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醒：“父职”的角色非常重要

 

  《城市青少年家庭的父母教育卷入及其性别差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与启示》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和段朱清博士也是两位母亲，靳教授的女儿11岁半，段博士的儿子刚刚15个月，她们在1月2日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作为女性研究者，在此次疫情中的经历与感受也不例外。”“在当下社会，女性拥有母职、雇员、妻子、女儿等多重角色责任，可谓‘分身乏术’，疫情导致的居家时间延长使各角色发挥空间缩小，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女性需要在狭小的家庭空间内随时进行个角色之间的转换与扮演，倍感压力。”

   “我们的研究关注疫情期间家庭教育功能的发挥情况，特别是夫妻分工安排，及其存在困境。研究发现，即便是在教育程度较高、且夫妻教育程度同质匹配较高的家庭中，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仍承担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父职’的介入与发挥远远不及‘母职’，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母职’的稳定性、主动性与‘父职’的被动性并存。”“父亲不在、母亲投入为主；母亲不在、孩子受苦”的局面在本研究中得以证明。

不可或缺的“父职”引人思索

 此外研究也发现，疫情期间，学生父母居家比例较高，亲子关系在各方面均有所改善。“亲子关系表现较平时更好，疫情期的停工与停学使得家长与儿童获得了在工作日期间难得的团聚与相守，为增进亲子关系带来积极影响。特别是子女与父亲的沟通频率、亲密程度均在疫情期间显著提升，其中，‘父子’之间变化程度最高。但总体而言，无论平时还是疫情期间，母女、母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水平均始终整体高于父子、父女。”

    专家谈到：“将儿童照顾责任分配给女性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当下城市两性的育儿时间和责任分工不平衡是社会事实。夫妻如何协调家务分工、促进亲子关系，既关系到子女的健康成长，也直接影响夫妻关系、家庭和谐与个体（特别是女性）的职场发展。学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父亲参与到家庭教育中，对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社会化程度具有积极作用，对夫妻关系、妻子婚姻满意度有显著提升。‘父职’缺位降低了女性在婚姻、育儿中的美好体验，不利于婚姻与家庭稳定，对还未进入婚姻的适婚女性产生错误示范效应，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成婚、生育意愿，阻碍家庭与人口再生产，其负面社会影响与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2022年底，防疫“新十条”颁布，疫情时代进入新阶段，线下教学、复工复产逐步恢复，家庭生活状态将再次发生改变。专家表示：“在家庭与性别研究中，‘母职’困境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研究议题，疫情将这种困境与矛盾进一步激化与放大，也让我们意识到实现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还任重道远。”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冯秋瑜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冯秋瑜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冯秋瑜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