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 新使命——第十二届广州学术季”于10月起至12月在全市展开，共有七大系列77场活动。

1937年6月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访问延安，写下两本“延安笔记”，直到1973年才在美国出版，而后“默默无闻”40多年，今年6月中文版才首次在国内问世，这84年间发生了什么事？作者笔下如何描述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2月11日下午，由广州市社科联主办的第十二届广州学术季重温红色经典阅读活动在学而优书店举行，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倪秀华与读者们共同品读这本《1937，延安对话》，从美国学者的视角，回望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市社科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谭晓红现场致辞并作小结。

西方人写延安，最为著名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写于1936年的书传播范围广、时间长，已经成为红色经典。而本场讲座的主角，斯诺的好友，经他介绍去延安的毕森和这本《1937，延安对话》，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同样的题材，差不多的时间，它们之间有何不同？倪秀华介绍道，与斯诺记者的身份不同，毕森是一位学者，这导致两本书首先在内容侧重点、写作风格上就有了区别。

毕森与《1937，延安对话》

1937年初，毕森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笔研究经费，3月底，他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访华。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这次延安之行，毕森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国共谈判究竟要朝哪个方向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经过长达十年的内战（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全国抗战前夕的时段），是否真能为阻止日本进犯而摒弃前嫌、求同存异建立统一战线？带着这些的疑问，在延安的三天四夜里，毕森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将与他们的对话如实记在了两本笔记本上，同时记录下的还有往返延安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大量的照片。

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交谈中，毕森抛出了关于陕甘宁边区政策、中共军事力量、国共合作、国际关系、中国前景等一系列严肃问题，令他吃惊的是，中共领导人们的回答相当坦诚，对中国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对抗战前景充满信心。毕森问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的阻碍因素时，毛泽东明确指出：“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团体，可以看到来自三个源头：一个是国际上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个源头，是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亲日派，还有社会主义阵营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第三个危险因素，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我们应该观察得到，抗日战线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步伐”。对此，毕森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 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从毕森对延安之行的真实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倪秀华说。

在书本之外，倪秀华搜集了大量资料，抽丝剥茧般地梳理了毕森和同往延安的欧文·拉铁摩尔等西方学者此后对延安和中共的支持、援助，以及《1937，延安对话》一书艰难出版之路。回到美国后，相继在高校任教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毕森始终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抨击美国对中国乃至亚洲事务的干预。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国会上也直言不讳，最终招致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远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 并成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这场延安之行的笔记则被存放于友人家中，直到1973年尼克松访华后方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2019年，在滑铁卢大学的中国学者李彦偶然得知毕森其人其书，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当代》上，引起了编辑的重视，后在多方协助、推动下，终于获得《1937，延安对话》的中文出版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今年正式出版。

现场互动答疑

倪秀华总结道，毕森的经历与《1937，延安对话》这部著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胜利的必然性证明，也为当下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思路，并对传承弘扬延安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启示。

【图文：信息时报记者 李晓雯】

 通讯员 许琦

【编辑：李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