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不久前编制出版的《洋画 羊城 洋风》一书中，刊载了一批非常有趣的馆藏外销画。
这批画的画面上是十分写实的花卉、鱼类和贝壳，即使在大量借鉴了西洋绘画技法和风格的外销画之中，它们也显得格外出挑。馆方专家表示，这是“博物画”。
博物学是研究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学科，主要集中在对动物、植物、矿物、生态系统等所做的宏观层面的观察、描述、分类等方面，涵盖了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自然文学、动物行为学、保护生物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今天大家熟悉的“博物馆”的诞生与发展，就与这门古老的学科息息相关。而博物画，正是与博物学相关的绘画。
对大自然的观察，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东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传统中各有不同的表现，如中国就有节气、物候等体系。但就“博物学”这个名词而言，是一个“舶来”的概念，与欧洲的学术和大众传播传统分不开。所以在帅府纪念馆收藏的这批“博物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印象中的中国绘画大不相同的世界。
巨细无遗的描摹让人可以分辨具体的物种
在这批画中，我们能看到一套绘制于19世纪的花卉图，纸本水彩，共6幅。纪念馆方面并没有注明每种花的品种，但从花形、叶形及形态比例等方面判断，似乎有栀子花、夜来香。画家精细地描绘了花瓣、花蕊、花萼、花苞、叶脉、枝条等的细节，一些画甚至对正在枯萎或者破损的叶片也高度还原地画了下来。
另一套由顺呱（Sunqua）画室出品的海螺、贝壳主题水彩画也非常精美，共12幅，每幅画中安排了5-6枚螺类或贝壳，构图总体呈现均匀、齐整的排列，每枚螺都是壳口朝向画面前上方，双壳贝类则基本都是壳外侧朝外。各种螺、贝的特征非常清楚，一些品种，比如骨螺和一些可能是蛤类的贝类壳上的棘刺，虽然细小且繁多，也很有耐心地一笔笔画出来。如果有相关领域的当代研究者指点，相信可以很容易辨认出具体的种类。遗憾的是，这些画作的作者自己似乎并不掌握各种螺、贝的准确名称，如唯一的一张标注有文字的画作中，对于三种显然不同种类的螺，旁边均只标了一个“螺”字，另外画中还有“蚬”“花髻螺”及未标注名称的螺类各一只，这或许与当时人们缺少近现代物种分类的知识有关。
顺呱是广州番禺人，在19世纪30年代的广州洋画（即用西洋画技法来表现中国风土人情主题的画作，外销画是其中重要的品类）圈里已经有较大名气，创作了大量不同主题的贸易画。馆方指出，他的船舶题材画最为精美。但我们也能发现，他的画室在这套海螺、贝壳题材画作中表现出了不次于船舶画的造型能力和细节把握。
而另一些画作虽然造型能力上似乎有所下降，但能看得出作者仍在努力把握不同物种间体形、颜色、斑纹等的差异。比如一组大致以三条为一页的鱼类画作，不但鱼身线条、鳍的形态、鱼嘴形状这些显著的特征画得很用心，鱼鳞、侧线这些细节也没有马虎，还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无鳞鱼，如鲇鱼，以及有鳞鱼。
遗憾的是，这些鱼图还是没有标注精确的种名，而且造型上显示出了一定的雷同，我们只能根据它们的样子大致猜测：这条可能是黄脚立，那条可能是巴鱼，另外那条可能是长嘴鱼或者针鱼。馆方专家们也表示，随着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动植物画的需求增大，原来以科学标本为目的的博物画，“逐渐发展成与其他洋画一样的纯粹的外销装饰艺术品”“构图简单、颜色艳丽，无论是科学价值，还是绘制技艺，都无法与以科学标本为目的的博物绘画相比”。
西人曾雇广州本地画家绘制科研用博物画
外销画中的博物画与西方科学界对于中国研究的深入有关。“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家将视线转向了东方，积极寻找新的物种”，《洋画 羊城 洋风》一书中指出，“欧洲植物学家或随商船到访广州，或请求到访中国的西方人帮其带回中国植物样本，包括植物的种子、标本或植物画等。正是有了这样的需求，广州的画家们纷纷画起了带有植物标本色彩的博物图。”
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持续开放的大港，广州在接触西洋观念方面素来快人一筹，也成为中西方物种交流的重要桥头堡。如柑橘中的许多品种由葡萄牙人在15世纪起陆续由广东、福建等地引种到欧洲，曾被认为是“传说中的花卉”的牡丹在1787年最早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杜肯在广州收集送到伦敦邱园，不少菊花的品种也是在19世纪初期经由广州花地等地传入欧洲。
需求造就了市场，市场驱动了技术。一些研究表明，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都曾在广州雇佣本地画家绘制用于科研的博物画，这些画作目前主要保存在伦敦的相关机构之中。学者吴彩好根据伦敦V&A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外销画指出：“绘制的图画都有一段完整的枝叶、花卉、果实，还有些有种子的剖面图，花卉的各部也逐一清晰描绘……以这种方式绘制植物，在传统的花鸟绘画中还是首次。”
但我们仍可以推测，由于缺乏深厚丰富的相关领域学科背景的支撑，很多画师在绘制这些画作时，对于动植物分类所涉及的各个关键细节可能并无深刻认识，加上长期创作习惯的影响，以及有限的交货时间，“合理”的想象和发挥也会是存在的。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愈到后期，博物图画的装饰性功能愈强，后成为纯旅游工艺品，与早期带科学标本性质的博物图稿不一样，有些甚至出现了花篮等喜庆图案。”在这些渐趋图式化的作品中，长居广州的我们可以辨认出柿子、石榴、橘、梨、佛手等本土水果，但对于远隔重洋的欧洲人来说，面对这些图像，是否能在脑中形成准确认知，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博物画”与传统工笔花鸟画以及岭南画派有什么关系？
乍一看，洋画中的博物画与中国传统的工笔写意画有些类似，但它们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因为博物画采用的明暗、透视等技法，与工笔画的画法有很大区别，更因为它们在表达中所传递的意图，以及呈现的重点有着本质的区别。工笔花鸟画本质上仍是追求韵致、意境、气氛表现的路数，更加强调画面的美感和平衡，表现自然却又不照搬自然；而西方的博物画因为科研和传播的需要，更注重展现动植物、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注重对于实景的描摹。诚然，一些西方博物画因为意识形态和画家立场的原因，对所表达的对象也存在着刻板化、脸谱化、节选化表达的问题，但其对于人体、地理、气象等要素的描绘，通常是符合科学视角的。这种表达方式应该深刻影响到了洋画中的博物画。如果将这些仍旧带有不少中国传统绘画方式、程序的画作与时间上差不多的晚清广东画坛大家“二居”那些以“写生”著称的画作相比，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所以，中国传统中更类似于西方博物画的，应该是在《农政全书》《质问本草》《植物名实图考》等实用类著作中的那些插图。
清朝学制改革后，博物学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如《奏定中学堂章程》就规定：“凡教博物者，在据实物标本得真确之知识，使适用于日用生计及各项实业之用，尤当细植物、动物相互之关系，及植物、动物与人生之关系。”清末创刊于上海的代表性学术刊物《国粹学报》在1907年增设“博物篇”栏目，广东顺德人、诗人兼博物学者蔡守为栏目绘制了所有的128幅插图。据学者程美宝的研究，这批画包括哺乳类动物、鸟类、鱼类以及多种花卉和水果，“严格来说，蔡守这批博物图画，论准确和形似，与当时西方的博物学绘图都有一定距离，他所有花卉和水果绘画都没有附设解剖图，部分的动物绘画更加上草木山水等背景，使之看起来更像一幅艺术性的绘画。”蔡守对他绘画的某些本土的动植物，应该进行过直接观察和搜集采样，同时也应该参考了某些西洋的动植物学著作。程美宝认为他的博物画技法体现了当时岭南一些画人实用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倾向，“而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以广州为中心，在一个中外文化交汇的语境里渐次形成的。”
有趣的是，当时西方人从广州引种植物和绘制博物画的地点，往往就是在行商花园之中。所以这些没有在岭南经典画史中留下姓名的“行货”画家们，很可能与当时知名的文人和艺术家群体有着时空的交集。
据学者陈滢的研究，岭南画派开创者之一的高剑父早年曾热衷绘制博物图画，并认为他以这种科学图画为参照，对中古古典的院体花鸟画从自然中写生、格物究理的传统中重新发现与诠释，开始其‘艺术革新’的探索。她指出，蔡守和高剑父的这类作品“依稀可见18、19世纪外销欧美的岭南植物画的影子”。而广州艺术博物院研究馆员翁泽文在《高剑父画稿概说》一文中记述：“高氏还提到自己曾经‘东渡美浓国，入名和昆虫研究所毕业’”。这位中国画坛巨擘对观察、研究和描绘昆虫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也曾明确提出“集合古今中外画学之大成，加以科学的意识，共冶一炉”。
当然，岭南本土绘画中的写实精神也有本土文化的因素在，并非仅仅源自外来。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互动。所以当今天我们回头看帅府纪念馆收藏的这些外销博物画，也可以有一些更加本土的、地方性的视角，以使我们更好地认知、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片热土。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陈莹
图/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谢育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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