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楼 两代画家 三张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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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经改造提升后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以下简称“全总”)以崭新面貌正式对外开放。

这栋老建筑,承载着中国工运的历史和精神,见证了风云激荡的大历史,也记录了许许多多的小细节。

日月无言,山河静谧。当我们伸手触摸多年前历史的翅膀掠过城市时留下的余波,有些涟漪依旧清晰,有些纹路却似乎模糊难辨。

历史需要记录,也需要还原和复现。

如果我们能将更多的历史场景重新放入曾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地点,这些地点是否就能“活”起来?那无数的人声、风声、潮声,是否会离我们不再遥远?

在全总旧址重新开放之前的几个月里,两位广州画家,一老一少,在位于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的旧址里进进出出,仔细揣摩。

开放那天,在基本陈列与复原陈列中,我们看到了3幅全新的画作——《1926·少奇同志在全总》《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各罢工补习学校开学典礼》。

历史的场景,似乎扑面而来。

在少奇同志当年的办公室里 挂一张他工作的画

负责日常管理全总旧址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革博)专家告诉记者,升级后的全总旧址基本陈列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的历史来铺陈,将众多的历史资料、文物安排进“创建:全总的成立”“领导工人运动”“培养工运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发展工会组织”“前行:永远跟党走”6个部分之中,并以中共一大至中共四大关于工会与工人运动的重要决议为轴心,将各个部分的内容串联在一起。同时在空间上围绕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时期的部门设置,遵循“呈现原状,真实可信”的原则进行复原展示。

也就是说,当我们走进“全总”小楼,看到的正是90多年前那些热血昂扬的革命者们每日看到的建筑格局;我们脚下,正是他们每日走过的路。

走上二楼,是一间三面被房间围着的大厅。大厅的西北角是一间小房间,在陈列中做成了开放的样式,以一道半人高的木栅栏稍微拦起。这是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处”,也是“全总”第一届副委员长,第二届常委、秘书长刘少奇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墙上,是著名油画家,原广东省美协秘书长、专职副主席潘嘉俊画的《1926·少奇同志在全总》。画幅不大,看上去就像人们办公室中常见的一张装饰画。画面也简洁,刘少奇同志坐在办公桌前,对着面前几张铺开的纸,握着毛笔沉思。

“我们可以看到他旁边有一个随身带的记事本,反映他是深入革命斗争第一线,有很多素材、很多资料后才动笔写作,”潘嘉俊对记者说,“旁边还有文件、卷宗,有《工会组织法》的讲义。背后是一个报刊架、书架,放在第一张的是《工人之路》——全总的机关报,当时的编辑部就是在这里。”

刘少奇穿着土布衫,握笔的手显得很有力量。“少奇同志当时应该穿西装比较少,方便他深入群众,”潘嘉俊说。他还在刘少奇身旁的窗台上画了一盏煤油灯,“当时经常停电,会用煤油灯来应急,在这里主要是衬托一下画面”。

“馆里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面,画一幅他在写作的画。”潘嘉俊说,少奇同志在广州参加了两次全国劳动大会,全总的很多文件由他起草,他也在这里联系工人运动的各个革命团体,协调他们实现了大团结,还到第一线做了很多工作,当时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邓中夏、苏兆征,“他有很多活动,一幅画不可能都表现出来,所以这个画就选择了很单纯的场景,就是在写作”。他写的东西没有特别来表现,“我觉得可以是为劳动大会起草的文件,或者发言稿,也可以是为全国总工会起草的文件,或者为报刊提供的信息,同时他还要对党中央负责,与周恩来等同志,与中共广东区委联系”。

革博陈列编辑段玉芳告诉记者,全总秘书处的场景复原和潘嘉俊老师的油画,都参考了1926年1月至1927年1月在广州全总任总务及寄发《工人之路》到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陈立仁1964年接受馆方专家采访时的口述资料,“靠西窗横放一办公桌,这就是刘少奇同志的办公桌。坐藤椅,面向北,台面有吸水纸板,有盖有耳茶杯,长方形墨砚(无盖),毛笔只是用铜套套的(没插)。靠西墙一端放有书报之类东西。桌上有一吊馼电灯……背后即西南角有一书橱,高约180公分,宽110公分,黄色,木质不大好,有脚……”

而在潘嘉俊的画中,刘少奇的座位和办公桌的朝向正好与实景掉转了180度。这是画家笔下,一点有关历史的写意。

记者跟着潘嘉俊在全总小楼中走。看到一张刘少奇年轻时的照片,大家都惊呼:哎呀,不像。潘嘉俊笑着说,的确,少奇同志年轻时候的照片只有几张,而且不是很清晰,和大家熟悉的形象也不太像,所以在创作中参考了他晚年时候的一些造型。

历史画的创作,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也需要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能力和习惯——潘嘉俊说。

“三劳大”会址触动的灵感 再现不曾被拍下的瞬间

全总小楼的一层展厅中,背景墙上的大幅壁画《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报告》气势磅礴。今年4月到8月,很多个夜间,“85后”画家林志彬就在这面墙上涂涂画画,一点一点地绘出他心中“三劳大”的样子。

革博陈列编辑谢潇瑾告诉记者,目前能见到的直接反映“三劳大”的照片,只有壁画北侧墙上挂着的一张与会代表在门口入场的。会场内景怎样?看不到。但在《工人之路》中,能找到12天会程的详细记录,以及对会场场景的详细描摹。

“三劳大”的会议地点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即今广东咨议局旧址内。据记述,开会时礼堂内中悬孙中山先生像,旁置工旗、农旗等旗帜,两旁大柱分挂丈长之红布,大书各种革命标语,礼堂门首红旗招展,“一入其中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报告》是全总旧址第一幅大壁画。油画描绘的是第5天(5月5日)的会议上,全总副委员长刘少奇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的情景。当天参会人数约400人,除广东、广西、上海、香港、山东等各地工会代表外,还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外国工会代表,及广东军、政、商、学各界代表。

林志彬手头虽然没有 “三劳大”的内场照片,但革博提供的材料里有“二劳大”的,现场气氛是可以借鉴的。不过这张照片上只有主席台的正面,其余就是大量的背影,平铺直叙表现的话,对大幅画作来说不仅画面单调,一些需要表现的内容也会被背影遮蔽。“当时参加‘三劳大’的代表们都是从各地赶来的,他们在大会上是怎样的状态,对报告有怎样的看法,直接这样来画肯定是画不出来的。”他说。

灵感触发来自对会议旧址的踏勘。

“咨议局的穹顶结构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去到现场之后感觉非常受震撼,一下子就有思路了,”林志彬说,“感觉可以把画面设计成一个弧形的会场。这样与会者就可以做到面面俱到,从背影到侧面、正面,都能兼顾到,可以填充很多内容。而且当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圆心的时候,对于会场主席台中央的人能构成非常好的烘托。”

历史资料显示,刘少奇的报告是在5月5日上午11点左右做的,“所以阳光刚好就是从斜上方的角度下来,我就觉得‘哦,光线可以参与到氛围的营造!’”他说。

“在初稿里我把作报告的刘少奇和主席台上的邓中夏等主席团成员平均分布,”林志彬说,“但后来发现,可以做一个正副中心的设计。”于是他在刘少奇身前加了一张演讲台,并把他安排在了主席台座位稍前的位置,在画面上与邓中夏等人构成了层次递进的关系,更好地突出了作报告的瞬间。

全总旧址基本陈列首次展出全总在广州创办工人学校和劳动学院的情况,明晰各个学校创办的时间、地点、教学方式、师资、学生等。《中华全国总工会各罢工补习学校开学典礼》就是对这部分内容的再现。这张画采用了近平视的角度,引着观众的视线从当时会场的后方望向铺着红布的主席台。

段玉芳介绍,省港大罢工爆发将近一年之久,全总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整顿罢工战线、训练工人骨干等的考虑,设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期间,教育宣传委员会开办了一所劳动学院、八所罢工补习学校、八所工人子弟学校、一所总俱乐部、一所罢工妇女工读学校、五所补习宣传学校。 1926年8月15日11时,举办了一场总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的地点在九曜坊省教育会,“这个地方后来拆掉了,没有现场遗留,也没有图片资料,只有史料的记载。” 林志彬说。

史载,开学典礼“场内布置极为庄严,标语满壁,来宾与学生至者不下二千人”。教宣会主任张瑞成介绍了设立教育宣传委员会的经过,各学校的师资、课程设置等。

除张瑞成外,油画中的鲍罗廷、谭延闿、张静江、陈树人、刘尔崧、陈其瑗等人也是在资料中有明确记载的。林志彬还在主席台侧画上了镲、鼓、号等乐器和乐手,因为典礼上举行了“歌诗、跳舞、白话戏、锣鼓戏、电影等助兴游艺活动”。

林志彬说,画这两幅的那段时间,自己好像变成了全总旧址的一个“守门人”。他常常在傍晚改造工程的工人下班后才进馆,画到深夜一两点,“整个楼里只有我和那些保安,很静”。

为什么除了文物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历史画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有数以万计的馆藏,当中许多与全总及中国工运史相关,为什么还要通过绘画来再现历史呢?

“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劳动大会一共召开了6次,其中有3次在广州,”谢潇瑾说, “三劳大”是第一次以全总名义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对于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对于支持北伐,意义都很大。遗憾的是它没有留下更多的图像资料。所以展线到了这里,就希望有一个专门的场景,以艺术再创作来呈现“三劳大”的历史画面。而之所以选择刘少奇作报告的场景,一是因为他是以实际主持工作的全总副委员长身份对全总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和展望,二也是可以与二楼秘书处中的刘少奇主题油画形成呼应。

“复原一定要是真实的。”段玉芳告诉记者,馆内的专家团队对油画要表现的内容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比如刘少奇在“全总”工作的时间有两段——1925年5月,1926年2月19日—10月,确定《1926·少奇同志在全总》主题的时候就选择了后面这个时间段。因为陈立仁看到的只能是这段时间的情形。

“视觉跟读文字不一样,一些历史事件没有留下刚好符合陈列要求的照片,那就要靠艺术家对那段历史、对事件、对人物的了解、认识来塑造出历史画面。”潘嘉俊说,历史画创作经常讲有四大功能:认知功能——让大家对那个历史事件、那段历史,通过你的画去认识;审美功能——经过艺术家的处理,所表现的东西是符合审美需求的,是摄影作品所记录下来的画面不一定能达到的;教化功能——通过这个作品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历史上这个事件的历史地位、对社会的作用,通过看这个作品可以思考;文献功能——好的、成功的历史画,应该是一种留给今后的文献。比如原广东美协主席汤小铭的名作《永不休战》原本就是为鲁迅纪念馆的基本陈列画的。又如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也是委托创作成了经典,“当时欧洲社会的状况、拿破仑加盟的情况,通过这幅油画可以考究出很多东西”。

“观众驻足在画作的前面是有他的思考、共鸣的,一幅画比读一段文字可能对人的感化和启迪的作用更直观、更直接,” 潘嘉俊说,“这也是画家的荣誉。”

“像潘老师这一代的老艺术家,跟那个时代更接近一点,他们更能体会到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还有像潘老师他们画这么多的历史题材以后,对人物的‘英雄感’那种老辣的表现,目前是我们年轻人所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我们年轻人站在这个时间轴上面,有一种‘远观’的效果。”林志彬说。

一座小楼,两代画家,三张油画。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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