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发行的“国学经典新绎丛书”《资治通鉴精选新绎》（四册）在京出版，为读者送来了一份夏日里的文化厚礼。

　　以史为鉴，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司马光领衔修撰的一部历史名著，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如今公认的中国流传至今最重要的两部历史作品，前有传记体的《史记》，后者便是《资治通鉴》。

相比之下，纪传体广载史事，各类史料按纪、传、表、志，分体著录，做到分而不散。《资治通鉴》则熔纪、传、表、志等材料于一炉，用编年线索加以贯穿，使之统而不分。如此述史，于中心突出之际，兼收包罗宏富之功，既便于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便于全面表现社会历史的概貌。此例之设，为编年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编年史书真正建立起了与纪传史书并驾齐驱的体制基础。

司马光为什么要编著《资治通鉴》？他曾写信向宋神宗说明原委：“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可见《通鉴》之修，实存在满足士子学史需要和提供君主治国借鉴两方面的原因。

由于前者，必须写成“举其大略”的比较全面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由于后者，必须强调政治史，以便从“国家盛衰”与“生民休戚”中引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借鉴，二者的综合，遂造成了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的述史体制应运而生。宋神宗慨然为该书作序，并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用了八个字评价《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资治通鉴》带动了编年史书的复兴，产生了贯通中国历史的编年史书系列，与纪传体全史交相辉映。司马光对中国史学的贡献，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历史地位。

　

　　一部关乎“治、乱、兴、衰”的史书

司马光的编著动机，决定了《资治通鉴》全部内容都落实在“治、乱、兴、衰”四字上，用今天的话说，是一部政治军事史。知往鉴今，其要在政治，《通鉴》的价值亦在于此。

衰替、乱亡之主，是司马光提供借鉴、警世的标识，在叙述中给予揭露和鞭挞。司马光发扬传统史学惩恶劝善的思想，应予肯定。

由于《资治通鉴》吸收《左传》《汉纪》，以及纪传史之“本纪”叙事的优点，在政治军事中关注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内容，因此《通鉴》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古代政治编年通史。

　　

　　从精品中挑选菁华，以时代精神碰撞中华传统文明

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本《资治通鉴精选新绎》的选本原则便是如此，本套书节选秦汉、隋唐两个历史时期，跨周（战国）、秦、西汉、隋、唐五个朝代，分为四册。第一册，讲述秦王朝的兴亡；第二册，讲述西汉盛世；第三册，讲述隋王朝的兴亡；第四册，讲述大唐盛世。四册合计节选 386 年史事，约占 1362 年史事 30% 的时段；原文共 47 卷，约 50 万字，占全书字数的 15%。

本套书所选秦汉与隋唐，恰是两个兴亡交替的改朝换代，也是中华民族两个极盛的时代，合称汉唐盛世。秦与隋，两个统一乱世的强大王朝，都是二世亡国，随后兴起的汉唐盛世，像是一个周期的重演。

本套书邀请到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任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大可先生作为选绎者。

张大可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秦汉三国史方向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200 篇，主要著作有《史记研究》《史记新注》《史记文献学》《三国史研究》《三国史》等，主编高校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等，并整理注译《史记》《资治通鉴》等多种，其中有六部学术专著获省部级优秀图书奖。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花费了19年的时间，而这套《资治通鉴精选新绎》的选绎者张大可先生，则埋首其中30余年，不仅逐句研读了《资治通鉴》原书，更对已经出版的《资治通鉴》白话译文做了剖析，对其他译本中出现的错讹不当之处进行了修订，并亲自选定了本套书的四册内容。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大可先生在《资治通鉴精选新绎》中，对选取内容进行了现代思维方式的评说，让《资治通鉴》的阅读心得扩展到现代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和治理学说之上，为现代读者创造了巨大的阅读和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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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吴波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通讯员： 高庆成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刘丽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