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国胜

每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克洛伊跟神父见面的时候，那个教区大厅的走廊里。

克洛伊7岁那年的一天，她跟神父在走廊相见时，神父要她跪在自己坐的椅子前，她的头和神父的下体相对，神父又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头上，做出宽恕的手势。

克洛伊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问神父，他没说话，却发出一些让克洛伊觉得奇怪的声音。同时，克洛伊看到神父的另一只手在法衣下做着奇怪的动作。

事罢，神父又用那只放在她头上的手为她施行赦免的圣礼。此后，这样的事情每月都有一次。

到克洛伊八岁时，神父不满于对着克洛伊自慰，而是将克洛伊的头放在自己的法衣下，强迫她为自己提供性愉悦。

之后，事情愈发严重。在一次圣餐中，神父让克洛伊去拿铅笔。她出去后，神父跟在后面，在一条远离同伴的黑暗走廊里，神父截住克洛伊并强奸了她。两天后，他用侵犯的手，给克洛伊递“神圣的面包”。

克洛伊是法国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事件中的一个受害者，10月5日，在法国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受害者“证词报告”中，克洛伊回忆了自己幼年遭遇的侵犯。

触目惊心的是，在过去70年间，法国有21.6万名跟克洛伊一样的儿童，遭到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性侵犯。这意味着，过去70年里，平均每天有8个孩子遭到侵犯。

11月6日，法国120名大主教、主教以及其他神职人员跪在教堂石阶前。他们前方是一个名为“哭泣儿童”的摄影展，它用来纪念过去70年遭受法国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犯儿童们遭受的苦难。

法国主教团会议主席博福尔率领一众神职人员下跪忏悔，并承认是教会的纵容导致此类恶行成为“系统性顽疾”。

在“下跪”的一个月前，法国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专门调查神职人员性虐待儿童事件的组织，提交了一份厚达2500页的报告。它揭露了法国神职人员1950年至今性虐待儿童（包括对未成年人的所有性侵犯类型）的罪行。

21.6万名儿童，只是教会神职人员侵犯的数字。如果把范围扩大，将那些与教会和宗教活动有关的人士全算进来（如天主教教育机构的老师、从事教义或牧师服务的非专业人员、童子军或其他天主教青年运动的领导人等），受害者人数增加至33万名——这是根据现有资料和站出来指证的受害者得出的保守数字。

委员会发现了存在多达3200名性侵加害者的证据，这占据了全法国神职人员的2.7%，而调查委员会负责人Jean-Marc Sauvé对媒体表示，“这可能是低估了”。

同时，调查委员会将教会性暴力事件置于法国所有性暴力中进行分析，来自神职人员的性暴力行为占全国的4%。

在比较未成年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所遭受性虐待普遍性时，却发现天主教堂是除亲友圈以外，性暴力或虐待发生率最高的地方。一名受害者在“证词报告”中如此写道：“从任何意义上说，教区和教堂都是真正的妓院。”

21.6万名儿童中，多数是10-13岁的男孩。在那些恋童癖（神职人员）眼里，过了13岁的孩子，就没了吸引力。

这些孩子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将神职人员当成权威，给予绝对的信任，他们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没有想到，身为神职人员的神父、牧师或修女，会做出这些罪恶的事情。

受害者在“证词报告”中多次提到，在公开场合和父母面前，那些侵犯他们的神职人员都正派、有礼貌、值得尊敬。

这些侵害儿童的神职人员正是利用了这份权威和信任，因此，由他们提出单独带孩子出去学习、游玩时，不会引起家长疑心。即便他们提及性话题，有家长会认为那是在进行性教育而高兴。

有时这一侵犯更显得肆无忌惮。一位受害者在“证词报告”中记述，在他们自己家的客厅，前来教诲的神父侵犯了自己，而当时，父母就在自己家楼下的商店中。

上述报告指出，1950年-1970年，是神职人员性侵儿童最严重的时期，1970年-1990年，该现象稍有减少，本世纪以来，又有所增加。

“这些受害者，他们成为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真相的参与者。正是由于他们，本报告才得以构思和编写。”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在报告摘要中说道，这桩丑闻之所以能公之于众，归功于受害者的勇气。

在漫长的时间里，受害者自己吞咽痛苦，不愿提起让他们窒息的往事。他们短暂地忘记过那些经历，但总会在之后的某个时刻猛烈地想起，并被那些记忆强烈地折磨。

在“证词报告”中，几乎每个受害者在回忆那些经历时，都提到了一个字——脏。他们还受到羞耻心的折磨。因为经历过那些事后，他们觉得自己变“脏”了，不知如何接纳自己，更不敢让别人接纳。

一个自杀的受害者在遗言里写道：

“关于我的葬礼，我不想去教堂，太多关于一个肮脏的牧师的糟糕回忆，他侵犯了我的整个童年。我的生活早已完蛋了。别找我的照片，我没有，我一直躲着，我觉得很脏。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相信任何人。现在是2004年6月20日星期日早上6:30。我和死亡有个约会。”

有人在被侵犯后患上抑郁症，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深陷羞耻和痛苦的回忆，找不到真正的凭依。

另一个受害者写道：“强奸儿童是一种完美的犯罪。”这道出了受害者的无助。性侵害发生后，起初，身为儿童的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一种伤害。因为那些行为大都以“神圣”的名义进行。

待知晓伤害后，他们又不知道告诉谁。有人告诉过父母，但基于他们对神职人员的信任，反而觉得是孩子在撒谎。此时，“这种自尊和自信被破坏所造成的痛苦立刻被一种巨大的羞耻感和罪恶感所占据。”有受害者称“这是一种双重创伤，我们被迫生长，尽可能地生存，就像一只翅膀被剪掉的小鸟。”

即便有的父母相信了此事，但也因为强烈的羞耻心，将此事掩住不提，就此作罢。

强迫自己忘掉那些经历，起初，这的确奏效。有受害者在“证词报告”中提到，“创伤会沉淀并导致健忘”“完全被遗忘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那个卑鄙的人不得不浮出水面，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他的脸，他的气味和他的暴力永远不会离开我。他的存在总是那么真实，那么有形，那么难以忍受。”

创伤如影随形。“有时当我和妻子亲热时，牧师的影子总是在我头顶盘旋。”一位受害者写道。有人试图以组建家庭来缓和伤痛，但最后仍被伤痛反噬，自己拆散了自己组建的家庭。

与他们相比，施害的神职人员几乎没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上述调查报告指出，面对这一系统性的犯罪，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做出的直接反应是保护自己的机构。“它对遭受虐待的人表现出完全的、残酷的冷漠。”

一直到2015年左右，受害者才被教会承认，他们也才开始采取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但效果乏善可陈。

2018年，法国天主教会组织委托成立“法国教会性虐待问题独立委员会”，对教会的性侵问题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由21个跨学科专家组成，独立于教会和各方。他们历时近三年，完成2500页的报告。追溯到的70年性侵丑闻史，也让教会的信誉遭受巨大打击。

神职人员性侵儿童不止发生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爱尔兰、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等，都有同类案件发生。

2016年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聚焦》，反映了美国神职人员性侵儿童的丑闻。隐藏的黑幕由一件牧师性骚扰教区孩子的事情揭开一角，随着记者调查，发现背后涉及数百名受害者。之前被发现时，教会都进行私下赔偿，并找人掩盖了罪行。

记者们的调查也遭到当地官员、教会内外的掣肘。最后，黑幕被彻底揭开，受害者的举报信和电话如雪片般飞来。

电影获奖后的第三年，美国89岁的红衣主教西奥多·麦里克（Theodore McCarrick）因被指控性侵儿童和强迫发生性关系，被罗马教廷解除神职。红衣主教是天主教会中，神职仅次于教皇的人物。

同样是2019年2月，澳洲红衣主教乔治·佩尔被判性侵两名男孩罪名成立。这场“审判”持续了3年，期间澳方还就此事发布了罕见的媒体禁令。乔治·佩尔的背后，也是诸多澳大利亚儿童被性侵的悲惨往事。

2010年，BBC报道称，一名教会调查人员公布了比利时约300起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性虐待案件。10年过去后，今年9月13日，布鲁塞尔时报称，2020年，比利时教会发生59起性虐待事件。

这样的报道可以列好几张清单。

2014年，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在接受意大利《共和报》采访时表示，大约50个天主教神父中就有1个恋童癖者。那时，教皇就表示要采取措施整治神职人员恋童癖问题。但十余年过去，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追责同样面临现实困难，比如按照法国的法律，此次调查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大多数侵害，早已过了诉讼时效。有些施害者甚至已经离世，更是难以追究责任。

调查委员会给教会和法国当局提了45项预防和解决此类事件的建议，包括修改教会的教规，延长此类事件的诉讼有效期、建立赔偿机制、对神父和牧师进行心理评估等。

但教会愿意做出多大的补救和改变？建议是否被采纳，如何执行，是否有效，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