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正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的“广东摄影 百年之路”——百年百位名家作品展（广州站），我们得以重新回望广东摄影和中国摄影最初的开启。

光学成像原理最早的记录，见于公元前400年中国的思想家墨子，及公元前330年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19世纪30年代，巴黎的达盖尔和伦敦的塔尔博特都利用银化物与光的化学反应生成了图像，并于1839年先后宣布自己发明了摄影术。

身为法国财政贸易部代表的于勒·埃及尔和传教士南格禄，被认为是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他们坐着法国拉萼尼使团的战舰来华。埃及尔的随身行李中，有一只大木箱，装着一架笨重的银版照相机。在不平等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间隙，于勒·埃及尔将中方代表、两广总督耆英叫住，拍下了他的一张正面半身像。这被认为是有关中国的第一张人像作品，目前收藏在巴黎的法国摄影博物馆里。

耆英肖像

埃及尔还在澳门和广州附近拍摄了大量照片。目前至少有37张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里。根据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等资料，研究者们甄别出了大约31张的内容。除9幅有关澳门外，其余皆为有关广州的作品。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外国商馆、羊城风貌、海山仙馆和人物照片四个方面。除了耆英外，他还拍下了当时的粤海关监督，以及一位“满人将军”和作为耆英谈判代表的赵长麟等，还拍摄了若干广州人家的家人、保姆。他也拍了一些街景：一个老妇人提着鸡笼，一个少年将辫子盘在头上，另外两个人头戴斗笠，一个扛着扁担，一个徒手，侧着身子走路，四个人都光着脚。他曾记录自己“一天换了十到十二张板（指摄影银版），累得精疲力竭”。

广州街景

他和他的照相机很快便成了“满城传说的奇特发明”，不少达官显贵结伴前来观摩。

这批照片是迄今为止已发现存世的最早中国影像。学者章文钦、管亚东曾对这批照片进行过专门的梳理和探讨。

拉萼尼使团在广州期间，住在十三行商馆区。埃及尔在这里靖远街的南段，拍下了包括美国馆、新英国馆的六座商馆。他还喜欢爬上商馆后座的屋顶，以更开阔的视野，自北向南进行拍摄，“照片上珠江如练，帆樯梭织；花园中树木葱茏，生机盎然。商馆的金字形屋顶或一式横向，井然有序；或纵横相向，错落有致”。从照片上还能看到，同文街、靖远街、新豆栏等一部分行外商人（与“行商”相对——记者注）的屋顶上，建有东方式的小平台，可以在日落晚凉时分，在这里享受清新的空气，看到街坊邻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海山仙馆旧时位于广州城西，珠江岸边泮塘与荔枝湾之间。风廊水榭，绵亘十里。这里也是当时广东官吏和钦差大臣会见各国公使、领事之地。埃及尔在《黄埔条约》谈判期间，在澳门认识了担任耆英的谈判代表的园主潘仕成。使团来到广州后，潘仕成于11月21日邀请埃及尔带上照相机，到园中做客。埃及尔随即为这座道光、咸丰年间岭南第一名园，留下了三张照片，从中可以看到主楼及其周边附属建筑、湖榭等的美丽景观。根据埃及尔的日记，他应该还给潘家老小拍了照片。

一些研究者认为，耆英对摄影术表现出的接受态度，对于摄影在中国推广作用很大。1843年，耆英在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曾接受了对方赠予的本人及妻女的照片。这似乎让他认为，赠送肖像是外交场合中不可缺少的礼节。在同拉萼尼谈判期间，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四国官员向他索取“小照”，他很快将埃及尔给自己拍摄的一式四份“小照”分赠，并将此事写进了给道光皇帝的奏章中。

章文钦等指出，在较早接触西方事物的广州和澳门，人们对摄影这一新鲜事物并未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反而非常好奇。可惜这些达官贵人照相之后，大都将照片要去。由于存放等原因，它们可能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1860年前后，外国人开始在广州、上海等地开设照相馆，或销售摄影耗材和照片，中国摄影进入商业时代。清代宦游粤东的广西桂林人倪鸿曾写过一首《观西人以镜取影歌》，描述一位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内开了一个照相店，生意很好，“日获洋钱满一车”。

1860年，英国摄影师菲利斯·比托（Felix Beato）在广州拍摄了一批照片，涉及越秀山镇海楼、五羊仙馆、光孝寺、怀圣寺等古老建筑，原版收藏在英国伯明翰博物馆。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也是一位在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人。1862~1866年,他在中国旅行拍照，1869年他再次来中国，并且第一次进入广东内地旅行。他雇用了八个人，背负笨重的湿版法照相器材，从香港启程，经过广州、台湾、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到贵州，以后又北上，到达天津和北京。

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尝试进入摄影领域，其中不少人还是从画师转行的。1851年，画师周森峰、张老秋、谢芬合资向外国士兵学习技术。几年后，周森峰留香港，谢芬去福州，张老秋回广州，各自开设了照相馆。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维宣

（部分图片据资料图片）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