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世界史作品大多聚焦于主要文明的核心地区，关注文明各自的演进及相互间的交流。少有作品将目光投向边墙。在“先进-落后”的二元冲突中，墙见证的故事常常作为历史进程中的意外，偶尔打断“文明人”对自身优越性的臆想。

考古学家大卫·弗莱的《墙：血与砖的文明史》跨立于“文明-野蛮”的分界处，向内外张望，从中心到边缘，为思考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为文明划界，也塑造文明本身

《墙》始于大卫·弗莱的这样一个发现：在世界历史中，鲜有“文明人”住在墙外。

一万年前，黎凡特地区的居民用墙将自身与自然隔离开来，建造了最初的城市。四千年前，两河流域的居民用泥砖筑起长墙抵挡来自荒原的威胁。两千年前，从汉朝到罗马，面向北方大草原的边墙断断续续、绵延万里。

秦汉长城分割了农耕与游牧，同时代的罗马帝国也依靠边墙维系庞大的疆域。仅在不列颠岛上，罗马人就构筑起哈德良长城与安东尼长城等防线。而为阻止草原游牧民南下劫掠，罗马人甚至联合波斯人在高加索山区构筑屏障。

墙让人类社会走上分化的道路。在墙的保护下，科学、诗歌与艺术蓬勃发展，哲学家、政治家、铁匠，各种职业相继涌现。中国、波斯与罗马，各自在墙后培育出灿烂的文化，成为文明的主要承载者。

连接欧亚大陆的墙

在作者关于古典时代的叙述中，有个观点挑战了人们对墙的认知：在很长时间内，墙一直充当着文明间的桥梁。

公元前2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在返回中原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中亚：“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

张骞在中亚遭遇的，是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希腊诸邦，其居民在种族和语言上与汉朝人大相径庭。然而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他们是商人、工匠，他们修筑城墙，与纵横北方草原的匈奴战士为敌。

自此以后，一条东起中国、西至欧洲的贸易路线繁盛起来。

远至罗马的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宫廷，用染料、珠宝、钱币、香水和玻璃交换西方人梦寐以求的丝绸。一批批关键技术交流传递。

一道道面向北方草原的边墙守卫着丝绸之路，也守卫着文明间的沟通与交往。

直到15世纪，当旧世界的陆上交通不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海上新航路随之开辟。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远涉重洋时，夹在草原与海洋间的东方王朝则选择退据长城、巩固海防。

历经上千年的沧桑，古典时代由墙维系的交往模式才终于落下帷幕。

或许历史学家拉尔斯·布朗沃思的评价最能切中这本书的价值：“这是一次幽默而深刻的探索，直抵历史的核心张力——对安全与自由的渴望相互矛盾。墙源于恐惧，但只有在墙后，文明才能发展。这是既有现实意义，又永不过时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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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