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身上，
凝聚着岭南文化乃至
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
他的精神遗产，
对于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出家到从军，
这位伟大诗人的一生有多精彩？
谈起岭南文化，
屈大均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
他是明末清初的伟大诗人，在岭南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位列“岭南三大家”之首。同时他又是坚强不屈的抗清志士，气节深受后人敬仰，乃广东开风气之先的精神血脉。
“岭南三大家”之首屈大均画像（资料图）
5月25日下午，第十一场“岭南文化新讲”在广州楠枫书院开讲。活动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先生主讲，文史学者罗韬先生主持，一起带领听众深入屈大均的经历和作品当中，探究这位伟大诗人的生命张力与文化贡献。
活动现场
其作品：岭南情结与文化大省风范
董上德教授谈到，很多广东人其实不太愿意出省，而屈大均却是个例外。植根岭南，心系中华，这是屈大均的文化自觉，是他生命张力的又一体现。
屈大均一生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广东新语》《广东文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录》等等。其中《广东新语》是他的传世之作。
《广东新语》
《广东新语》全书共二十八卷，每卷述事物一类，即所谓一“语”，如“山语”“水语”“诗语”“文语”等等。其内容包括广东的天文地理、经济风物、人物风俗等方方面面的资料，是一部有关广东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史料价值甚高。
同时，《广东新语》又不只是一部工具书，它更承载了屈大均深深的家国情怀和岭南情结。
屈大均书法作品
在评价函可和尚时，屈大均写下这样一段话：
“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
字字泣血，长歌当哭，从中不难感受到屈大均身为“遗民”的极度痛心与悲愤。罗韬先生评价，《广东新语》虽是百科全书的形式，但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内涵褒贬、严于鈇钺等笔法，文笔绝不亚于唐宋铭文。
其精神，于文化强省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屈大均生于斯，长于斯，对岭南大地充满热爱与敬意，对岭南文化充满自信和底气。他编写《广东新语》《广东文集》《广东文选》等著作，都是为了让广东以外的人更好地了解广东。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屈大均的岭南情结与家国情怀是融为一体的。他在《广东新语》里写道，从广东之内其实可以看到广东之外。他心目中的岭南文化，不是“岭南的文化”，而是在岭南成长起来的，与中原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形态，有着丰厚的中华文化基因。这是一种很纵深的历史感，是非常了不起的。
董教授说，屈大均的精神遗产，对于当前广东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文化强省建设不是一日之功，而是深深植根于岭南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土壤，我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在屈大均心目中，广东就是文化强省。”另一方面，岭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屈大均高度的文化自觉，也是我们必须把握住的文化脉络。
那么，屈大均的文学史定位应该如何看待？从横向看，他是清初有全国影响力的一位大诗人，这是当时学界权威人士沈德潜、王士禛等人一致认可的。若只将他视为广东诗人，其实是不到位的。从纵向看，屈大均是两千年来岭南文学的一面旗帜，张九龄之后就是屈大均，再无能出其右者。因此，研究岭南文化，屈大均注定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
《屈大均》董上德著
其人生：从“逃禅”到从军，浓厚之家国情怀
屈大均明崇祯三年（1630年）生于广州番禺。他14岁那年，正逢甲申之变，清军入关，各地抗清形势风起云涌。但此后数年里，他的老师陈邦彦抗清失败遇害，父亲去世。为了避祸，清顺治七年（1650年），他选择了“逃禅”，到番禺海云寺出家为僧。
对于“逃禅”，屈大均有一个说法叫“以死为寿”。他把自己的住所也命名为“死庵”。他写道，“日死于夜，月死于昼”，可见所谓的“死”其实是“隐”。潜龙勿用，“就当我死掉算了”。在当时，这也是许多遗民士人的共同心态。
但屈大均的“逃禅”，在“死”和“生”之间充满了辩证的张力。他内心仍是儒家底色，而且他自认屈原之后，满怀救亡之志。他的“逃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为了寻找流放东北的抗清志士函可和尚，屈大均走出广东，踏上云游四海的旅途。
他到南京，拜谒了明孝陵；在北京，他登上景山祭奠崇祯帝；特地赶赴山东，只为拜访一位崇祯帝的乐师；在廊坊，他又拜祭了抵御外族的晋朝名将刘琨……从他踏过的足迹里，留下的诗句里，不难看出他内心深处的血性，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
屈大均画像翻拍
其诗文：屈大均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屈大均不仅以诗文追念故国，更亲身投入抗清斗争。他少时拜陈邦彦为师，既读经书，也随老师历练沙场。出家为僧期间，他仍坚持攻读兵书。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反清，他又赶赴广西投入吴三桂军中。后因对吴三桂失望，加之复明无望，心灰意冷的屈大均辞去军职，回到家乡广东。
对于屈大均的从军经历，董教授指出，这是屈大均人格与文格浑然一体的体现，尤为难得。这一文一武之间的张力，也是屈大均人格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韬先生也谈到，明末有的文人看似很有节气，却未能付诸行动，因此历史评价不高，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死而已，于事无补。屈大均则是一个彻底的“行动派”。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屈大均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董上德教授，秦颖摄
董上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古代戏曲史和小说史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岭南文学艺术》等。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史》辽西夏金元卷主编兼主撰。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屈大均》《苏曼殊》等著作。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吴波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通讯员： 吴启东 董芳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戴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