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备受关注的胡某宇事件新闻发布会在江西铅山县召开。发布会上，江西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及市县相关部门，公布了事件的最新调查情况。经调查，所有关键证据都指向：失踪的铅山少年胡某宇系死于自杀。
随着事件更多细节的公布，胡某宇生前的心理状态才得以令外界“窥见”。这个15岁的少年通过文字、社交平台和录音等，记录下了自己自责、痛苦、无力无助无望感、无意义感等种种情绪。
在各种情绪的纠结与犹豫后，一个生命最后选择走向了“终点”。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认为，青少年自杀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自杀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之所以自杀，反映的是社会、学校、家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所以不能说他自杀是因为自己想不开。”
在书本、笔记本上，胡某宇写下“吐了，新环境真的难适应，我这内向的性格真烦，也不能全怪性格吧，毕竟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以通过写东西来缓解一下这份心情”，在社交软件里，他发布“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多次与同学说“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是否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女儿说过“自杀”但认为是“气话”
据了解，目前，全国有1379家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儿童心理保健服务，318个地市设有精神专科医院，2756个区县能够开展精神卫生专科服务，初步缓解了基层儿童心理服务短缺问题。我国通过以上多种举措，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但仍然存在制度短板等问题。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大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
宗春山告诉记者，青春期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在心理上、生理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心理上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封闭，如胡某宇一样，几乎不与人来往、不与人交流，他们内心没有安全感、潜藏很多秘密，甚至包括对死亡的思考和计划。此外，在生理上，他们会出现厌食、失眠以及一些比较反常的举动，比如写日记、烧东西。另外，还有些孩子会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厌世情绪，说活着没意思等等。
“晓琳（化名）还真的讲过类似‘自杀’之类的话，但是我们也都是觉得可能是当时情绪激动导致的，没有真的以为小孩想过自杀。”家住广州女儿正在上初中的梁平（化名）向记者回忆，直接导致父母和女儿“决裂”的“导火索”是家中的电子产品——平板电脑，女儿在那段时间天天抱着平板电脑不放，而且每次说过后也都没有任何效果反而会被“怼回来”，这让他感受到女儿的“叛逆期”到了。
他与女儿双方的激烈冲突之后，彼此都说了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话，比如女儿大嚷着要离家出走、要自杀之类的话，但是家长说话的语气也比较重。这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彼此沟通的深入，双方也都能够放下执拗的“坚持”，女儿使用平板电脑的时间有了限制，在慢慢地习惯之后，就算没有人监督，女儿也养成了习惯，主动会控制使用平板电脑的时间。“孩子嘛，都是阶段性的，那时候她才小升初，随着年龄渐渐长大，也都会逐渐理解的。”梁平说，至于孩子提到的“自杀”“离家出走”等气话，他也会重点去关注并加强与学校老师的沟通，确保孩子安全的情况下几方合力去引导，也算是平稳地度过了孩子的“叛逆期”。
家长应学会给孩子制造一些“释放”的机会
胡某宇的老师、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曾回忆，他是一个内向的孩子。宗春山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有着双向需求，一方面他们特别渴望与社会交往、结交朋友，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潜藏很多秘密。如果是外向的孩子可能会主动与人交往，而内向的孩子则更容易将秘密潜藏在心里，遇到苦闷后不易暴露，更难以获得支持，因此需要更加关注性格内向的孩子。
宗春山认为，导致青少年自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少足够的心理健康普及，很多学校、老师、家长都把重心放在学习成绩上，但却忽略了孩子的性格培养，“使孩子成为学习的工具”。宗春山说。
宗春山说，青春期的孩子情绪发育非常快，这一方面会促进他执着追求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其容易冲动。对此，家长应该学会给孩子制造一些释放的机会，比如一些刺激性的体育运动、包容他与父母的合理吵架、允许他做自己喜欢的事等等。“要给孩子释放的出口去证明自己，而不是只有学习，否则一旦学习出现问题，孩子就无路可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春山认为，我们更应该提醒学习好的孩子，他们没有失败过因此反而更脆弱，一旦出现问题就要“亮黄灯”了。
家长在陪伴，却“看不见”孩子心里的痛苦
据发布会内容，在录音笔留存的内容中，胡某宇更清晰地表达了试图自杀的意图。发布会通报的两段音频内容显示，10月14号17时40分，胡某宇站在宿舍5楼阳台上试图跳楼，犹豫未决。录音中胡某宇说：“真站到这里反倒是有点紧张了，心脏在狂跳，说实话没有理由，只是觉得没意义，如果真跳下去了会怎样？不确定。跳下去了应该也没人发现，现在至少不会被发现，以后过了几天肯定还是会发现的，刚刚又不跳，哎，我真的是想跳，不想，我应该是不想。”23时08分录音显示，胡鑫宇再次表达自杀意愿。
求生的信号或曾传导给了胡鑫宇的母亲。官方通报称，2022年9月，胡鑫宇曾与母亲三次通话，共43分54秒，其母反映胡鑫宇哭诉不想读书、想回家。10月1日凌晨，其母亲、哥哥专程从福州赶回予以安抚，4日二人离家返回福州。但就在10月14日，胡鑫宇在食堂晚餐后，携带录音笔两次登上五楼阳台，并留下有明显轻生意图的录音。
在家庭方面，宗春山认为，自杀一般有家族遗传史，家长如果发现家族有类似情况，就要对孩子多加关注。此外，就是要加强陪伴的质量，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这种陪伴不是物理空间上的在一起，而是要耐心倾听孩子、与孩子交流，“不是孩子说一句，家长评价一句‘没什么’，这就是‘看不见’孩子心里的痛苦。”宗春山说。
宗春山介绍，在自杀预防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同伴”。所谓“同伴教育”，就是告诉同伴自杀倾向有什么样的特征？发现后要及时报告。而在学校里，同伴教育同样非常重要，通过开设心理课程、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建立预警体系，让孩子们去发现身边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同伴，并及时报告给专业的心理教师。
同学“轻生”劝下几年后才告知家长
“我也是听到之后才知道的这件事，现在想想还是有些后怕的。”家住广州的家长夏英（化名）向记者介绍了一段她儿子的经历：在准备出国留学写文书的关键阶段，儿子曾一晚一晚地陪伴着他的同学，听同学倾诉自己心里遇到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儿子的同学由于压力过大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作为同学和好友，儿子成了同学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他也是个孩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也可能是由于要为同学保密，所以也一直没有和老师与家长说过此事。”夏英说，由于不断受到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就连儿子自己的心理也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的波动，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很可能也会对生活、学业等带来影响。
“这还是儿子上了大学几年之后，才向我提起了这件事。”夏英说，同学之间的关系到了青春期阶段，往往比父母之情似乎更加“亲密”，因此，“同伴”的倾听与劝解往往比家长和老师还更加有效。
宗春山告诉记者，现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更多的是将它当作一种知识，而没有把它当作一种能力去训练。而且随着学业的日渐繁重，这种心理教育也淡出了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而同伴教育中的“同伴”则主要指的是学校中十分信任、熟悉的同学。他介绍说，“同伴教育”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社工工作或社会工作的模式，就是将同学的同伴进行培训训练，教会他们相关专业知识学以致用。“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成本低。有多少人能去找心理医生或是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去咨询呢？如果同伴接受过这种训练，他就知道什么是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征兆，今儿发现同学的问题，通过一套系统报告到上面去，进行及时的干预。”他解释说，由于同学之间每天生活学习都在一起，彼此也知道彼此的小秘密，特别是到了青春期，这种同学之间的友谊已经几乎可以取代父母的情感了。正是由于这种亲密的关系，同伴教育将一些同学进行专业的训练，彼此的谈心也是有意无意地，避免了过往说教式、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玩的过程中就发现一些问题，及时报告。
“同伴教育”中的“同伴”不一定谁都能当
“其实我们所说的同伴教育，这个‘同伴’并不是谁都能够去当的。如果他本身自己的边界意识不强，也会产生替代性的创伤。当对方有这样的想法后，他自己也被卷入、被影响了。”宗春山说，正如会游泳的人不一定都能够救人，救人也是一门技巧，所以，同伴教育同样需要进行挑选、训练，给一个时间机会，看是否能够做到。另外，同伴教育重要的一点是有专业的群体对这个人群进行督导。“正如医生的医生，同伴也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解决同伴自身的心理问题，就需要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作为督导老师进行督导。”
此外，如“同学会”“班委会”等同学的自治组织还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而有些学校中开设的心理社团，也都还没有发挥其助人自助的作用，更多的是进行相关心理活动的宣传和活动，没有把“助人自助”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做。
“在我们学校是有心理课和心理老师的。”一位广州南沙某中学的同学王丽（化名）向记者介绍，在学校开展的心理课上，除了会讲解一些专有的心理名词之外，也会教给学生一些最基本的心理学“话术”——如先表示理解，然后结合自己的经历劝导等。而且在每一个班级也会有一名“心理委员”，当同学们有心理方面的问题之后，都可以去和心理委员聊天，如果解决不了也会去找心理老师进行纾解。
“我也去找过心理委员的，在我们的认知中，心理问题并不是精神病之类的，有心理问题觉得也挺正常的，不会有什么歧视。”王丽说，反观在小学阶段，其实有些同学已经多多少少出现了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是学校是所有年级聚在一起开心理讲座，其实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多。而遇到了心理问题的同学，大多也都是找最要好的同学进行倾诉。
“当然我们说的同伴教育，也只是我们学校心理干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不能光有这么一个干预，如果只有一个同伴教育，其他的东西没有，发现了问题向谁去解决呢？万一走漏了隐私怎么办？所以，它是整个心理干预体系中的一部分，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如同伴教育需要专业的心理老师进行督导的环节，光靠同学的自治是肯定不行的，需要在发挥自治组织作用的同时，有一个更大的组织群体来支持这个同学自治组织。
自杀是多方面原因影响，可能某应激事件在“沉睡”
“自杀的原因不能归为某个特定事件，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的，但一定是有一个应激事件的，这个事件可能不是刚刚发生的，也可能是一周前、半个月之前发生的，有一定的延迟性，有一个‘睡眠’过程，具有‘沉睡效应’。”宗春山介绍说，比如在遇到应激事件之后，他也在挣扎如何去解决，但是很久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哪怕一个微笑的动作，就会放大它原有的问题，产生“扳机效应”，造成严重的后果。
他举例说，比如一个性格内向的青少年，在遇到应激事件后想了很久都没有办法解决，找同学、找家长也没有什么支持，当有一天看了一个电影或视频，其中有一个自杀的暗示时，然后他就行动了。最后产生自杀的结果是由于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而并不是因为只是看了一场电影的缘故。
至于碰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宗春山介绍说，一般有主观和客观两种方式，如主观方式则是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有意识地进行主动诉求，比如告诉最亲近的人——爸爸、妈妈、朋友等，或拨打专业的热线进行咨询倾诉，倾诉本身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另外一种是客观的，无意识地就进行了宣泄。如学校、社会提供相应的发泄渠道，进行运动——上体育课、进行课外活动等，这些活动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心理支持的重要方面。
宗春山
自杀事件是公共卫生事件，专业社会资源应介入学生心理健康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认为，青少年自杀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自杀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之所以自杀，反映的是社会、学校、家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所以不能说他自杀是因为自己想不开。”他介绍说，中国很多父母还是物质型父母，不是精神型父母，他们更关注物质上对孩子的照顾，却忽略了情感上的给予，不会表达对孩子的关爱。“有个孩子每个月给主播打了2000元，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因为主播天天说我爱你。那父母为什么不能对孩子说我爱你？”他认为，当今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但很多家长却意识不到，还停留在让孩子“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上，充当“奶牛” 式的“饲养员”。因此他建议，父母要学会与孩子共情，“脱了自己的鞋去穿他的鞋”，要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倾听并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
“越是偏僻落的地区，由于家庭给予的心理支持不够，所以学校和社会的资源应该介入得越早越多越好。”宗春山说，如果学校建立的心理咨询室、配备的心理老师等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学生出现很多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关注，学校也是有责任的。
他介绍说，现在学校注重道德教育，但德育是德育和心理健康完全不是一回事，德育是明白是非对错，但是心理健康并不是如此。“我抑郁就我是错了？我内向就是我错了？”因此不能用对错来评判的，心理健康包容和接受，引导和理解的问题。
“关起门来办教育这个观念已经非常落后了。”他建议，学校应该把封闭的校门打开，把社会资源引进学校，如专业的社工组织、医院精神科、社区卫生防疫站等引入学校，“但是门要打开，要信任这些社会资源。”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除署名外）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