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良渚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得到了正式的命名和认同。1973 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 ，第一次发现了以琮、璧等玉器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良渚玉器从此开始为人们所认识。如果想要详细了解良渚古城，推荐阅读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良渚古城与中华文明》。跟着这本书，可以从良渚古城一览中华文明。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它是土筑文明、水利文明、稻作文明，高度发达的玉器系统更是独树一帜，在中国都邑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通过对良渚古城的发现史、格局与功能分区、营建工艺与工程、考古历程与最新进展，以及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等内容的梳理，揭示了良渚文明的丰富内涵与深远影响。

从崧泽到良渚，专家们在考古学上所看到的文化回归现象，或者说在对以凿形足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肃清过程中，也许反映了背后的一场战争。尽管没有 《荷马史诗》 那样的故事流传下来，但在偌大的太湖流域，良渚人统一信仰的神灵形象的产生，以及玉礼器系统的创建，也足以说明，正是在那场回归之战中，形成了王权体系与创世纪的领袖人物。

从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与广富林文化先后一脉相承的传承与演变，最终发展出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最早发掘和认识的史前文化。

1936 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的发掘，初次认识了以黑陶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并以“良渚”一词作为其考古报告的书名 。

良渚文化大约开始于距今 5300 年，之后稳定发展持续了约 1000年。良渚文化与之前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相比，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遗址数量的成倍增加，反映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工具和农田规模也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发明的砍伐工具——石锛，良渚人对其进行了改进，在安柄的部分做出分段，以便于牢固地捆扎。

崧泽文化晚期开始少量出现的石镰和石犁，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有大量出土 ，而且制作更加规范、形体更大，这标志着良渚文化农业水平的提高。而农业发展与粮食储备是良渚社会得以迅猛发展的条件之一。

在肃清了崧泽文化晚期的文化混乱现象之后，良渚文化的陶器在随葬品的组合上以一种更加规范和固定的模式出现。这时已经普遍使用专门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鼎、豆、壶、罐成为主要的组合。随葬品的明器化与固定组合，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制度的规范化。

那种用陶器数量来表现等级和财富的现象在良渚文化中是非常少见的。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成为显示良渚社会等级和身份的主要物品。

另外，墓坑的规模、葬具以及墓地的营建，也都显示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与集团间的高低。

作者简介

刘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编写《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等考古报告，著有《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法器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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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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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陈雯怡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刘丽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