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吴擎

奥秋是一名美国高中生，17岁，孕期18周，“还没有做好成为母亲的准备”。

她决定去堕胎。

美国各州对于堕胎的限制不一。据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未成年人要在家长陪同下才能进行堕胎手术。但奥秋没有将怀孕和堕胎的消息告诉父母。

于是，奥秋试过自行堕胎，根据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方法，她给自己灌漱口水、大量服用维生素C，甚至生硬地用拳头撞击自己的孕肚，但均失败告终。

跨州堕胎，是这名高中生最后的选择。

一趟跨州堕胎之行所需要的手术费和往返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奥秋不舍得随意花掉为数不多的积蓄，其中一部分的钱，还是表姐从当兼职收银员的超市中偷来的。

在纽约的三天两夜中，她和表姐在地铁里、街头上度过了纽约的黑夜；饥饿时，在路边买便宜糕点和面包充饥；回家乡小镇的路费，是表姐与一名前来搭讪的男孩进行“陪玩”交易得来的。

最后，经历了令人筋疲力尽的检查、交费、问询、确认、文件签署等程序和手续后，在纽约的第三天，奥秋完成了堕胎手术。

这个故事，正是202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获奖电影《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然而，现实，远比故事要残酷。

当地时间7月2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俄亥俄州一名年仅10岁的女孩在该州被拒绝堕胎，此事引发民众激烈声讨。

据悉，该女孩曾遭性侵，已怀孕逾六周。目前这名女孩正前往印第安纳州进行堕胎。

10岁孩子遭遇这般不幸本已是人间悲剧，如今还要跨州跋涉寻求治疗机会。

何其荒唐，何其可悲。

为何？因为“新法”。

就在约十天前，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在1973年作出的“罗伊诉韦德案”（下称“罗伊案”）判决，重新将堕胎的立法权留给各州。这意味着，女性的堕胎权，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

“罗伊案”被推翻后，此前已通过“触发法案”的13个州，自动成为了禁止堕胎的州。根据研究生育健康和政策的古特马赫研究所分析，全美共有26个州禁止或限制堕胎。

“这一判决让美国的人权状况倒退了150年”，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美国总统拜登在讲话中说：“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国家女性的健康和生命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

“罗伊案”被推翻之后，美国女性个体的命运将面临何种困境？失去堕胎自由，是否成为失去更大自由与平等的开始？

科琳·麦克尼古拉斯像往常一样，提着她的电脑还有其他设备，准备进入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堕胎机构。

在楼下，她遇见了一位身穿粉色上衣女性。这名女性来自反堕胎阵线，她冲着科琳喊：“请好好想想你正在做什么，放下‘屠刀’吧，这些孩子不想在今天被杀死。”

听到这句话，科琳用右手捂着一边的耳朵，沉默地走进了大楼。

这种冲突场景，已成为了堕胎机构的日常。堕胎机构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亲选择派”（支持堕胎群体）和“亲生命派”（反对堕胎群体）之间斗争的前线，也是最先受堕胎相关法令变动影响的阵地。

科琳是圣路易斯地区计划生育协会的首席医疗官、堕胎手术的专职医生。在一周内，她有大约5天的时间都奔波在美国各州进行手术。在美国，1/4的女性会经历堕胎。对于科琳来说，为女性提供堕胎服务，是要帮助女性为她们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做出最佳选择。

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她清楚地感知到，堕胎在一些保守的州，变得越来越难，比如，她见证着密苏里州堕胎机构仅剩一家。2018年上映的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记录了这个时刻。

如今，“推翻罗诉韦德案”成为了现实。最高法院公布裁定结果的当日，密苏里州总检察长随即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自己签署禁令的照片，并说：“密苏里州刚刚成为全国第一个有效终止堕胎的州，这是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一天。”

这意味着，科琳所供职的密苏里州唯一一家堕胎诊所被迫关闭。紧随其后的，还有其他州。同样是“罗伊案”被推翻的当日，路易斯安那州境内三家堕胎诊所停止了堕胎相关服务。根据加州大学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预估全美目前790家堕胎诊所，恐超过四分之一要关门。

在最后一家堕胎诊所被关闭之后，密苏里州女性的堕胎选择，可能会转向邻近的伊利诺伊州。跨州堕胎，成为了生活在堕胎遭到限制或禁止地区的美国女性的选择之一。跨州的平均单程旅行约为444公里，是之前的六倍。

美国华尔街和硅谷的部分公司表达了对“罗伊案”被推翻的反对。盖茨基金会联席会长梅琳达·盖茨直言“罗伊案”的推翻是“严重的倒退”。她说：“一个从未保证性别平等的政府，居然深入到女性生活最私密的角落，告诉她对自己身体的选择权不再属于她自己。”

包括苹果、微软、迪士尼等美国企业表示，将通过提供医疗服务、财务支持等手段，捍卫及保护员工生育及堕胎权利。摩根大通将为其美国员工提供包含“合法堕胎”在内的医疗差旅费用。

但金融巨鳄和科技巨头们的福利无法覆盖全美国数百万的女性。科琳·麦克尼古拉斯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国家的堕胎护理基础设施已经非常脆弱。这是不可持续的，也无法承受数百万人为这种基本医疗保健而大规模动员的情况。”

像“奥秋”一样，在跨州堕胎的费用面前捉襟见肘的例子，并非个例。

亚历克斯是一位妈妈，多年来，她被困在一段受虐待的关系中。最后，她带着儿子逃跑了，并将新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攒钱供自己上大学的梦想中。

2019年时，27岁的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一个突然到来的意外将打破她对新生活的规划。她对纽约时报说：“我现在不能怀孕。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尽自己所能，给我儿子最好的生活。”

她从位于密苏里州东北部的家驱车两小时，来到伊利诺州的妇女希望诊所进行堕胎手术。进行堕胎手术的钱，是她从朋友处借来的。

与亚历克斯同事出现在妇女希望诊所的另一位女性来自圣路易斯州。她用于堕胎的560美元，一部分是她从医院总机接线员的工资中攒下来的。

当她来到诊所，被告知还需要另外一百美元用于血型配置时，她只能打电话给母亲，问：“我缺100美元，你能借给我吗？”

“不管一个州立了什么法，不管最高法院怎么判，只有贫困女性会受苦。”多年前，在《金斯伯格访谈录：RBG 给未来世代的声音》一书中，美国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早已表达过对“罗伊案”被推翻后的担忧。

古特马赫研究会在201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5%的堕胎者是为低收入女性，跨州堕胎的费用是她们难以承担的支出。

在美国，堕胎并未被列入到妇女投保的医疗补助计划中。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海德修正案》。该法案规定，除非在被强奸、乱伦或妇女生命受到威胁的极端情况下，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堕胎服务。

1984年，金斯伯格在一场演讲中对《海德修正案》提出了批评，认为此法案侵犯了贫困女性的平等权，她说：“如果最高法院承认了一个女人在生育选择上的平等地位，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会将这类公共援助案视为——借用史蒂文斯大法官的话来说就是——主权者违背了其‘公平治理的义务’的例子。”

或许对于那些能支付高昂的堕胎费用的女性来说，堕胎才算得上是一项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自助堕胎或地下非法堕胎可能成为了部分无能为力为堕胎买单的女性的选择。

Alyce Faye Wattleton曾为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主席。当她年轻时，她曾作为助产士，目睹着来自贫困家庭的妇女、尤其是非裔美国女性，为了终止妊娠而自己进行堕胎最后丧生的悲剧。

在上世纪60、70年代，许多女性会用衣架、刀或者在楼梯摔倒的方式进行流产。那时，每年有35万的女性患有并发症，其中5000名女性会死亡。在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中，一名年轻的女性说：“如果去流产，你必须花700美元，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找到一个愿意将衣架塞进你身体的人。”

今年5月初，当最高法院关于推翻“罗伊案”的“多数意见草案”被泄露之后，在美国街头出现了许多示威游行。人们高举衣架或铁丝网，警示着世人，不要忘记这段血淋淋的女性堕胎史。

“罗伊案”被推翻之后，一些为美国女性提供远程自助堕胎服务的个人和机构悄然兴起。如今，要实现自助堕胎，借助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的白色药丸就可以实现。但目前已经有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的至少19个州禁止使用远程医疗进行药物流产，或者要求这些药物需要医生的处方甚至是医生在场才能获取。

艾米 · 哈格斯特罗姆 · 米勒是德克萨斯州Whole Women's Health诊所首席执行官。她曾看到一名妇女一次性购买了50片米索前列醇，但并不知道服药的用量。不安全堕胎，将导致孕妇死亡。

根据柳叶刀全球健康数据，不安全流产占国际孕产妇死亡总数的4·7%至13·2%，死因通常是包括子宫穿孔、出血和感染等并发症。美国全面禁止堕胎可能导致所有孕产妇死亡人数增加约21%，黑人孕产妇死亡人数增加33%。

美国众议院议员埃莉诺·霍姆斯·诺顿在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中说：“如果连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都没有，其他的权利怎么保证？”这句话在多年之后一语成谶，“罗伊案”的推翻，或许成为美国女性失去更大自由和平等的开始。

2017年时，阿拉巴马州一名16岁女高中生怀孕了，她想堕胎，但男友马格斯恳求她将孩子生下来。女孩拒绝了马格斯的请求，在怀孕超过6周后进行了堕胎。

马格斯了解真相后，起诉了女孩所服用堕胎药的厂家及堕胎诊所。而该州麦迪逊县法官允许马格斯将被流产的胎儿列为原告，马格斯代表这个胎儿进行起诉。

虽然此案后来分别在2019年和2020年被郡法院和州法院驳回，但正如时任美国全国堕胎权利联盟-美国支持选择 (NARAL Pro-Choice America)总裁Ilyse Hogue在推特中所说的，该诉讼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案件”，将女性的权利放在“第三顺位”，置于使她怀孕的男人和她流产的胎儿的权利之后。

女性各项权利的平等，是堕胎议题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上世纪60年代，一些反堕胎组织曾高举“性别平等”的大旗为反堕胎呐喊。他们认为，反堕胎是性别平等的一部分，堕胎合法化将导致男性对女性性行为的更加不负责任，提倡在反堕胎之后，应该通过更多法案来保障女性在接受性教育、工作机会与照顾婴儿等方面的权利。

但事实上，在“罗伊案”被推翻、女性堕胎自由失去宪法保护之后，她们实际面临的处境，可能会跌落至更加不平等的境况。

人口统计学家戴安娜 · 福斯特主持了一个长达5年的研究。该研究追踪了近千名寻求堕胎的女性。研究显示，被拒绝堕胎的妇女失业率是获得堕胎妇女群体的4倍，处于全美贫困线以下的几率是后者的5倍，被拒绝堕胎的女性背负更多债务，身体与精神健康风险增大，她们生活在贫困中，并难以全职工作。

“罗伊案”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只关乎堕胎与否。1973年，当“罗伊案”在美国最高法院进行时，“罗伊案”代表律师萨拉·威灵顿面对美国最高法院九名男性大法官，她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堕胎。我们不想让法庭规定堕胎是对的，或者在任何情况下是对的。我们在这里，是要支持女性选择继续或终止妊娠的权利。”

50年后，在“罗伊案”被推翻的当下，作为“罗伊”本人的诺玛·麦考维已经逝世5年多。纪录片《化名罗伊·简》回顾了诺玛出身底层、三次怀孕的悲惨遭遇，记录了她以“简·罗”的化名在“亲选择派”和“亲生命派”之间来回横跳的戏剧化人生。

人生的最后阶段，诺玛面对镜头作临终忏悔。她说：“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在堕胎。如果这只是女性的选择，而且她自己选择了去堕胎。那么，这个选择就应该是安全的。‘罗伊案’拯救了女性的生命。”

    编辑 | 煎尼

排版 | 杨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