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一类机构游走在“书院”和“祠堂”之间，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

如果说官办和官商合办的著名书院为广州地区的学子，特别是已经相当出类拔萃的“精英”们提供了高水平的晋身平台，同时伴随着极其严格的选拔机制和更加高远的学术追求，那么这类“又是祠堂又叫书院”的机构，则更多地带有传统社会中宗族互助、光宗耀祖的朴素愿望。同时，它们也与本地发达的商业网络、商业精神息息相关。

并非每一个传统社会中的读书人都能在功名或学业上有所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学子来说，年轻时代在这地远人生的省城之地中能便捷地觅得一处暂时的栖身之所，不仅可解决应考的迫切需要，也可以感受到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亲情与冀望。在广州的大小马站、流水井一带，曾经聚集了数以百计的这种类型的“书院”，曾被一些研究者和媒体称为“全国最大的古代书院群”。今天，这里的许多“书院”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余下的不多几座，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庐江书院：变身闹中取静的岭南金融博物馆

作为以岭南地区金融为主题，收集、展览、金融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华南地区首家综合性金融博物馆，位于越秀区西湖路流水井29号的岭南金融博物馆地理位置可谓优越。2018年，它在全国开创性地采用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运营机构，创新了国有博物馆运营的新模式。馆址就是当年的庐江书院，又称何家祠。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之前的“双重身份”。

庐江书院毗邻北京路、西湖路、教育路，占地面积约19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300平方米，属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岭南金融博物馆陈列研究部负责人苏慧颖介绍，书院建于1808年，已有200多年历史。其建筑群落主要由堂屋及附属东西试馆组成，堂屋主要功能为何氏宗族的公共活动场所；两旁附属东西试馆是提供给宗族子弟赶考科举的临时落脚点。堂屋又可称为正祠，为一路三进三开间门堂式 ，分前堂、中堂、后堂。

“《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塾是古代礼制的体现“，苏慧颖说，”庐江书院的塾分为塾台、塾间。塾台位于大门左、右两侧, 功能是大型祭祀庆典活动时的鼓乐台。进入大门，分布在东西两侧的小房间为塾间，主要提供给宾客休息或作储物室。“庐江书院的塾台位于堂屋两侧，采用须弥座形式。

 苏慧颖介绍，海洋与水利的便捷，使明清时期广州聚集了众多富商大贾，号称“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众多小商人团体亦随之而起，“广城之家，大小俱有生意”“持一二钱之货，辗转交易，可以自肥”。 人口流动、五方杂处。大家开始寻求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拓展在本地发展的基石，“南海省会首邑，京差使客，往来络绎不绝，所需公馆，一时租赁维艰”，于是，“商人、宗族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创建了一个个功能性的地缘联盟组织——合族祠”，成为各族立足省城的重要据点。广州、肇庆十几个何氏宗族共同出资，筹得数千金，清嘉庆十三年（1808）在此建成为书院。“早期的族人约有86房，后来发展到157房。这里的房，并不是实体性宗族之下的分支，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宗族通过付出一笔加入经费而获得书院成员资格，即所谓的‘房份’”，他介绍，组成各房平时“不相闻问”“悬州越县”“不数相往还”，多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房份’最直接的物质体现便是围绕在堂屋周边的东西试馆，由一间间小屋组合构成，上下两层，占地面积约为10-15平方米不等，各小屋的门楣由麻石砌就，刻写出资的宗族房系。它们目的是作为各地宗族子弟科举赶考的临时落脚点。”所以说，所谓“何家祠”，更确切地应该是一个强调社交功能的空间，与通常意义上的宗祠有所不同。

庐江书院也非常注重科举功名，在其管理规定中写明：“各房子弟新登文、武科第，又赴祠谒祖者，奖花红银一两；恩优拔副岁贡生，奖花红银一两；南北乡试举人，奖二圆；解元，奖三圆；进士，奖四圆；会元，奖五圆；翰林，奖六圆；榜眼、探花，奖八圆；状元，奖十圆；副将至提督，奖四圆。钦赐科第亦照此办理。”又规定：“各房兄弟子侄到来赶科考试，入房居住、务必安静，不许聚赌掷骰、抹牌猜枚、吹箫弹唱。每逢场前夜宿、场期作文之日，亦不许喧哗扰乱。倘有犯例，即许值事召集各房矜耆重责；如不悔改，可将其革出该房，永不许入房居住。 ”

创立后，何家祠曾在清道光十九年（1839）和清同治二年（1863）经历两次重修，在光绪十六年（1890）再次倡议重修。乾隆年间因禁办合族祠，因此取何氏郡望庐江，改名为“庐江书院”。

2019年4月11日，岭南金融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共分为货币、银行、传统金融、证券、保险、对外金融、广州金融等七大展厅。时间上限最早追溯至南越王先祖政权建制之时，下限至2018年，宏观展现与岭南金融有关的重要史实、事件、人物及相关文物。

馆舍虽然不大，但是在保持文物本体旧貌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的博物馆内部空间布局非常优雅舒适。穿行在展厅中，时时可见阳光从天井中舒缓地洒下来。连通各处的廊庑延伸出精巧变化的行进线。置身其中，与其外喧嚣的北京路仿若两个天地。可以想见，在当年，那些从广东各地风尘仆仆而来的年轻人们，一定曾在这里的阳光里，或雨声中感到过片刻的安宁。于他们的人生而言，这三尺斗室既充盈着希望，亦平复着心境。

游走于“祠堂”和“书院”之间

“龙藏流水井，马站清水桥”，老的建筑很多还在。很多广州的老居民仍然能讲述早年西湖路附近龙藏街、流水井和大、小马站书院故事。有人说之所以称为“马站”，也是因为这里当年祠堂书院成群，每逢科举，读书人聚集于此，需要有地方放马，所以建立“马站”，类似今天停车场。官员使用的就是“大马站”，其他人使用的就是“小马站”。也有说大、小马站系同一驿站的两个功能区，依面积大小而得名。

这一带古书院的开始形成于清康熙年以后。雍正十一年( 1733) 以后，政府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一方面继续加强控制，一方面也积极提倡，确认书院是“兴贤育才之一道也”。此后广州书院数目大增，建设规模逐渐达到历史顶峰。

苏慧颖指出，省城广州五方杂处，商人群体以及城乡宗族寻求重新缔结各种社会关系，整合各自资源优势的方式是联宗，整合的场所是合族祠。合族祠为乡村宗族提供了在省城广州开展诸如贸易、纳粮、诉讼、考试的落脚点，也为资源整合、提升宗族社会地位、搭建城乡联系网络提供了一种基层运作模式。

在当时，“广州人尤好学，聘名师，训子弟，不惮远道，不惜重修，一 家 之 力 不 足，则联数家数十家而集其成。”大小马站书院群一带“云集了数百家以姓氏命名的书院、书室、家塾，或称家祠之建筑群体，如考亭书院、庐江书院、冠英家塾等，街巷连片，其面积达 3 平方公里，在全国实属罕见”。

我们如果把这些书院标在当时的广州城图上，就能看到以它们实际是围绕着广州当时的教育中心区分布。这里距离位于今越秀区药洲遗址的广东提督学政署很近。提督学政署主管全省文教，类似现在的教育厅。以之为中心，周边分布了三个学宫、五所省级书院、一所府级书院、两所县级书院。此外还有大量教会办、合族祠办的书院，构成了一个层级的书院教育网络。

在广州文物普查过程中，这一带仍能寻觅到平所书院、谢氏书院、赖氏书院、江都书院、三益书院、关家祠、周家祠、曾家祠、见大书院、冠英家塾、考亭书院、庐江书院的旧迹。辉煌的过往虽然沉淀在当代都市的喧嚣中，仍绽放着光芒。

考亭书院渊源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朱熹以及他的父亲在闽北建有多座书院，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建在福建南平市建阳区麻阳溪畔的考亭书院。广州的这座考亭书院当然不是那一所。它为朱家后人所建，位置在流水井35号。虽然原有的建筑保存不多，但整体格局变化不大，最为吸引人的是书院的奎楼，是这一带现存最高的和最完整的奎楼。上面刻着“文明大启”四个字，对面供奉着朱熹像。书院的大门建在奎楼之下，高檐高达五米。据《粤桂朱氏源流》载，广州考亭书院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1）。宋末元军犯宋，朱熹第六代孙朱文焕官至大理寺平章事，随军南迁，战死于广东清远。他的两个儿子在当地定居，另一个儿子迁到新宁（今台山），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发展成为大族。当时新宁属广州府范围，朱氏家族于是在广州府学不远的流水井筑起这座书院，也取名“考亭”，又称朱家祠。除了纪念先祖，也服务于朱家举子赴省或京参加会试或殿试。书院规定本姓人中举人以上的，必须接受紫阳书院（紫阳是朱熹别名）的奖赏，参加在这两院举行的祭祀仪式。这种做法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取消方终止。

有研究者指出，广州合族祠书院颇有价值，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建筑研究和意义，反映出对一个时代经济、文化风貌的认识。

陈氏书院：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而合族祠“书院”中今天最负盛名者，要数陈氏书院，也就是俗称的陈家祠。这座建成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建筑位于西关连元大街，是少数建在城外的同类建筑。陈氏书院现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是6000余平方米，是一座“广五间，深三进”，廊庞相连，又以庭院相隔的装饰精美的建筑群。它至今仍然得以完好保留，不但被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还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人们观赏广东民间手工艺品最佳的集中地之一，几乎收藏全了广东民间手工艺品的整个谱系。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黄海妍在《清代以来广州城中的合族祠——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氏书院为例》中指出，陈氏书院供奉的据载是传说中的汉代“太邱太祖”，相传其后代散布于广东各地。到了清代末年，一些陈姓族人倡议在广州买地建造陈氏书院。他们发信至广东各地，号召各地陈姓宗族踊跃捐资到广州建造祠堂。据说当时广东七十二县中的陈姓宗族都有捐款参与。作为捐款的条件，他们可以将本身宗族的祖先牌位放进陈氏书院，“这些来自广东各地的陈氏宗族虽然将牌位放人陈氏书院内供奉，但他们相互间并没有系谱关系，而且他们也没有刻惫地去重建系谱。”而“陈氏书院在兴修时，倡办者也声称是为各地陈姓族人前来广州城应考科举时提供落脚的地方，在其两侧东、西厢房的梁柱上还装设有间隔机关，可将厢房间隔成数小间，供人居住。”

黄海妍指出，清初广州因战争原因，城中已缺少累世大族，宗祠随之凋败，代之以各地同姓族人合资在省城广州建造的合族宗祠。这类为数不少的合族宗祠也因为“多把持讼事,挟众抗官”而在乾隆年间被广东官府禁毁,为了能够继续在广州城中保留下来，许多宗祠以“书院”以应付官府的禁令。这就是姓氏书院的由来,名为“书院”,实质是合族大宗祠。之后各姓宗族纷纷在省城广州建立以“书院”为名的合族大宗祠,以方便同姓子弟前来省城应考科举时居住。它们以“书院”“书室”“书舍”“试馆”等名义“改头换面”。

除了应考之用，这种“书院”有时也让那些为合族打官司或为各房运粮的族内子弟暂时居住。在陈氏书院，平时也将首进大厅、中进聚贤堂以及后进神龛之外的厢房和斋房等出租，以维持日常用度。但这种出租有严格的管理和限制规章。所以它们对各房子弟进行系统教育，时时上课读书的学校功能应该说是不足的。

黄海妍也指出，陈氏书院虽然不能算是读书课试的宗族学校，但“从其对绅士身份的重视，从书院内悬挂的对联，尤其是从书院中精美的各类建筑装饰中，随处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劝谕、鼓舞族内子弟发奋读书以求高中科举，进而加官进爵的教化气氛。可以说，教化的功能是陈氏书院作为合族大宗祠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

例如那副“道攒太邱星聚一堂昌后世,德邻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的对联，不正是希望借助不远处的广雅书院的声名，使前来应考居住的陈姓子弟也能获得如广雅书院生员所取得的成就吗？

1905年，清政府取消了科举考试制度，对合族祠书院造成巨大冲击。不少合族祠纷纷将试房出租或转为商铺。一些合族祠还利用现代的机构管理模式革新内部的治理，在合族祠内办学、公开招生也不鲜见，甚至还引入了股份和信托的概念。

 离庐江书院不远的浩然书室记录了当时募捐的情形：“既尽义务，斯享权利，且权利与世代俱永……惟施行董事规制，分权行事，公开出纳，保管乃周。两年一届祭祀之期，即按主分派存款之日，分派而外，仍留公职。公私两益，同臻繁荣，谓为吾家储蓄夹万固可，谓为股份实业公司亦可。”而在宗祠的“尝业”的管理和租金的收取方面，浩然书室也规定：“则授权于信托公司，或托银行代收，亦无不可。 ”可见，使用现代的经营管理模式来管理这些“书院”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少合族祠成为了平民寄居的场所，而且也有不少合族祠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在漫长的岁月里，许多合族祠书院“堂宇摧毁，斋阁倾移无居人”，渐渐地不复存在了。而存留下来的少数，正被今天的人们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以各种形式再度回归到大众视野之中。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维宣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维宣 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