名中的“华阳”，意指华山之阳，也就是晋代的梁、益、宁三州，其范围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它记载了该地区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汉政权灭亡的历史与地理。《华阳国志》是我国最早以志为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志书，近代梁启超称之为“方志之祖”。

在《华阳国志》各卷中，有其体例。如前四卷，内容由“总叙”“分述”“撰曰”三部分组成，“总叙”概述该地区历史，涉及各阶段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建筑、水利、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分述”分别记述了其下各郡的沿革、属县、人口、四至、物产、人物、风俗、民族、交通等；“撰曰”类似于《史记》的“太史公曰”，是常璩对各志的总结与评论。这种创新的体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的先河，梁启超称赞它“其书有义法，有条贯，卓然著作之林”。

常璩使用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来述史、写人、言情、状物，从而增强了《华阳国志》的文学色彩。如，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巴志》），蜀人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蜀志》），在横向比较中，突出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

文献考古，二重证据解读巴蜀文明

将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用二重证据解读巴蜀文明，这是“三全本”《华阳国志》的一大特点。在注释中，译注者充分利用传世文献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四川盐业与冶铁遗址等的考古发现，与常璩的撰述相互补充、印证，释疑解惑，以加深读者对原书的理解。现举几例做一说明。

留存至今的三星堆古城遗址

在《华阳国志》的“永昌郡”部分，记述哀牢夷人“衣后著尾，臂胫刻文”。同样地，《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一引《永昌郡传》的一条记载，也说“……尾若龟形，长四五寸。欲坐，辄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尾，便死”。译注者认为，所谓“衣后著尾”，指的是衣服后有尾巴状的饰物，并不是说哀牢夷人长有尾巴，并引用云南昆明晋宁区石寨山青铜器图像上，有诸多背后拖有长尾状衣饰的人像进行说明。当对“衣后著尾”一说有了直观认识后，相信读者定会豁然开朗。

《华阳国志·序志》：“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译注者认为，巴蜀并非“不晓文字”，而是该地所使用的是与中原不同的文字。巴蜀地区出土过数量众多的“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这应该是一种还没有被破译的文字。2006年6月，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过两件石磬（大石磬、小石磬）；2021年5月，三星堆遗址8号坑出土过石磬残片（大石磬）、大铜铃、大鼓（疑似），这也证明古蜀国并非“未有礼乐”。

三星堆以及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帮助我们填补了早期巴蜀文化的空白，也使《华阳国志》对巴蜀古文明的记载成为信史。如果您对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有强烈的好奇与探险欲望，欢迎打开《华阳国志》，开启一段神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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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吴波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吴波

通讯员：张彩梅 张翎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