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明信息从2014年成立，至今已经处理了两百多次重大突发灾难。
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被誉为“民间救灾通讯社”的公益组织，如今的全职人员只有两人，却可以在每次灾害中有效集结上千名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志愿者，通过网线和电话线，织就出一朵强大的灾情“信息云”。
采访郝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几乎他每天最有空的时间都是在深夜。采访时间从起初预定的当天下午一再延后。期间，关于土耳其地震的信息分享会、总结会不断“加塞”进来，等到最后我们通话时，已经是凌晨十二点——“我先去点个晚饭。”开口第一句，郝南说。
长期忙于熬夜救灾，郝南得了肺水肿。作为一名曾经的医生，他清楚自己的身体已亮起红灯。可只要当灾害来临，不论远近，他还是不可自抑地投入到救援救灾之中。这一状态从2008年参与汶川地震救灾持续到现在。
十多年间，郝南与他一手创办到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参与了国内外包括玉树地震、帕卡台风、河南洪灾、尼泊尔地震、土耳其地震等两百多次重大突发灾害的民间救灾工作，他们所搭建的行业救灾体系，通过研究灾情信息的收集、挖掘、分类，发布救灾简报，为救灾行动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有效解决了灾害援助中的信息不对称、混乱的问题。
卓明模式：
应对灾难的“信息云”
2月28日，土耳其地震过去的第25天，郝南的救灾工作却还没有结束。每天，郝南的手机里仍旧会收到上万条关于土耳其地震的信息，那些来自中国民间社会力量、来自海外华人华侨的捐赠信息如雪片般纷至沓来，郝南和团队成员们则负责与其一一与当地对接——这些捐赠的帐篷、毛毯、电水壶等物资将被用于土耳其灾后安置点“中国村”的营地建设：如今在马拉什郊区等地，已有一部分失去家园的土耳其村民，暂住进印有“应急救灾”四个汉字的蓝色帐篷之中。
一场灾难往往具有时间窗口，在这个窗口内，前期的救援工作往往才是最受关注的；在救援队悉数离开之后，一座城市便会陷入未知的、被遗忘的过程，直到它彻底消失或得以重建。郝南正在做的，就是从始至终去陪伴一个受伤的城市康复。
时间回到2月6日土耳其发生两次7.8级地震的当天，未到24小时，郝南发布的三个援助信息群便已悉数满员，且还在不断持续增加，志愿者申请信息和物资捐助信息如雪片般从全世界各地飞来，其中包括擅长土耳其语的中国学子、土耳其当地华人、土籍人士，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而关于土耳其地震的震区人口密度分布图、伤亡分布图、灾区交通状况地图、国际援助响应情况等信息也已整理完毕，当天晚上，救灾简报也陆续发布，为即将前往当地的中国救援队提供了最早的数据支撑。
灾场的一切都在快速变动。随着中国救援队悉数到达土耳其当地，2月9日晚起，郝南又接连发起多场关于国际救援的直播，一方面劝退那些不适合参与国际救援的救援队，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教有能力的相关队伍填写INSARAG报备表格、对接相关联合国协调机构，以指导中国民间救援队更好地参与到国际救援协调体系中。“大众或许只能看到在灾难中，救援队去到了哪里，但是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卓明所做的就是这些背后的工作。”郝南说。
而这些只是属于卓明信息参与国内国际救援救灾的冰山一角，十多年来，从最近的土耳其地震，再到此前的武汉疫情、河南水灾、尼泊尔地震、山竹台风……卓明就在将近200多场国内外自然灾害中迭代和延续了下来。“一年有大概100多天，我们都和这些社会力量保持着这样协作的状态。我们所做的，就是在灾难发生后，帮助救援队快速突破信息迷城，去到自己最适合去的地方；以及在无常的灾难中去寻找规律，从而聚集力量，就像云一样。”
突破困局：
掌握灾难的“脚本”
卓明这朵“信息云”的出现并非偶然。
时间倒退回2008年，彼时的郝南还是北京大学医院口腔科的一名牙医，汶川地震却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发生变化。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郝南作为志愿者，带着物资和设备前往了四川成都参与救灾，原本他计划以医疗志愿者身份前往灾区，但在到达成都后，他却发现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从四面八法送来成都的救灾物资这么多，应该往哪儿送？怎么送？
郝南曾是一名牙医
“那个时候的救灾体系还没运转成熟，于是就出现了物资和需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郝南说。为了解决信息对称性问题，郝南在自己所组织的志愿者群里开始协调分工，有人负责整理物资和人力资源，有人负责了解灾区需求，有人对接车辆分配，有人负责分发……“甚至当时因为没有技术手段，大家对于灾区的地形、交通情况等，很多都是通过纸和笔画出来或者通过信息拼凑出来的。”郝南告诉记者。
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在两年后的玉树地震。为了解决灾区供需信息不对称，效率低下等情况，郝南找来几个北大的校友，从救灾流程、分工协作、文档格式标准、注意事项等进行了一次探讨，形成了最早的“卓明信息”工作小组。
在此之后，卓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有民间力量参与救援的重大突发灾害：从玉树地震，到后续的岷县洪灾、泸沽湖地震、2013年的雅安地震、岷县地震、香格里拉地震、巴基斯坦地震……一次次救灾过程中，卓明模式也越来越清晰。
郝南将每一次面临的灾害比为“战场”，而不同的灾难有着不同的特性。如今面临灾害，卓明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应对步骤，他们会将灾区所有的要素整理成致灾因子、承灾体/孕灾环境、灾害影响、灾后需求、响应行动五个层次，再建立一个可以用于解释灾区变化的HEINA模型。郝南形容这个过程有点像是一场战场态势推演或沙盘实景演练的脚本，“因为灾难也是有脚本的，只是脚本在大自然手里，需要靠我们的力量去学习它。”
为了更好地参与救灾工作，2014年，郝南辞去了前途可观的牙医工作，全职投入到救灾工作中。“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这是郝南最为焦虑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比医学生的硕博研学还要困难。“我花了十年时间去理解灾难。”郝南说：“比如一场洪水，你要掌握洪峰的来源、最后雨会汇聚在哪里，洪水会经过什么水库和堤岸，水库的水位、流量，下游阶段河道的情况，可能淹水的位置，大概会淹多高，影响到多少灾民和农田，一共需要多少人救援等……这些都是在刚下雨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并且开始作准备。”
卓明的村村排流程图（受访者提供）
灾场上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有时，郝南的预测还会跑到了灾情的前面，以此前的六安水灾、台风“山竹”、河南水灾等为例，无数次都是郝南提前监测并预知到危机，提前喊民间救援队在消防队赶到之前便前去援助。“甚至“720”河南水灾的时候，21日夜间许多队伍已经在去郑州的路上，我们监测到新乡正在下暴雨，可能灾情更加惨重，于是提醒队伍转道去新乡。一开始还有很多队伍不愿意，结果22日新乡的灾情逐渐传了出来。所以救灾不仅仅只是救援，而是必须要了解灾害规律，在危险发生之前提前干预。”郝南说。
救命云文档：
巨灾下的个体力量
在这场战场中，仅仅拥有决策的能力还远远不够，郝南还需要学着去“招兵买马”和“带兵打仗”。卓明有多少兵马？这是一个郝南自己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是全职做救灾的核心人员，可能就只有两人；如果说是志愿者，那我不知道。”
卓明模式下的志愿者，被一些业内专家称为“危机众包志愿者”。卓明这朵“信息云”正是生发于无数个分子，且这些分子在不断地变幻：志愿者们互不认识，却因为“救灾”这一个目的聚集起来，越来越显示出巨灾之下个体力量的强大与重要性：2015年，尼泊尔地震，卓明聚集了300多名志愿者，处理了260多条村级灾情信息；2021年，河南洪水时，卓明模式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上限。据当时卓明信息的医疗志愿者秦晨辉透露，针对河南洪水，卓明启动了一级响应三天内，志愿报名的市民就多达9000人，最终审核通过的志愿者则超过了1000人，分为研判组、医疗组、特搜组、救援组、信息审核组、政府关系组等，“志愿者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包括金融白领、大学生、公务员、医生等。”
家住河南卫辉、当时通过救助文档获得救援的群众张先生告诉记者：“当时我们给官方求助热线打电话，但是一直占线；后来看到网上有人发布了救命文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填写了一些信息，包括联系电话、具体位置等。想不到过了两分钟就有人打电话来核实，询问我的现场情况；再过了十分钟，救援队就打电话来了。”
救命文档的功能还远不止于此。秦晨辉透露，卓明会根据求助者的危急等级进行优先级排序，比如秦晨辉所负责的医疗组一共10多人，负责对接因水灾导致就医困难的群体。“当时我就有遇到一个急需要肾透析的，他家住处的水已淹过大腿，但是母亲需要肾透析，于是在医疗群内求助。几位内科医生志愿者就共同进行了一个多学科会诊，一部分人在线指导用药，另一部分人帮她找救援队。最后考虑到紧急程度，第二天便通过联系救援队，用直升机将她接走。”
24日晚，恰好正在郑州新乡出差的李先生，因洪水失去了他的住宿。找不到居住地的他也在网上填写了文档，“里面有各种需求，有求助住宿的，车队的，还有在求助药物的。”李先生在文档中填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很快便收到了2个电话和3条短信：“其中有宾馆老板主动联系，也有一些当地的热心志愿者提供了可以收容受灾群众的学校。”
在这场救灾中，卓明的志愿者调度达到了2000多人，对接了全国1000多支救援队，处理了将近3万条求助信息。“这个工作量大得可怕，相当于三天之内成立一个1000多人的公司，其中好多志愿者当时都是一天二十多个小时地开展志愿工作。”郝南说。但现场的求助需求显然远不止于此，于是，郝南选择将最早的一份救命文档工作方法从预备志愿者群中公开出去，民间其他的志愿者也开始自发组织团队，一份份新的救命文档开始在群众中产生裂变。
如今回想起来，郝南也依然会感慨：“从应急管理上来说，集中调度是效率最有效的，但事实证明，在特大型灾难面前，当调度需求超过了统筹协调的阈值之后，就需要分布式网络救助来进行代偿。”这也说明了卓明信息的特点：它所倡导的，其实是一种“巨灾面前，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理念。
志愿者在岗时长统计
延续之困：
需要更多力量来“拨开云雾”
在国内，能够像卓明这样坚持十多年的民间救灾组织并不多，依靠于松散的志愿者网络，卓明培育了数不清的志愿者。一位曾经的卓明志愿者告诉记者，在她经历过的某次线上救灾一个多月内，卓明模式极大地锻炼了她对于信息协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后续也一度被她个人应用于社区工作中。
卓明也越来越得到各方的认可。作为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南也与多位专家不断呼吁开放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响应，放开民间救助体系的空间；政府部门应主动与社会组织共享需求和资源信息，避免民间力量的浪费和重复；细化慈善活动规范，推进社会应急慈善发展等。值得关注的是，在2023年1月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慈善法（修订草案）》中，新增条款中规定了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明确专门机构、人员，及时发布需求信息，引导慈善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
图源：央视频
但从郝南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性问题：13年来，卓明的志愿者换了一波又一波，现在只有两个全职工作人员。有时，作为医生的他难免会生出一种无力感：“如果哪一天自己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卓明还能否继续？”事实上，由于长期熬夜和应对灾难，如今40岁的郝南，身体已多次亮起红灯：最先是心脏发现肌桥，如今他又出现肺水肿。
同样走到十字路口的还有卓明。由于缺乏固定核心成员，每一次灾难结束之后，志愿者们便各奔东西，这也使得一些属于灾后的日常经验总结工作无人开展；再加上郝南始终不愿意商业介入救灾工作。“因此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日常整理工作，但偏偏卓明是在这200多次的灾难中不断迭代和延续下来，它积累的经验才是目前最宝贵的东西。”而对此，郝南只能选择无奈接受：“因为这就是卓明的特点，只有在无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才能成立。”
“我们现在最希望的是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求助入口，因此需要有多个有公信力的平台来与卓明合作，让大家愿意填写求助信息。”郝南告诉记者。如今，他开始花更多时间向公众传递防灾、救灾信息，同时呼吁有关组织、部门整合和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在灾难响应和灾难信息管理方面——虽然这一定程度上会“分解”卓明信息的功能，但这也正是郝南所期待的：
在他看来，卓明这朵“云”就像是灾情中的桥梁，只有当各个机构的防灾救灾能力提升稳固，才能得以“拨开云雾见天日”，“未来我们可能还会遇到自然灾害尤其是气候灾害。面对这些，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准备。”郝南说。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程依伦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程依伦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