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器官者增多
社会认可度提升
全国器官捐献人数近12年增长超1200倍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随时等候“生命接力赛”
郑咏钊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的职责是为器官衰竭的患者寻找活下去的希望，同时也为捐献器官的逝者延续生命的价值，在生与死之间架起联络的“桥梁”。因此，医院里的ICU和急诊科是郑咏钊经常要去的地方。
郑咏钊
作为一次次“生命接力赛”的联络员，郑咏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与死神赛跑”，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及时与器官捐献者的家属沟通。他告诉记者，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面对的往往都是刚失去至亲的悲伤家属，被拒绝是“平常的情况”；但郑咏钊会耐心告诉逝者家属，通过器官捐献，可以让亲人的器官继续存活于世，还能挽救多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延续生命的价值。
郑咏钊（左三）参加“中国器官捐献日”宣传。
开展“生命接力赛”条件多
从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唯一合法的器官来源。据统计，我国每年有30万人排队等候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器官移植获得新生。2018年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郑咏钊告诉记者，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名单及服务范围区域由省卫健委划分，他负责的是阳江市和广州荔湾区，他只能在这些区域内寻找潜在的人体器官捐献者。阳江距离广州数百公里，意味着郑咏钊常常需要“与死神赛跑”。因为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大多已是生命垂危，所以他24小时待命、半夜出发都是工作常态。
郑咏钊告诉记者，当一个生命离去时,经评估功能良好的肝脏、肾脏、心脏、肺脏、胰腺和小肠等器官可以捐献。此外如眼角膜、皮肤、骨骼、血管、神经等组织也可以捐献。
郑咏钊表示，器官捐赠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才能进行：一是经医学判定生命不可挽救;二是经医学评估器官可供移植使用;三是逝者生前没有表示不同意器官捐献;四是逝者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家属一致同意捐献器官;五是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
即使满足了上述条件，器官捐献也未必能最终成功。郑咏钊介绍，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是器官捐献者因各种原因导致脑死亡后，身体器官功能还能基本维持时。“如果没有呼吸，心跳停止，器官因为缺氧缺血等原因会很快衰竭，也可能会导致器官功能缺失，捐献失败。” 郑咏钊表示，目前全国的器官捐献成功率大概在30%。“器官捐献协调员首先需要抢时间，在患者去世前发现潜在的10个受捐献者，才有可能最终促成3例成功的器官捐献。”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4年来，郑咏钊与近200个家庭沟通过，最终成功协调了60多例器官捐献。
“与家属建立信任是最大挑战”
在没有跟进案例的时候，郑咏钊经常会到医院里的ICU、急诊科等科室走访，与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主治医生和家属沟通。郑咏钊告诉记者，即使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亲人的离去依然是家属最为难过的瞬间。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需要赶在病人去世前完成器官捐献的文书签署。
郑咏钊告诉记者，刚开始做协调员的时候，自己会遇到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的白眼、谩骂甚至威胁，他一度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随着工作的开展，郑咏钊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在合适的时机才去到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家属身边。当医生为这些家属做好思想准备之后，他才开口跟对方提出器官捐献建议。郑咏钊通常会跟他们耐心解释，当亲人已经脑死亡后，继续治疗只是用机器维持生命体征；但如果进行器官捐献，其亲人的器官还可以继续活下去。郑咏钊也表示，即便是遭遇潜在器官捐献者家属的拒绝，他也会询问原因，倾听对方的想法。
见多了生离死别，郑咏钊多了一份同理心。他告诉记者，当潜在器官捐献者被告知治疗无望时，其家属需要情绪上的宣泄。这时郑咏钊做得最多的就是倾听和陪伴，和他们共情，一起走过痛苦的阶段。
“传统观念依然影响器官捐献”
郑咏钊告诉记者，在协调器官捐献的过程中，往往会存在变数。“年轻人的接受程度比较高，一般五六十岁的潜在捐献者，其成年子女大都会同意捐献，但家里的老人可能会不同意。”郑咏钊曾协调过一个广西的器官捐献者，对方未婚未育，只有母亲是直系亲属。刚开始这位老母亲同意了捐献，但到手术前又反悔了，只能放弃。“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器官捐献能否成功，其家属会存在较大的变数。”
郑咏钊认为,传统观念依然是影响人体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年轻父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轻，对器官捐献的接受程度相对也较高。”他记得接触一个8岁孩子的案例，父母离异后孩子跟着母亲生活，有一回在楼梯玩耍时不小心摔下，送到医院抢救时已是脑死亡。为了让孩子“换一种方式活下来”，孩子父母都同意捐献其器官。
郑咏钊告诉记者，他经手的案例中，30岁~40岁捐献器官的人最多。“这些人往往因一场交通事故、一次工伤或一次突发疾病而离世。面对这些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协调员需要耐心和换位思考。”
在工作中，郑咏钊也遇到过一些温暖的人和事。他告诉记者，曾有一个肾衰竭的女士，被医院抢救过来，但后来脑死亡了。她丈夫深刻懂得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和家属有多痛苦，就强忍悲痛地决定把爱人的器官捐献出来，让爱人的肝脏和角膜继续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延续使命；还有一名退休老干部，在生前就已交代子女要在他身故后捐献器官，而在老人脑出血生命垂危的时候，老人的子女就主动联系医院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这位老人不仅生前就进行了器官捐献的登记，还号召子女全家也登记了。” 郑咏钊说。
全国器官累计捐献个数125171个
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2010年全国捐献人数仅34例，捐献器官为88个；而截至2022年8月24日，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全国实现捐献人数41456人，捐献器官个数125171个。从数据上看，我国捐献器官的人数12年来增长了超过1200倍。尽管社会认可度提升了,但这个数据与国内器官衰竭患者的需求相比还存在缺口。如郑咏钊供职的医院，目前拥有做肾移植手术资格、登记排队做肾移植手术的患者就有400多人，但每年只能解决40多人。
据广东省红十字会今年发布的消息，2021年度广东共有103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参加年度考核。郑咏钊介绍，目前其供职的医院有2个专职协调员和3个兼职协调员。而大部分医院的专职协调员都是从医护人员转岗而来。在成为专职协调员前，郑咏钊也是该院的一名医护人员。
郑咏钊表示，目前影响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主要还是社会的认可度。“目前不是协调员太少，而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太少。”他表示，人体器官捐献涉及人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爱心机构加入，共同推进器官捐献事业健康发展。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周伟良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周伟良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