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而今，有城必有防。一定程度上来说，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带有防卫性质的人类聚合单元。
我们行走在广州城中，无论是越秀山上的城墙，还是沙面岛上的铁炮，或者长洲的炮台，都无声讲述人们在历史上为保卫这座城市所作的努力。时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广州独特的文化遗迹，成为市民百姓耳濡目染的身边景观。远去的炮火轰鸣与硝烟弥漫，以及那些人声、涛声，铭刻在城市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一座城市的防卫格局，不仅因其规模、地缘和地位，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思想的转变，以及其面临的威胁直接关联。而珠江上的那些古代到近代的江防炮台，正是广州城市发展的重要见证。
从鱼珠到狮子洋 将广州防卫空间推到城墙以外
随着清军控制广州，城北的高地在清初被认为是城防的最重要关节，顺治到雍正期间，一系列炮台在这一带被建起，形成了由北向南居高临下控制全城的军事格局。
顺治及康熙初年，清政府在沿海地区实行了空前严厉的禁海和迁海政策。至康熙三年（1664），按照政府规定沿海80里内的百姓须全部迁入内地，房屋一律烧毁。虽然各地在执行迁界令上严格程度不一，但按照时人屈大均的说法，执行最严的广东“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三藩之乱后，迁界、禁海令再度强化，“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天才完成复业展界。原广州南沙虎门炮台管理所所长、研究馆员黄利平认为：“广州作为广东省城，在狮子洋（陆地以今莲花山为界）以南到虎门，迁界措施之严厉应为全省之冠。”这些措施也大大影响到了海防建设，直到大约1684年，虎门口横档、南山、三门三座海防炮台才开始建设。
由于海防炮台的长期缺位，广州城南珠江上陆续兴建的江防炮台就承担了一部分来自海口方面的防御任务，其建造的区域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外延伸：康熙时东面在鱼珠、南面在白鹅潭等处建炮台；乾隆时在狮子洋边建狮子塔炮台。由远及近，狮子塔炮台、鱼珠台、东炮台、海珠台、沙角尾高炮台、菜栏土炮台、西炮台、白蚬壳台渐次排开，逐渐构筑起珠江航道上的火力体系，将广州城市防卫的空间远远推到城墙以外。
江海城防一体防卫形态成型 炮台成打击侵略者重要依托
嘉庆五年(1800)以后，广州防御格局相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江防上将防御重点收缩。嘉庆六年（1801)废弃省河中段的狮子塔台，江防前沿由狮子洋回缩到长洲岛以内的珠江南北两路。嘉庆二十二年(1817)前后，在珠江北路的猎德和南路的大黄滘河段分别建设炮台，即猎德炮台和龟岗炮台。十余年后由于猎德炮台前河道淤沙，致使炮台远离河道，防御功能下降，故道光十六年(1836)又在江中的二沙尾处建设中流沙炮台。这3处新建炮台与原有的东水炮台、海珠炮台、永靖炮台、西宁炮台、西炮台构成此时的江防系统。其中新建的3台无疑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广州江防重点。道光十五年(1835年)时各炮台配炮数：海珠炮台炮2位，城东东水炮台炮20位、永靖炮台炮17位、西宁炮台炮11位、猎德炮台炮30位、大黄滘炮台炮22位、中流沙炮台炮3位。
南石头监狱遗址出土的铁炮弹
大黄滘镇南炮台分图（局部）
据清同治《番禺县志》卷十四的说法，嘉庆以后除上述猎德，中流沙、大黄滘台等在珠江主干道上保卫广州的大炮台，即“护城炮台”外，还有一类是内河小汉上保卫乡里的小炮台，即“护乡炮台”，数目众多，在南海县属有石湾、银带沙、白鹭洲炮台，番禺县属有乌猪冈、龙湾、鸡公石、古霸、南排涌口、市桥、大围通、大洲、庙口各炮台，多由县里自行布防。
除强化珠江上的炮台建设外，嘉庆以后广州炮台建设的另一个重点是在虎门海口。江海城防一体的形态更加成型。在鸦片战争中，广州炮台中最先与英军接火的是虎门口最外边的沙角、大角炮台，之后是各江防炮台。清军的反攻和广州人民的抗英斗争也都是依托和围绕炮台而展开的，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
穗石村炮台遗址航拍图
鸦片战争之后，在狮子洋以内的江面上，通过复建旧炮台和增建新炮台，形成了新的江防格局，在原已设防的重点区域——城西南柳波涌、城南大黄滘和城东南二沙尾增设多座炮台，以这三个炮台群构成广州江防的三处重点防御区。在珠江新造段两岸蚺蛇洞、仑头地区增建一组新炮台群，使珠江南路第一道防线由以前的大黄滘区域前移到这个地区。这时的珠江上没有了战前众多的小型护乡炮台，江防炮台是在整体布局和规划的基础上，由官府统一派员指导施工、监工验收的，整体水平较战前炮台应该是有很大的提高。各台配炮普遍增加，一般都有数十门。当然也不排除存在仅有数门炮的炮台，甚至于也有在建台初期尚无配炮的炮台（如南固台）。
向西式炮台转型 广州成为世界先进的江海防要塞
而广州炮台更具近代意义的转型升级，则是在西式火炮和建筑规制的引入之后。黄利平指出，于同治末年开工建设并于光绪五年（1879)竣工的广州中流砥柱、大黄滘、威远、下横档台，“是广州中式炮台的绝响。随着世界火炮技术的快速发展，广州防务进入以西式大炮台为主体的时代。”光绪六年(1880)广州开始引进西洋海岸大炮来改造江防和海防，当时洋炮威力远强于国产大炮，通过进口大炮来加强江防和海防也已为清朝官员普遍接受。当时李鸿章等朝廷重臣在进行了世界军工行业考察后，认为德国和英国的大炮是最好的。因此，这时引进的西洋岸炮（需要安装在固定炮池中的巨型大炮)多数是德国克虏伯后膛炮，少量的是英国阿（安）姆斯特朗前膛炮，也称阿摩斯庄或暗士当前膛炮。这些大炮射程在3500-12000米，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仍能发挥战斗作用。
沙路炮台遗址
光绪七年(1881)，刚建成的大黄滘、中流砥柱中式炮台被改建为西式炮台。光绪十年(1884)，省河南北两路交汇的长洲岛及两岸区域开始得到重视新建长洲、鱼珠、沙路三大西式炮台群，成为广州新的江防重点。在海防上、于珠江口的虎门沙角、大角和上横档岛处新建西式炮台群。加上在前两年所建的威远和下横档两处改建为西式炮台群，形成虎门海口五大炮台群（沙角、大角、威远和上、下横档岛）的格局。此时，以虎门之沙角与大角两处为第一重外户，再进而为威远与上横档、下横档各台（即广州海防），以长洲为第二重外户，再进而为中流受柱及车歪两台（此即江防）的整体双层双线西式防御体系基本形成。
黄利平指出，光绪时期，广州西式炮台具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基本淘汰了国产前膛炮，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和英国阿姆斯特朗海岸大炮，而且数量众多。其次，在与火炮相配套的炮台建设上，全套引进西海防设备，所以建筑材料也多是由国外进口，工程质量高。最后，由于这次修建是按现代军事要塞的布防设计要求，择地建设炮台，防御格局与原先的江防和海防有很大的不同。
光绪时建成的虎门及珠江上的现代西式炮台使珠江、虎门防御华丽转身，成为当时世界先进的海防要塞。如有学者所言，“事实上，近代清国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列强国家军队相此，仍呈中上等水平”。尤其虎门炮台军事装备的实力还应在“近代清国的武器装备”的平均水平之上。当然限于国力，清代光绪时广州引进西方海防设施的持续性同北洋水师一样，军事装备不可能随世界军火工业的发展而同步更新。当时世界火炮技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1895年前后欧洲就出现了新式快炮，其性能大大超过原有的旧式后膛炮。广州江防和海防的大炮都是德、英旧的架退式大炮，并没有随时代发展而更新换代。
黄利平指出，虽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光绪时引进的这些西洋大炮在清末没有发挥作用，但“这样庞大的海防和江防武装力量，在接踵而来的半个世纪的战争风云里自然是一股受各方高度关注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王维宣
（部分图片翻拍自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展览及资料）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维宣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