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伯庸的对话原本约在2022年秋天，先后被疫情反复、感染高峰推迟后，又过了一个春节，我终于在元宵节后的北京见到了他。

彼时，总共历时五年的80余万字《大医》已先后分上下两部出版，两年前的“练笔旧作”《长安的荔枝》也发售了单行本，下一部改编剧集《显微镜下的大明》已经开播，接档年初爆剧《狂飙》。

马伯庸在个人公众号里感慨道：“在这个时节能有如此成绩，值得感恩。”

我们的话题，也从“历史”这个看似宏大的命题展开。

采访当天，ChatGPT在网上热闹了一下，见马伯庸之前，我突发奇想问它“如何评价马伯庸这位作家？”很快，一条板着脸的古老回复弹来：“马伯庸，著名作家，被誉为‘台湾小说家中的大师’，现年94岁……”

马伯庸拿去看了这段，哈哈大笑，工作人员正在给他化妆，问他对发型有没有什么要求。他也延着笑意随口道：“没什么要求，别太奇葩就行，哈哈。”

马伯庸今年43岁，但面前镜子里的他，看上去像是三十出头，圆脸和还算茂密的头发给这个满口历史与古籍的“80后”作家减了龄，虽然侧边发丝里仍然藏着微白，但与部分人想象中的老派、严肃等形象，已相去甚远。

他是个对很多东西都“随遇而安”的人，“中正平和”是他追求的生活状态。

本来还会担心在化妆间、摄影棚内采访一个作家会不会不太严肃，不够正式，但马伯庸和经纪人都完全不觉得这是个问题。“（马老师）在咖啡厅、工位、机场，哪里都可以写作。”对他而言，写作与阅读都不执着于具体的形式，反而越生活化、越放松，越好。

从影视剧、小说里认识的马伯庸，像是一个老派、从历史中走来的古人，但面对面感受到的小说家马伯庸，更多是个具有烟火气的，一切从简的现代人。

2017年，马伯庸受邀去参观上海华山医院，走进建于1910年的院史馆，置身于“气质雍容，造型厚重”的小洋楼，马伯庸对历史的时空感知、对故事的雷达，立刻就启动了：他要写一部讲述中国近代第一批公共慈善医生的长篇小说。

他当时兴冲冲地拍了一堆照片回去，却苦于自己的医学、近代史知识储备不够，无从下手。不过，正如他后来在创作谈里说的，“人的内心渴望是无法抗拒的，早晚有一天要向它妥协”。

接下来几年内，马伯庸每次去上海都会到华山医院转一圈，顺便约几个老医生聊聊天，积累素材。他还不知不觉养成了每天读几份《申报》的习惯，钻进故纸堆里去了解近代的物价，包括一碗梨汤的价格、病人拍一次X光片的费用……等回过神来，心头炽热已经化为了满书架的文献资料。

每创作一本书，用于搜集考究资料与真正坐下来写的时间大概各占一半。《大医》上下80余万字，马伯庸泡在历史资料里的时间就至少两年半。

直到2019年12月31日，马伯庸正式动笔了。《大医》书名源自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一说，小说虚构了三个志于医的年轻人，一同蹚过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上海，经历水灾、疫病、辛亥革命战地救援等事件，折射出近代医者与时代息息相关的跌宕命运。

实际上，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互联网时代，难的不是搜集资料，而是从浩如烟海的史籍里辨真求实，必须随时警惕掉入一些常见的、不易察觉的误区缝隙。

写《大医》的时候，马伯庸就遇到了一个关于抗生素的难题。普遍的资料显示，“1928年，弗莱明发明了‘盘尼西林’”，但马伯庸研究了一下，发现“弗莱明1928年发现盘尼西林后，要到1944年，盘尼西林才真正进入工业量产”。

所以说在1944年之前，在中国市面上是不可能出现盘尼西林的。“那个时候大家用的抗感染药物叫磺胺。”因此，他就不能在1944年以前的情节里写：一个人拿了一盒盘尼西林来打一针。

如今讲起来，他已经可以将这些具体的时间点、药物和人名娓娓道来，那些藏在旮旯里的细节已经被他嚼烂了沉淀在心里，但当时，搞清楚这单个细节，至少花了他一周时间。一周只为了一句话，然后才继续动笔。

这种精益求精的钻研与琢磨，有时消耗的脑细胞比写作本身更多，但却是引领马伯庸提笔创作的重要动力；“寻找历史”这个过程本身让他激动，让他沉迷。

就如他曾在一次采访里表示的那样，有时他自己也困惑，不确定到底是为了写小说而去查资料，还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查资料的理由才去写小说。

近两年来，马伯庸好几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从2019年的爆款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到今年2月初开播的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不禁让人好奇：下一部被搬上荧幕的马伯庸作品轮到哪个？

但他自己会害怕这种问题。

不仅在我们的采访里，在过往不少讲述里，他不止一次强调：不希望被过度关注改编的市场、卖点等问题，“我不是为了改编才写的”“有时候我会刻意避免（显得）迎合市场”。

马伯庸受荧幕欢迎，可能与其故事里普遍存在的底层视角有关。他擅长在一段真实历史里虚构出基层小人物，让他们蹚过真实的历史洪流，以滴水反映时代长河流向，“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利用真实背景下的虚构去填补历史语焉不详的缝隙。

他总是从浩如烟海的史籍里抽出一根极为精细的、不易察觉的线头，它们很多“在史书里只有简单的几句话，阅读时很容易一眼滑过去”。薄薄一页史书、一句简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甲乙丙者，都可以成为他笔下一整个故事的开端。

比如以那句家喻户晓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展开，想象一个唐朝的基层官员，为了运送皇帝要的荔枝，历经波折千万，数度以身犯险。妥妥一个唐朝苦命打工人的北漂故事，这就是2022年出版的《长安的荔枝》。

又如2020年出版的《两京十五日》，讲述明洪熙帝逝后身在外地的太子朱瞻基奔波回京继位的故事，相关历史在《明史》里只有短短40个字，马伯庸却从中看到诸多被省略的谜团与暗流，叔侄争位，宗亲谋反，险象迭生……在这些隐秘的角落里，他拓开想象，开始架构。

还有今年2月初开播的同名古装剧原著《显微镜下的大明》，剧中案子在《明实录》里其实只浅浅提了一句话，帅嘉谟这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连个“百度百科”的词条都没有。

这部剧是一部历史类纪实作品，也是马伯庸首次亲自担任编剧的剧集。最早是在2014年，马伯庸偶然听朋友说了一段关于明万历年间的徽州丝绢税案的故事，虽然寥寥数语，但历史嗅觉告诉他，这个故事里定然有跌宕起伏、妙趣横生的东西。

听完朋友讲述后，马伯庸意犹未尽，便再去网上找出了案子的论文出处与索引资料，最后找到了一本民间编纂的资料合集《丝绢全书》。书中大量细节，将官场百态、民间生态悉数勾勒。

马伯庸先动手整理了这桩丝绢案，用现代人习惯的叙述方式转述为《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接着还不过瘾，又继续从民间档案里挖出了五个故事，合计组成了《显微镜下的大明》。

马伯庸偏爱明朝。至少从近年出版的作品里看是如此，这同样与他用现代观去管窥历史的创作习惯有关：

“都说明清时代是专制王朝的成熟期，但它里面又有很多近代元素，比如说明代的市井文化、明清小说，那时候西洋文化也进来了，所以它又具备了一些海外意识和国际意识。也就是说，明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节点，一方面它是中国古代体制的一个巅峰状态，同时它又是一个近代中国的先声。”

他希望能通过写故事，让更多人愿意走进历史。“我的特点是，既能坐下来研读，又能找到其中有趣的点”，一头理解学术成果价值，另一头连结普通读者，利用通俗化的想象在二者之间架起桥梁。

对待历史保持谦卑，但对待创作，他又总是保持开放与年轻。

因此，读者永远能从马伯庸的文字里同时读到过去与现在，不论是《长安的荔枝》里的“打工人”，还是《显微镜下的大明》里的“学霸”，他的语言从来是拉近当代读者的。

马伯庸似乎是一个能穿越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的作家，而且不需要“太费劲”。如果你以为他这般深入挖掘历史的创作工作，需要在一个绝对安静甚至是封闭，至少能佯拟出“与现世隔绝”感的空间进行，那就错了。马伯庸的写作，连同着对他的采访，可以发生在化妆间、摄影棚、机场、咖啡厅……任何有话可说的、现代性的场景里。

有一年，马伯庸去杭州西溪，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个别墅住三天。别墅非常漂亮，屋内开着空调，放着音乐，有茶有酒，但三天过去，马伯庸一个字也没写，“光在这玩手机了”。

后来他飞回北京，提前三小时到机场，反而是坐在登机桥前，灵感突至，文思泉涌，一口气写了三四千字。

很多读者被“马伯庸”这个笔名误导，以为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其实马伯庸出生于1980年，是正儿八经的“80后”；他的写作历程，也是从“80后”最熟悉的初代互联网门户网站上发迹的。

1999年左右，马伯庸在上海读大学，他经常攒下一周早饭钱，为了周末到学校附近的网吧上一小时网，最爱去文学论坛上看别人写的文章。

那是最早的一代网文，行文风格、题材类型，都与马伯庸之前读过的严肃文学大不一样，“可能写得很烂，写得很粗糙，但有一种勃勃的生命力”。

因为上网时间宝贵，马伯庸后来就用一个3.5英寸的软盘把文章拷贝下来，带回学校机房去看。有一次，软盘坏了，打开后文档有一半是乱码。情急之下，马伯庸不断捣腾键盘，偶然在坏掉的文档后面接上了几个字。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写”。

这段经历被马伯庸多次讲述，像他笔下那些意趣插曲，兼具传奇和戏说的味道，消解严肃，言语诙谐，但细节都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之上的。

一次，一位杂志编辑联系马伯庸，想要刊登他的一篇短文，稿费150元。马伯庸请全班同学吃了顿饭，花了三百多，发现“写作真是一个亏本生意”。

后来马伯庸去新西兰留学，异乡生活节奏缓慢，漫长孤寂的日子里，他只好宅家看书、写作。那段时间他读了不少文言文，“因为带去的书只有文言文”，看着看着，练成一个“文言脑子”。

到现在，遇到感兴趣的文言片段或诗词，他基本上看两遍就能背下来。他既可以张口就来一段古文，也可以在一段历史描述里穿插互联网流行的段子。历史厚重感与现代的轻盈感并存，一直是马伯庸给人留下的重要印象特征。

当年留学回来后，马伯庸在电气公司扎扎实实当了十年上班族。这期间，他继续通过写作遨游到外面的世界。

做销售的时候写了《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在技术手册和生产线旁边写《笔冢随录》，猫在望京的工位上敲完了《破案：孔雀东南飞》和《风雨〈洛神赋〉》。后者，于2010年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一同摘了“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

今天的读者看“马伯庸式历史”，不难感受到很多现代性、有城市感的思路与表达，或多或少与那些年作为一个标准“现代社畜”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上班族需要通勤，仄拥在地铁上，只有脑子能动。马伯庸就开始构思各种天马行空的故事，2016年出版的都市奇幻小说《龙与地下铁》，灵感正来自地铁上的一刹那：一个加完班的夜晚，马伯庸走进地铁站，他觉得此时此刻向他驶来的并非是地铁列车，而是一条龙从洞里钻了出来。

“如果真的是一条龙在都市的地下钻来钻去会怎么样？”于是，在《龙与地下铁》最初的设定里，长安城的地下生活着数千条龙，居民们喜欢攀在龙背上，在四通八达的地铁隧道中呼啸而过。

对于这种随时随地采撷、重构生活的能力，马伯庸解释为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是可训练的”。

对待所有天赋性的赞扬，他有一种不易察觉但下意识的回避和否定。写作，观察，做研究，都是建立在热情基础上，可反复训练得成的。

去年，他将一次体检经验写下来发到自己公众号上，用6000多字一口气详尽入微地描述了自己完成一次“深度体检”的坎坷与虚惊，简直像读一篇短篇小说，或是电影里一场小高潮。

目前，马伯庸的写作习惯很规律，基本上“朝八晚五”，早晨起床，送儿子上校车，然后猫进自己的工作室，从“早课”写到下午放学。他特地选了一个学校旁边的工作室，按照上下课铃声写作，下课了就起来活动活动。有节奏的写作给予他稳定持续的创作输出，累了他就跑步、打游戏。

不过，其实我还蛮好奇：如果让马伯庸穿越到古代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身份，他会选择哪里？

“十年前。”他想了想，“回去买套房！”

一如既往，考虑生活就得现实一点。马伯庸并不想回到近代以前任何一个时期，哪怕当皇帝都不行。“最基本的，上厕所都没有厕纸，你是个女生穿越回去，连卫生巾都没有。太痛苦了，生活不了。”

    编辑 | 何焰

值班编辑｜吴擎

排版 | 茜雯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