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淑荷

李响，已经成为《狂飙》最让人心疼的一个角色。

剧播出一半的时候，剧情曾引发大家对李响黑化的猜测，他可能会走上师父的老路，成为黑恶势力的帮凶。

后来真相揭晓，李响其实一直都在忍辱负重，假装弃明投暗，实则是潜伏在赵立冬身边收集证据。

但功未成，身先死，李响最后以“粉身碎骨也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李响终究是清白的，高尚的，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让个人意志——扳倒赵立冬，做一个好警察——指导他的行动。

这种精神，向前溯源，其实就是一种“卧底精神”。《潜伏》中，信奉生存主义的谢若林问道：“这有两根金条摆在这，你告诉我哪一根是高尚的，哪一根是龌龊的？”

高尚还是龌龊？答案在李响的绝笔信里。他详尽地记录了这些年自己受贿的情况，“加油卡二十四张，购物卡五十七张，总计十八万一千元，一分没花”。

但是李响有得选吗？正是因为没得选，他才做了卧底。

但也是因为他选择了成为正直的人。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真相大白后人们发现，李响就是这种人，是以上每一种人。

在《狂飙》当中，安欣和李响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

只不过，他们代表了两种理想主义的路径。

在《狂飙》开头，现场需要警察下河捞尸。局长喊安欣下水，意在给安欣一个冲锋在前的机会。结果安欣故意充耳不闻，因为他不想让大家伙觉得自己有靠山、爱表现。

这个时候李响挺身而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等他脏兮兮地坐上安欣的车问安欣为什么不下水，安欣回答：“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啊”。

李响听闻，既羡慕又带一点心酸地说：“有靠山，就是不一样哈，豁达，不像我。”

这两个理想主义角色的分化，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安欣的轴、执拗，与他自身的底气以及条件分不开。在两位叔叔的庇佑下，他从小可以做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一句“他姓安，公安局长也姓安”，就天然地为他落下保护罩。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普通人“李欣”“张欣”“王欣”们的下场，可能和安欣的徒弟陆寒差不多。这个出身底层的警察，因为轴、忌讳圆滑和变通，在一个系统里处处碰壁，最后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

论出身，李响跟陆寒差不多。李响出身莽村，本来是个再平凡不过的青年，他没有靠山，但是一个好人、好儿子、好徒弟。这种“好”太普遍、太普通了，没有靠山的好人，和黑化之前的高启强，区别有多大？谁想要除掉他，什么都不用顾忌。

而在他所处的系统，他想做个“好警察”，经验和资历告诉他，以他的身份，像安欣这样的横冲直撞，难以成大事。

演员李健曾如此形容自己扮演的“李响”一角：“收敛锋芒，隐于百姓，常常要暗中调查，完成任务”。这是一个浮沉于水面上下的角色，暗流涌动里，一根微弱的水草随时可以指向犯罪潮涌的方向。

而李响的身份与经历决定了，若想做到想做的事，为了情义、道义与正义，背负着战友、师傅与身上这套警服的使命，他选择了与暗流“合流”，打入内部，不动神色，伺机而动，如此方可尽可能扼住暗流的涌动。

他有谋略与胆识，深知贸然接近只会打草惊蛇，否则只会如“谭思言”这号角色，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于是，假装投诚接近赵立冬，甚至不惜掉落到污浊的染缸中，相比安欣的率直，李响走的是一种曲折、迂回的道路。

对李响来说，埋伏在赵立冬身边，远远不是一句“世故圆滑”可以概括。他做的要比这更多，他是与虎谋皮，而且孤注一掷。

这是李响的出身、经历、性格所共同决定的一条殉道之路。有人说李响自不量力，安欣也说“你会毁了自己”，但是李响本就不打算全身而退。

所以他说：“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条单行道，他把自己献祭给了道德和信仰。

做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大抵如此。

李响的故事，是一个卧底故事的范本。在黑白两端之间游走，情义与是非交杂，在冲突性和悲剧性之下，人性也会显出更广阔的光谱。

卧底的故事，是一种浪漫主义叙事，向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灵感源泉。《无间道》就是其中的经典文本。《无间道》里有这样一个细节，韩琛会见泰国毒枭，差使陈永仁验毒，陈永仁动作老练，深吸一口，下了结论：“AA的货啊。”

这个动作，是瘾君子的经验。可是，陈永仁是一个警察。因公吸毒，固然有豁免权，但是难免令人猜测和担忧铤而走险对警察本人的损害。

现实给出的答案是残酷的，我们从历史当中打捞出了这样一个例子。

宋名扬，1963年出生在辽宁，曾经是首钢的一名钢铁工人，心中一直怀抱着警察梦，他想做英雄，除恶扬善。20岁的时候，通过考试，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成为一名刑警。

当上警察的宋名扬满怀抱负，他刻苦、上进，破获了很多重要案件。拿“三等功”对宋名扬来说，曾经只是“工作日常”而已，同事们笑言“他要是哪年没拿奖，那就是那年没干活”。

1990年，一个重要而神秘的任务落在了他身上。这项任务要求宋名扬进入市局特情组，培养线人，管理情报。为此，他需要广泛地接触社会上的三教九流，跟他们搞好关系，在关键时刻套取情报。这项工作接近于我们俗称的“卧底”。

一如既往地，宋名扬把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好。他为人忠厚义气，很得当地流氓的爱戴，同时他机敏心细，能够充分利用线人提供的线索。因此，在他的主导下，很多疑案难案都被轻松破获。几年里立功赫赫，黑白两道无人不知，这是宋名扬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期。

1996年5月，为了破获当时的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宋名扬假扮成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打入嫌疑人内部。进入窝点后，他发现那里还是一个贩毒团伙，于是假称自己做贩毒的买卖。贩毒却不吸毒，难免引起对方怀疑。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他模仿着自己以前见过的瘾君子，第一次吸了毒。

从这里开始，宋名扬的人生轨迹开始了一场巨变。

那时候，不管是宋名扬本人还是整个警察队伍，甚至是社会上，对毒品的认识都不足。宋名扬发现自己可能有毒瘾的时候，选择回东北老家给自己关禁闭。几天时间有所好转，他对毒品放松了警惕，就马上回到北京投入工作，但是他特殊的工作环境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复吸条件。这条深渊，终于向宋名扬施行了反噬。

1996年之后的10年间，宋名扬在大兴精神病院接受戒毒达100多次。在毒瘾的反复折磨下，宋名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在吸毒、戒毒、复吸、再戒的恶性循环中挣扎，难以解脱。2004年，在毒品的折磨下失去了正常的工作能力，他提前退休。

2020年，距离宋名扬第一次在毒窝吸毒，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这一年出品的悬疑剧《沉默的真相》当中描写了这样一个角色：刘明洋原本是一名卧底警察，后来却住进精神病院，每年过节，他会嚷着要看“公安部的春晚”。

这个情节，就取材自宋名扬后来的经历。

2010年，他从前的线人为了立功，设局引诱他将毒品卖给自己，宋名扬因贩毒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第二年，宋名扬再次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捕。

出狱之后的宋名扬因为生活困难，变卖了家里的值钱物件，没有电视机的他就有了一个习惯：每年春节都会主动要求回到戒毒所，为的是可以观看公安部的春晚。

他总是边看边哭，因为他想到，自己本来也可以站在那上面。

卧底的故事其实有一种普遍性。

在战争、命案的故事背景之外，调查记者群体也曾经贡献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卧底素材。

记者崔松旺，2011年跟同事一起对黑砖窑开展调查暗访，但是一直没有拿到核心产业链的证据。

为了探清黑砖窑是如何从街道、车站这些地方拐卖、胁迫智障人士，2011年8月，崔松旺打扮成流浪汉模样出现在火车站附近。他蓄了半个月胡子，四天没有洗脸洗手，目光呆滞地坐在墙角。几天蹲守之后，他遇到了可能会把他拐走的人。

为了让对方相信自己智力有障碍，崔松旺想了一个极端办法。他吃了一碗小摊上别人剩下的凉皮。崔松旺说，还好当时没有看见这碗凉皮是谁剩的。

吃完之后，他满不在乎地抹抹脸，对方见状，花了五百块钱把他买进了砖窑。掌握到证据之后，崔松旺伺机逃跑，多次努力之后，终于逃出来。有了他收集到的证据，这次行动最终解救了三十多个被困黑砖窑的智障青年。

我们从这个事件当中或许会发现，《狂飙》为何会塑造孟钰这样一个调查记者，“留得清白在人间”的精神，不会消失。

现实与剧作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呼应。

今年的春节档，“卧底”的故事频繁出现。

《满江红》里，沈腾饰演的张大本来只是游手好闲一介草民，加入岳家军之后精神脱胎换骨，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潜伏在秦桧的宰相府中，为的只是让岳将军的临终遗言重见天日。《无名》当中，梁朝伟、王一博饰演的地下党特科人员在军统、汪伪、日军之间周旋，为的是获取情报、手刃汉奸。《狂飙》当中，安欣、孟钰、李响都曾经以“卧底”的身份深入犯罪团伙，收集证据。

那么，当我们谈论卧底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什么呢？

卧底，其实远远不止是我方与他方，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正邪之间的叙事之所以经久不衰，更是因为它演绎了本我与超我的博弈。

卧底永远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当中。

生活中，他们看起来是被欲望所驱使，为贪欲所占据，或者服从于权威，这是一种表演性的状态。但是内心却必须不断重复良知与道德的准则，拥有另一种秘不可宣的信仰，这是无法落幕的独角戏。

身份上不属于己方，在心理上不属于对方，卧底，是没有归属的人。他孤零零地在世界上游荡，身体与灵魂永远是分离的。这是卧底的悲剧性所在。

但正是在这种分裂的境地当中，卧底拥有了一次“超越”的机会，他们的双面人生，让我们看到选择的力量。坚持本心尚且困难，而卧底们的选择更是涉及了生命、信仰甚至家国的命运。

经典谍战剧《潜伏》有句台词：“秘密战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个人意志经常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卧底的故事创造了这样一种极端语境：在某些情况下，你只能诉诸自身。你的身份，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过往的个人史，你未来的出路都无法在此刻为你提供帮助，你拥有的，只有此时此刻的你自己。行走在黑白交界处，把整个世界的重量置于自己那根单薄又柔韧的神经，这是人的脆弱之处，也是人的宏伟之处。

 “每当身边有人死去，他都会想到自己活着的价值，这是他更大的悲伤，他屡次告诉自己，你是殉道者，你要承受这些折磨，这些折磨就是理想的代价，必须全部承受，直到死。”《潜伏》里的旁白这样解释余则成的命运，而这也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我们常说，“不要把世界拱手让人”。我们之所以会为安欣和李响的故事所感动，是因为他们都行动了。谁都没有去做犬儒的那一种理想主义者，而是奔赴时代最深处，以自己的方式争取着一个美好的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正好可以为李响的一生作结：“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最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

    编辑 | 吴擎

排版 | 茜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